中国人是一个喜欢仪式感的民族。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象征着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异军突起一样，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召开似乎象征着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全面升级。

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升级版的主要特征似乎是：第一，中国政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一方面致力于改造与提升固有机制（例如APEC），另一方面努力主导创建新的机制（例如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与一路一带建设）；第二，以基础设施为主导行业，促进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此来消化国内积累起来的过剩产能；第三，注重运用金融杠杆。中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资金为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与丝路基金等注入资本金，希望以此来撬动更大规模的银行融资或民间资本；第四，属于传统经济外交策略的重要拓展，试图通过增加对周边国家的直接投资来获得这些国家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更大程度的认同；第五，试图对抗美国以自身为主导的TPP与TTIP建设。无论是RCEP还是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新形势下试图突破美国钳制、创设更具主动性的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努力。

不容否认，对外经济战略的全面升级，是中国政府基于对当前国内外诸多环境因素的全面考量，并从解决自身现实问题出发，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新策略。这一策略，至少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面临的如下问题：第一，外汇储备高企与投资渠道匮乏。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由于大部分只能投资于发达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乏善可陈。尤其是与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收益率差距更是有云泥之别。这造成了尽管中国是一个国际净债权人，但中国还在向其他国家净支付利息的扭曲局面。通过鼓励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政府试图达到加强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从而提高主权外汇资产投资收益率的目的；第二，试图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与金融系统性风险。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率显著上升，这造成企业部门负债高居不下，给宏观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问题均造成很大隐患。通过扩大中国企业对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客观上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目前积累起来的庞大产能，从而缓解企业去杠杆的压力，促进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第三，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冲突，改善中国周边外交的紧张局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制造的全球畅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尤其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显著上升，这客观上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提供了战略空间。因此，通过加强与亚太区域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中国政府期望能够缓和周边国家的疑惧情绪，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

如上所述，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全面升级的确有其客观性与必要性。然而，现实永远比理想更加复杂，为了让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升级版推进得更加扎实与更可持续，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至少应充分考虑如下问题：

1. 如何切实提高中国主权资产的海外投资收益率？最近市场喜欢把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升级版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因为众多周知，美国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然而，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是市场机制已经基本健全、仅仅是被二战夷为平地的西欧国家。即使没有马歇尔计划，这些国家也必然复苏无疑，马歇尔计划仅仅是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复苏而已。相反，未来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重点，是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建立、国内政治制度尚不稳定的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于这些国家的风险，无疑远远超过当初美国投资于西欧国家面临的风险。此外，考虑到未来中国通过上述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的一大特点是收益率偏低，因此，在确保投资安全的基础上，如何确保未来的中国对外投资能够获得满意回报，从而改善中国的海外投资净收益，这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制度设计方面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2. 如何切实改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态度？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对外提供的援助越多，这个国家被其他国家的接受程度未必越高。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有关各方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军事、经济实力不同，软实力更强调文化、制度与价值观。例如，中国政府在建国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度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赢取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作为盟友。中国经济的崛起本来就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因此，中国政府主导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很容易加深而非缓解周边国家的抵制与疑虑情绪。对中国政府而言，最不值当的结果是，我们花了钱，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却不减反增。因此，要切实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态度，功夫实则在钱外。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真诚、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帮助周边国家解决其面临的紧迫问题、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交流。事实上，与传统的霸权理论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情怀，对小国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3. 如何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空间，就应该尽量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目前美国与中国仍在很多问题上（例如反恐、全球经济复苏、朝鲜问题）有着共同利益，中美外交应该更加强调共同利益，而非彼此之间的分歧。特别是考虑到，在共和党把持了参议院以后，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能变得更为强硬，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都会卷土重来，因此，如何能够与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在合作中求发展，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例如，如何进一步加快中美BIT谈判？在建设RCEP与亚太自贸区的同时能否主动与TPP保持密切接触？如何与美国在气候变化等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谈判中加强合作？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4. 如何克服对外经济战略升级版与国内结构性调整之间的冲突？假设未来几年内，中国真的能够通过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而成功地多元化主权外汇资产投资、缓解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会降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力？中国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由于若干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向来具有压力驱动或危机意识驱动的特点。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找到新的外部机制来缓解外汇储备飙升与产能过剩突出的问题，上述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是否会被再次束之高阁？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发展壮大的动力主要仍将源自内部，因此，如何在实施对外经济战略升级版的过程中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实乃中国政府不容回避的重要挑战。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2014年11月17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