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货币战争》这本书在国内流传一时，影响甚广，毁誉参半。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我的朋友何帆博士有一次碰到一个网友。这位网友责备他说，“你连《货币战争》居然都没有看过，我简直没法跟你讨论”。呵呵。

    作为国际金融的研究者，汇率问题自然是我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关于汇率问题的畅销书很多，但具有可读性的只有十之一二，关于历史上货币博弈的严肃著作更是寥寥无几。但近日阅读了《货币与强制》一书中文版，弥补了笔者的上述遗憾。书中关于历史上大国货币战的回顾，更是让笔者脑洞大开，受益匪浅。

    《货币与强制》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这位老兄我曾经在欧洲的一次研讨会上见过面，他还曾经给我寄了一本由他主编的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英文论文集。但坦白地讲，我之前对他的研究所知甚少，还是阅读这本书的过程，让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学术思想。

    《货币与强制》这本书，体现了作者的学术野心。他试图构建一个关于货币权力的理论框架，并用20世纪的诸多案例来检验自己的框架。应该说，这本书相当完美地展现了他的上述努力，并成为国际货币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绕过的一本著作。

     作者将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形式分为进行货币操控（Currency Manipulation）、利用货币依赖（Monetary Dependence）与实施体系破坏（Systemic Disruption）三种。所谓货币操控，是指通过采取各种行动来影响目标国货币的价值与稳定。所谓货币依赖，是指一国利用由本币构成的国际势力范围来做文章。所谓体系破坏，是指通过特定行为破坏某特定国际或区域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作者将国际货币权力的运用视为经济外交的一部分，该权利可以与援助、贸易、金融等其他经济强制工具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货币操控按照动机与方法两个维度，可以分为保护型、放任型、消极型与劫掠型四种。其中，保护型与放任型是支持目标国的正面货币操控，而消极型与劫掠型是惩罚目标国的负面货币操控。更进一步的，保护型与劫掠型是积极的货币操控，而放任型与消极型是静观其变的货币操控。

    关于货币操控，作者讲了两个经典案例。案例一是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劫掠型货币操控，以及英美对中国政府的保护型货币操控。由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已经放弃了白银本位制，实施没有贵金属支撑的法币体系。而维持国民政府合法性的关键，即在于维持法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策略来攻击法币：第一，发行傀儡政府货币与军用代金券；第二，用傀儡货币与军用代金券来收购法币；第三，用法币购买美元。通过上述操作，日本政府一度迫使法币对美元显著贬值，而这无疑会削弱国民政府组织抗战的能力。为了对国民政府进行支持，英国与美国政府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保护型货币操控，这种货币操控方法的重点是，第一，用偏高的价格从国民政府手中购买白银，从而增加国民政府的美元与英镑储备水平，进而增强其保卫法币汇率的能力；第二，直接向国民政府发放英镑或美元计价的中长期贷款。最终，英美的保护型货币操控战胜了日本的劫掠型货币操控。

    案例二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解决。1956年10月31日，英国与法国军队仅供埃及，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美国政府是如何向英国政府施压的呢？第一，美国政府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抛售英镑，压低英镑汇率；第二，美国政府敦促IMF否决了对英国的贷款申请；第三，美国政府向英国表示，如果后者撤军，前者将向后者提供贷款援助，其中，前两条属于劫掠型货币操控，第三条属于保护型货币操控，通过这一三管齐下的货币权力实施方式，苏伊士运河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对货币依赖的利用有强迫（Enforcement）、驱逐（Expulsion）、榨取（Extraction）与诱陷（Entrapment）这四种基本方式。其中，强迫是指通过操纵体系规则来制裁或支持成员国，驱逐是指威胁将成员国驱逐出特定体系，榨取是指利用体系的规则和结果来攫取成员国财富，而诱陷是指通过引诱一国参与到某货币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该国家的整体偏好以及扶植支持参与货币体系的国内利益集团，最后促使该国持续融入该货币体系。

    利用货币依赖的经典案例，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集团的建立。针对一些南欧与东欧的小国，德国政府通过如下策略实施了货币权力。第一，人为抬高马克的汇率，这样就使得南欧与东欧小国在与德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大量马克收入；第二，德国政府建立了马克外汇清算体系，要求南欧与东欧顺差国必须把获得的马克外汇存放在德国的清算体系内，而且指定用于购买德国商品；第三，德国政府通过上述体系从东欧国家进口大量原材料，并通过在西欧销售这些原材料，从而获得大量英镑或美元硬通货，但德国政府支持给东欧国家的却仅仅是被冻结的马克（本质上是一种赊账）。通过上述策略，德国政府不仅加强了东欧与南欧小国对自己的依赖性（后者会千方百计维持本币兑马克的汇率稳定），而且成功地将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

    体系破坏可区分为策略性破坏与颠覆性破坏。颠覆性破坏的目的是通过摧毁某种国际货币体系来削弱该体系的领导国与成员国，而策略性破坏是指既想方设法对一种体系进行破坏，又确保不要彻底摧毁这种体系，以此来谋求一些实际利益。不难看出，实施颠覆性破坏的国家不是该体系的成员国，而实施策略性破坏的国家恰好是该体系的成员国。

    策略性破坏的经典案例，则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金汇兑本位制时期，法国利用货币权力向英国施压的案例。在一战之后，削弱德国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但由于对英国的绥靖态度不满意，法国政府就屡次通过货币权力对英国施压。法国政府货币权力的基础是，由于长期对英国保持贸易顺差，导致法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英镑储备。当时英国政府相当重视英镑对黄金价格的稳定。这就为法国政府的攻击提供了基础。每当英国人的外交政策令法国人不满的，法国人就将手中的英镑储备在伦敦大量兑换黄金，并将黄金由伦敦运回巴黎。这种进攻策略曾经一度屡屡让英国人就范。众所周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戴高乐政府也屡屡运用黄金武器向美国政府施压。也难怪法国政府被作者称为是货币武器运用得最为娴熟的政府。

    不过，货币权力的运用也并非总是得心应手的。作者指出，货币权力的实施至少面临三种制约因素，也即反弹（Feedback）、规避（Circumvention）与防御（Defense）。所谓反弹，是指货币权力的实施可能会危及实施国自身利益或其他政策目标，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谓规避，是指目标国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躲避制裁导致的消极影响，例如退出当前的货币体系而加入其他货币体系。所谓防御，是指目标国为了避免遭受制裁而采取的一些保护手段。简言之，货币权力的实施成功与否，取决于实施国与目标国各自的成本收益考量。

    尽管这本书英文原著完成于1995年，但读者不难发现，此书在当前也具备相当强的现实意义。例如，中国是否被美国诱陷在后者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了？中国一方面持有大量收益率极低的外汇储备（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另一方面却吸收了大量收益率很高的FDI，以至于中国成为一个支付利息的净债权人，而美国成为一个接收利息的净债务人，这种悲催的结局是否是一种有意设计的结果？再如，德国是否在利用南欧国家对欧元区的货币依赖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尽管南欧国家知道紧缩性财政政策既不利于短期增长，也不利于债务的可持续性，但在德国的压力下还是不得不唯唯诺诺。再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是一种劫掠型货币操控？个别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地压低了本币汇率，促进了本国出口增长，但这是以其他国家的相应损失为代价的，这是否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战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是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李巍教授。李巍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青年才俊，研究成果丰硕。由他翻译的这本书文笔流畅、逻辑严谨，相当值得一读。他本人关于货币权力的新著《制衡美元：政治领导与货币扩张》也是国内IPE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此向读者们推荐。

《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乔纳森·科什纳著，李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10月版。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2015年8月11日，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