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国别-行业两个维度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基尼系数和行业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从资本深化和资本替代劳动力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相关机制。国别层面，对1981~2021年间共14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显著提高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程度可以解释这一影响在国别之间的异质性。行业层面，对1995~2021年间29个国家的行业层面数据分析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较多的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提高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会更显著地降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价格，提高其资本存量和产出份额，并在短期内吸引劳动力流入。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行业中，资本账户开放会促使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就业，改变资本-劳动替代关系。本文为资本账户开放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提供了行业层面的证据，对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进程中如何防范收入分配失衡风险具有启示作用。

一、引言

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对于增长或是分配的潜在影响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优化国际资本的资源配置，提高资金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促进国内金融部门发展，提高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改善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同时也为全球金融风险提供了传播和放大的渠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弱，若短期资本流动在新兴经济体发生大幅逆转和波动，则可能会对其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破坏，这通常也会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应该如何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了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不平等问题也在逐渐凸显。如图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增速都高于世界水平，但是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曲线在前1%和0.1%的高收入者处出现了陡峭上升。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的数据计算，2000~2021年，中国前1%的高收入者获得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17.0%的收益，而后50%中低收入人口的总收入增长仅占国民收入增长的12.8%，如果考虑人均收入增长的变化，前者约是后者的66.2倍。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普惠和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式促进共同富裕，但是也可能带来额外的金融风险和收入两级分化，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强有力的监管则是预防这种风险的重要条件。

直觉上，如果资本账户开放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本国居民和企业的融资约束，将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但是资本账户开放后也可能会对资本议价能力和劳动力技能溢价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资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回报率，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和工资不平等。现实中，发达国家资本开放程度都相对很高，存在资本账户开放需求的更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后者往往也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在风险和影响渠道，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采用国别-行业分析框架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机制，并梳理了资本账户开放后全球不同收入经济体基尼系数和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共同上升的特征事实。第二，将资本账户开放后一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总变动分解为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首次从这一角度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方式，并帮助本文聚焦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行业内收入不平等机制的相关研究。第三，从资本、劳动和劳动者技能结构三个角度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并从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上述异质性影响发生的机制。本文认为，资本账户开放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表现在降低资本成本、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推动产业扩张；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可能会因此受到损失，在劳动力成本更高的行业，资本账户开放会推动机器人替代就业。

本文的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相关文献，并简述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三节介绍本文使用的资本账户开放和不平等变量的来源和定义，对比国别和行业层面涉及的国家样本和资本账户开放情况，并从资本账户开放后各类型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及行业分解的角度梳理了特征事实。第四节是国别和行业层面的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五节报告了国别、行业层面实证检验的结果，并在稳健性检验中探讨了内生性问题和工具变量方法。第六节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

本节回顾了资本账户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文献，重点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后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和工资不平等变化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从资本深化和资本替代劳动关系的角度提出研究假设。

（一）资本账户开放和收入不平等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的迅速上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是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分配效应的讨论仍然较少，且结论差异较大。一些早期经典文献发现金融改革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总体倾向于改善收入不平等（Agnello et al.，2012；Delis et al.，2014；Bumann and Lensink，2016），但是在低收入国家或者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这种影响也会减弱或消失。更多研究则发现资本账户开放显著提高了收入不平等或劳动收入份额（Jaumotte et al.，2013；Larrain，2015；Furceri et al.，2019；余丹，2018；梅冬州等，2019；鲜雨石和符大海，2023），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张莹等，2020）。Ni and Liu（2019）采用文献荟萃法分析了23篇文献后发现，金融自由化变量的选择和国家组别不同是造成这些差异的重要原因，基于资本账户开放度开展的研究大多发现金融自由化提高了收入不平等；基于金融改革指数开展的研究则大多发现降低了不平等或不显著；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大多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加剧不平等，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许多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更倾向提高不平等（余丹，2018；梅冬州等，2019；Li and Su，2021）。进一步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制度因素是造成各国家收入组别影响差异的重要原因。

首先，高水平的金融发展是资本账户开放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条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会改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收入分配，加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Agnello et al.，2012；Bumann and Lensink，2016；Furceri and Loungani，2018；余丹，2018；张莹等，2020），如Bumann and Lensink（2016）发现只有当私人信贷占GDP之比高于25%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与金融深度相比，金融包容性可能更为重要，当金融全球化降低了不同群体获取金融资源能力的差距时，通常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Eichengreen et al.，2021；范从来和刘晓辉，2023），在金融包容性更高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向更多的公司和个人提供融资机会从而改善收入不平等（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Eichengreen et al.，2021；Cerra et al.，2021）。

其次，制度质量同样也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分配效应的重要条件。更高的制度质量和监管水平有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加强金融风险分担、减少寻租行为和预防资本外逃，因此有助于抑制资本账户开放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效果（Delis et al.，2014；De Haan and Sturm，2017；Sukmana and Ibrahim，2018，张莹等，2020）。在税收制度安排方面，Piketty et al.（2011）、Rothschild and Scheuer（2016）均指出最高税率的下降会导致寻租增加，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特别是最高收入份额的增加，不利于广泛的收入增长。

此外，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Delis et al.（2014）发现总体资本流动自由化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改善不平等。但证券资本流动自由化会显著提高收入不平等，可能因为证券资本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李兴申等，2024）和富人群体。Liu et al.（2023）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储蓄、企业投资和银行中介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发现，资本流入的激增会不成比例地提高企业家收入，而资本流出则会提高家庭收入，因此资本流入会扩大不平等而资本流出则有助于降低不平等。Kumar and Dash（2024）采用了跨国银行、企业和主权资本流动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跨国银行资本流动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这种影响在金融包容性更高的国家会更为显著；跨国企业资本流动则会提高收入不平等，在劳动收入份额较低而股息分配较高的国家这种影响会更显著。

也有部分学者以“沪港通”作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内薪酬差距。江红莉等（2022）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通过资本深化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机制，降低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而且这一影响对普通员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张昭等（2020）则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降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主要是通过强化上市企业监事会的内部监督效果，外部法律环境也起到了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设1：整体来看，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收入不平等。

（二）资本账户开放和行业收入不平等

资本账户开放影响行业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机制是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已有研究基本也都是在不同角度对此进行拓展验证。一项最为直接的研究是，资本账户开放倾向于提高使用裁员来应对冲击的行业、资本和劳动力替代弹性较高的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Furceri et al.，2019）。

资本账户开放提高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是影响技能溢价。具体而言，资本流入通常会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因此资本账户开放之后资本流入会提高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技能溢价和影响收入不平等。Jaumotte et al.（2013）发现高技能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可以缓解金融开放带来的不平等。Larrain（2015）基于行业数据分析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后，如果资本深化发生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互补性更强的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会进一步扩大。梅冬州等（2019）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提高非OECD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这反映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已有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之后，若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性相对于资本而言更低，资本账户开放后的议价能力也可能因此下降，如Furceri et al.（2019）发现倾向于通过裁员应对压力的行业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个共识是，资本账户开放对外部融资依赖性更强的产业更为有利。Larrain（2015）发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扩展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因此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行业在资本账户开放后的资本深化程度上升。Furceri et al.（2019）基于行业数据的检验发现外部融资依赖性更强的行业中（如制造业和一些特定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房地产和餐饮住宿业），资本账户开放将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企业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Eklou and Foster（2023）利用Orbis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1995~2019年东盟五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扩大企业间收入差距、降低企业内的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借鉴了Larrain（2015）和Furceri et al.（2019）的两篇文章的研究范式，他们均采用国别-行业的双重分析框架，先基于国别数据探讨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总体影响，得出一般性结论；再使用EUKLEMS行业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控制国家层面未观测到的其他冲击对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干扰。Larrain（2015）探讨了资本账户开放后，外部融资依赖性和资本-技能互补性的异质性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Furceri et al.（2019）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后外部融资依赖性、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使用裁员来应对冲击的行业等行业异质性下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和增长的影响。这两篇文章的亮点在于作者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资本-技能互补性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等指标的测算，但这种测算方式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测算出的指标不随时间变化，这暗含的假设是样本期内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资本-技能互补性和资本-劳动替代弹性都是不变的，实际上可能存在其他因素混杂在这些异质性类别变量中影响估计结果；此外，两篇文章对于外部融资依赖性的测度结果也有较大差异。

本文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思路，构建了一个简单分析框架，首先考察了资本、劳动、技能结构三种要素如何改变资本账户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进一步从资本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异质性背后的资本深化机制和资本-劳动力替代机制。从而为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问题提供系统性分析，也可有效克服Larrain（2015）和Furceri et al.（2019）研究的不足。

（三）资本账户开放和行业收入份额：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行业数据的使用可以从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的角度进一步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机制。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是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归纳为以下三个因素：，其中K、L和表示资本、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资本账户开放后通常资本流动性会上升，因此行业对资本要素的使用需求、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和资本的匹配程度，都可能是资本账户开放后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本文参考的两篇核心文献中，Furceri et al.（2019）主要考虑的是资本深化效应和资本-劳动替代效应；Larrain（2015）构造了一个包含资本效应和互补效应的简单模型。事实上，资本深化、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可能同时存在。第一，资本账户开放后如果资本劳动之比上升，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若资本劳动之比下降，则降低劳动收入份额（Eichengreen et al., 2021），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深化后资本劳动比的增加会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提高更多（Acemoglu and Guerrieri，2012），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研究也表明，在外部融资依赖性更强的行业中，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深化效应更明显（Larrain，2015），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程度也更高（Furceri et al.，2019）。第二，资本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首先依赖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假设，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陈登科和陈诗一（2018）、Furceri et al.（2019）估计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都明显大于1，这意味着资本劳动相对价格的下降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后，资金往往更倾向和高技术行业结合（Jaumotte et al.，2013），资本账户开放会牺牲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来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Larrain，2015），资本深化通常会带来偏向型技术进步，促使资本挤出劳动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周茂等，2018）。

首先，本文从资本（K）、劳动（L）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三种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出发进行异质性分析，即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技能劳动力为主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结合上述分析可知，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在资本账户开放后上升，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密集的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受到冲击。

假设2：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低技能劳动者为主的行业收入份额下降。

其次，进一步考察上述异质性影响发生的潜在机制。一方面，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降低资本使用成本，这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有利，从而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吸引劳动力流入。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账户开放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可以降低资本价格，推动资本深化和产业扩张，进而也会吸引劳动力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特别是对于开放之前资本品价格较高的国家而言，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资本账户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更多，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假设3：相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降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价格，并提高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存量、就业人数和产出份额。

另一方面，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劳动者技能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本账户开放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深层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替代关系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替代劳动力特别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机器替人”是近年来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主要形式之一。机器人的使用通常会同时带来“生产率效应”和“劳动替代效应”，一方面会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规模和加剧集聚的渠道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易苗等，2024），另一方面也倾向于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溢价（屈小博和黄海，2024）。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是行业引入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因素，本文推测，资本账户开放后，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增多，其中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行业更有动机去融资引入新的工业机器人设备替代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

假设4：资本账户开放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行业更有动机去融资引入新的工业机器人设备，减少就业岗位，导致资本替代劳动程度加深。

三、资本账户开放和收入不平等变化：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特征事实

本部分首先介绍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和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式；其次对比本文在国别分析和行业分析中所使用的国家样本，及这两类样本中资本账户开放情况；再次从国别层面对比了不同收入类型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5年后基尼系数的变化；最后从行业层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分解。

（一）资本账户开放事件和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式

资本账户开放。衡量法定层面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一项传统指标是Chinn和Ito基于IMF《关于汇率安排和外汇限制年度报告》（AREAER）开放的Chinn-Ito指数，该指标从资本账户开放性、经常账户开放性、出口收益汇回限制和多重汇率制度存在等方面构造了度量一国资本开放程度的连续变量，该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资本开放程度越高。

参考Furceri et al.（2019）和Eichengreen et al.（2021）的研究，本文选择法定层面的资本账户开放事件（）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法定层面的资本账户开放事件相对于直接采用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而言，能够更好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具体的计算方式如下，是国家i在时间t的Chinn-Ito资本账户开放指数，其中mean和sd分别表示均值和标准差函数，对于每个国家i分别计算：

下文中提到的资本账户开放事件或是资本账户开放均代指法定层面的资本账户开放事件（）取1的情况。

收入不平等。国别层面选择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数据来源是SWIID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市场基尼系数，采用卢森堡收入研究作为数据收集和协调的标准，对基尼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相对于WIID数据库而言，SWIID数据库更好地解决了国家和年份之间的可比性问题。行业层面选择劳动收入份额（SL）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数据来自欧盟EUKLEMS数据库，该数据库2025年发布的版本提供了30个国家1995~2021年的行业层面的增长、资本和劳动力数据，其中两个指标适合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式，一是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用行业劳动收入报酬除以行业增加值得到，单位是百分比，二是工资不平等，采用行业内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除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本文选择前者作为不平等的代理变量的考虑如下：第一，资本账户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首要路径是对资本价格和资本数量带来直接冲击，其次才是对劳动力市场价格和技能结构的潜在冲击；第二，数据来源和质量差异。工资不平等的数据来自EUKLEMS的劳动力数据库，劳动收入份额的原始数据来自EUKLEMS的增长数据库，二者涵盖的行业范围不同，前者只有23个行业和加总数据，并没有对制造业进一步分类，后者则涵盖了58个行业和加总数据，其中包括制造业明细分类，这允许本文将制造业也区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从而进一步探讨资本账户开放影响不平等的相关机制。

（二）国别和行业层面所使用国家样本对比：资本账户开放情况

本文使用国别层面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的目的是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整体效应，使用行业层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目的是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角度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那么在样本的国家范围和时间范围方面，行业数据覆盖的国家能否代表跨国样本？此外，资本账户开放在行业和国别研究使用的样本中发生的频率是否有明显偏差？

本节首先以数据描述的形式初步回答这些问题（见表1），下文的国别实证研究中将以EUKLEMS国家（即行业数据覆盖的国家，下同）交互项的形式进一步验证。

第一，样本的国家和时间范围方面，将资本账户开放数据和收入不平等数据匹配后，本文得到了两套数据，其中国别数据包括140个国家和地区1981~2021年的数据，行业数据则包含29个国家在1995~2021年间的58个行业数据。行业数据主要来自欧洲，包括欧盟国家和日本、美国、英国，因为新兴经济体缺乏统一标准下对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等的统计；此外，卢森堡因为缺失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数据而不包含在样本中。

第二，尽管行业数据的国家范围（下称EUKLEMS国家）以高收入国家为主，但也不乏中等收入国家样本。特别是1996年之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许多国家在样本存续期间曾是中高收入或中低收入经济体（如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上述国家中的多数在资本账户开放当年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也都是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体，可以反映中等收入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的频率，在EUKLEMS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样本中发生的频率也很接近。首先，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发生频率和样本数量占比基本一致，都在20%左右。其次，在中高收入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频率方面也和样本数量占比基本一致，考虑到发生资本账户开放的部分高收入经济体也是转型经济体（如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可以认为EUKLEMS国家是中高收入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的代表样本。再次，时间分布上也较为均匀，EUKLEMS国家集中开放资本账户最多的时期是2001~2005年间，正是中东欧国家集中申请加入欧盟之前的时期。

最后，资本账户开放后，EUKLEMS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方向也是一致的。本文采用基尼系数（Gini）在5年后的变化表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考虑到资本账户开放影响资产价格或是资本流动的时间可能较短，但是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将需要较长的时间。如表1所示，资本账户开放5年后EUKLEMS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对于未开放国家而言，都发生了正向变化。

（三）国别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本文采用了表1中使用的方法计算资本账户开放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并且将国家收入类型进一步细分。如图2所示，相对于未开放国家而言，发生了资本账户开放事件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在五年后的变化都有所上升（对应于图中的“差值”）。这种计算方式借鉴了双重差分法的思想，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发生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和未发生的国家是否具有可比性。对此本文进一步将所有样本和EUKLEMS样本分类以提高可比性。

首先，本文将所有国家（地区）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样本。从图中来看，所有组别下的“差值”都为正，且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区别不大。

其次，本文发现EUKLEMS国家发生的16次资本账户开放事件中，有14次发生在1996年之后加入欧盟的13个国家中，其中多数发生在加入欧盟之前，一个明确的动机是，资本自由流动是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因此，选择欧盟东扩的13个国家的样本（EUKLEMS-1996EU）可以提高处理组和对照组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此外，有12次资本账户开放事件发生在曾经是中高收入或者中低收入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还构建了EUKLEMS-M国家组，包括曾经是中低收入或者中高收入的国家。调整样本后，EULEMS国家中资本账户开放5年后基尼系数提高的幅度更大。

（四）行业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后劳动收入份额的行业分解

在进行行业分析之前，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主要来自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还是来自行业结构的变迁，如高劳动收入份额行业被挤压，抑或是二者的叠加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借鉴张晓婧和丁一兵（2022）的思路，本文将一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行业内部效应和行业结构效应。计算方式如下：（1）国家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全国k个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与行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之比乘积的加总，即，由和=即可得出。（2）进一步的，可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差额
分解得到行业结构效应和行业内部效应如下：

 （4）

其中行业内部效应表示每个行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根据行业增加值（当期或下期）占比加权求和，反应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行业结构效应则表示产业结构变迁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贡献，例如劳动收入份额更高的行业所占增加值比例上升，从而带来的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将每个行业的增加值占比的变化乘以该行业当期（下期）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根据行业加总求和。

总体来看，相对于未开放国家而言，开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行业内部效应的负向影响出现更频繁，反映资本账户开放后一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更多是来自行业内部。行业结构效应则在2004年之前基本为正，即不平等程度较低行业的增加值增长缓解了总体不平等，但2012年之后行业结构效应也出现了逆转，加剧了行业不平等。

四、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五、实证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国别和行业两个层面的数据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资本账户开放会显著提高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金融发展程度的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进一步使用了行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机制。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为主的行业显著下降。对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价格降低，资本存量上升，从而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吸引劳动力流入。特别是对于开放之前资本品价格较高的国家而言，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资本账户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更多。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劳动者技能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本账户开放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深层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替代关系的变化。资本账户开放后，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增多，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行业有动机去融资引入新的工业机器人设备，减少就业岗位，导致资本替代劳动程度加深。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差异性效果。本文发现金融发展程度是调节资本账户开放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关键因素。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会加剧资本错配和收入分化。金融发展程度的调节作用可以解释资本账户开放对欧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差异化影响。因此，在稳慎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一国应持续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降低资本价格扭曲和监管薄弱风险。

第二，优化资本流动税收工具，引导资本在行业间合理分配。资本账户开放降低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价格，可能会加剧行业间资源分配的失衡。通过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征收资本税，既可以防范投机风险，也可以通过对绿色、科技、普惠等领域的资本提供额外的税收优惠，引导跨境资本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效率-公平”的动态平衡。

第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者技能升级。资本账户开放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尤其低技能岗位）降低劳动收入份额，需针对性缓解技能错配与就业转移压力。一方面，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技能再培训补贴，推动劳动力向操作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工人等高附加值岗位转型。另一方面，针对受冲击较严重的低技能行业，短期内可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或者提供过渡性就业补贴，长期仍需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