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笔者所在团队先后在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进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调研。尽管之前也多次去过新加坡，但这次在经历了雅加达的雾霾与拥堵之后再来到空气清新与交通通畅的狮城，着实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在笔者心目中的印象。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之后的发展的确称得上一大奇迹，它与香港、台湾、韩国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2014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6000美元。更重要的是，同年新加坡的人类发展指数也超过0.9，位居世界前列。

    一般提到新加坡，大家总会把它与香港进行比较。这两个城市都是金融中心城市，具有很多共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方面，新加坡的发展要比香港更好或者更加多元化：其一，新加坡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其组屋制度解决了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这要比香港还存在“笼屋”的状况好得多。从更广意义而言，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来讲，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要显著低于香港；第二，与香港目前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主不同，新加坡还有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例如制药与石化行业；第三，香港的金融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债券市场不发达，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发展更加均衡，例如有着东南亚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第四，随着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香港的地位日益受到上海与深圳的挑战。而新加坡作为全球增长潜力很大的东盟十国的金融中心，未来具有较强的难以替代性；第五，香港与新加坡都有着比较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尽管目前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规模更大，但香港市场很难说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岸市场”，而新加坡市场相对而言更具独立性。

    此外，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值得一提。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位居全球前列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是全球著名的单一政府控股的金融集团，星展银行与新加坡航空等也是很有特色的国有企业。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发展如此富有特色， 以至于“淡马锡模式”被视为当前中国央企改革的重要模板。

    这次造访新加坡，我们先后拜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与GIC等学术团体与金融机构，从中获得不少意见与建议，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的性质与范围。一带一路的概念不宜过度泛化，而应聚焦在经济领域。现在各种活动（包括文化、会展活动）都被冠上一带一路的帽子，这看似热闹，实际上让东南亚国家的人感到困扰。新加坡的学者与金融人士建议，最好能够将一带一路的内容明确界定为经贸、金融、基础设施、第三方开发等经济领域。这样既有助于沿线国家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意图，又能够打消前者的其他疑虑。

    其次，目前一带一路的声势很大，但具体细节依然乏善可陈。关于一带一路的行动方案至关重要，而这一方案应至少包括具体地带与重点项目。在出台项目清单之前，中国政府应该与沿线国家进行充分的沟通与谈判，避免出现一厢情愿的状况。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而目前政府很高调，但企业跟进有限，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此外，一带一路的行动方案也应该考虑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相互促进，比如越南的两廊一圈。最后，中国政府应该对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进行定期评估。例如，根据事先设定的日程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究竟推进到什么地步了？

    再次，目前沿线国家不知道中国国内具体负责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机构究竟是谁。目前有很多部委都在发声，也成立了一带一路领导小组，但究竟是哪家机构在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与方案制定，沿线国家并不清楚。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发改委是一个政府机构，不是一个行动主体。而发改委与国开行两者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太理解。

    第四，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都对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心存疑问。我们采访的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认为，目前中国政府的重点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RCEP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尽管我们给他们解释，说一带一路与RCEP是相辅相成的。目前中国政府依然非常重视RCEP合作。但的确就这个问题，目前缺乏中国官方高层的明确说法，以至于出现了认识方面的疑惑。

    第五，就具体合作领域而言，新加坡人士表示，新加坡在金融、航运、第三方开发等领域，均有浓厚的兴趣与中国合作。新加坡非常希望能够建设一个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强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加坡可以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优势产能合作的跳板，与中国之间具有进行第三方开发的广阔合作空间（例如共同到其他东盟国家建立工业园等）。考虑到东盟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多使用第三方开发的模式。不过反过来，也有人担心，随着中国直接开展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合作，新加坡在东盟的独特优势地位可能遭遇负面冲击。

    第六，有一些新加坡人士指出，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以跨国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以及投资收益率低的特点，这也是为何沿线国家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原因。如果没有良好的项目选择与项目设计，私人资本是没有什么兴趣参与到这一投资过程中来的。那么，这最终会不会成为中国政府一个主体在做投资？中国政府用外汇储备来做这种投资，究竟划不划算？考虑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消失、短期资本持续外流以及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中国政府究竟还有多少外汇储备可以投资于一带一路建设？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中国国内决策者仔细考虑。

文章原题为：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调研琐记之二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2015年11月26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