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张明 > 为何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为何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1、尽管需求政策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平抑经济波动,却无法在长期内维持经济增长。长期产出本质上取决于潜在供给水平,其增速直接影响财富和福利增长。

 

2、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积累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并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行为和对教育的投资。此后的模型大多聚焦内生增长机制,以解释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可再生性,并理解处于相似发展水平国家的增长差异。这种模型旨在从更深层次探寻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例如制度因素。

 

3、增长理论是技术与灵感的合体。技术帮助分解和量化增长的决定因素,灵感则有助于理解经济起飞和升级的动力。

 

4、五个关于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第一,在历史长河中,人均收入高速增长仅仅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第二,人均收入和生产率在增长路径的中期呈现明显分化,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并不一定同步;第三,增长的最终收敛不会自然发生,但也并非遥不可及;第四,由于经济增速不同,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全球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第五,增长模式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且经常会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

 

5、边沁主义(功利主义)注重社会福利整体提升,因此基于人均收入来评估发展水平。罗尔斯主义则关注最贫穷的个体,注重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

 

6Lucas(2004):在迄今为止200年工业革命的进程中,人们福利水平的提高几乎和直接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措施没有任何关系。财富再分配对穷人的意义远小于挖掘无限增长潜力的意义。

 

7、库兹涅茨曲线:发展水平与国内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

 

8、技术变革通常会增加熟练工人的就业,并削减其他工作岗位。一般认为这是非中性或者偏好于熟练工种的,因此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增加。

 

9、欠发达国家倾向于高速增长的趋势被称为b收敛,各国人均GDP离差的减少则被称之为s收敛。但就如人的身高一样,b收敛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达到同样的人均GDP水平。例如,气候、战争、发现新的自然资源等外部冲击都可能会显著影响一国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的收敛趋势。经验研究显示,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收敛经常是无条件收敛,而国家之间的收敛通常是条件收敛。

 

10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对人均GDP有长期显著影响的条件变量通常包括:第一,人力资本的质量(教育水平、平均寿命);第二,市场运行状况(竞争程度、政府干预对市场的扭曲程度、腐败);第三,宏观经济稳定性(特别是物价稳定);第四,政治稳定性(是否发生战争、政变或者两个政治阵营频繁的权力更迭)。

 

11、技术进步的希克斯中性是指技术进步对称影响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索洛中性是指技术进步等同于扩大劳动投入,从而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哈罗德中性假定技术进步等同于扩大资本投入。

 

12、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项是TFP的增长率,代表广义的技术进步;第二项是人均资本增长率,代表资本密集程度的增长率。

 

13、在最优状态下,拉姆齐模型表明,资本边际报酬(也即实际利率)恰好与经济增长率相等,且都等于n+g。这一关系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当经济达到这一水平后,资本的边际增量引起的额外产出增量将刚好弥补购买这一资本增量的支出,从而使得人均消费保持不变。如果利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资本是稀缺的。反之则意味着资本存量高于合意水平。

 

14Mankiw等(1992)的模型表明,人均GDP收敛取决于实物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不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国家,无论实物资本投资水平多高,都无法赶上发达国家。

 

15、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非外生现象,这是因为:其一,生产效率不仅仅依赖于厂商自身,同时也取决于厂商之间的互动;第二,由重大发明和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很自然地取决于科学的整体发展水平,而新发明及其应用同样受到经济条件和激励机制的约束。

 

16、内生增长模型的共同点是在总体水平上放松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因此,即使不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也是可以持续的。外部性是第一类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其核心思想是,在存在外部性的前提下,投资的社会收益高于私人受益,因此,资本边际报酬在企业层面可能有递减趋势,但在整体层面能保持不变。第二类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公共基础设施作为额外的生产要素,同样能避免资本边际报酬的下降。单由于公共支出的资本来源是对私人部门的征税,因此公共投资对长期增长的支持本身存在一个限度。

 

17Bartelsman等(2003)发现的三个典型事实:第一,对于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三分之一源自创新,即企业层面的创造性破坏;第二,新老企业对生产率的贡献度不同。老企业通过投资和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来提高生产率,而新型企业则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生产率;第三,尽管企业注册率和破产率在欧洲与美国大致相同,但在美国,存活下来的企业发展速度快得多。

 

18、首先,创新能够通过所谓的产品水平差异来扩大市场上可供消费的产品种类,这一机制与贸易自由化密切相关;其次,创新能够通过垂直分化差异来提高产品质量。

 

19QWERTY键盘案例说明了历史在经济选择中的重要性,也即经济体发展的方向经常取决于其发展路径(也即路径依赖)。经济学家往往着眼于对均衡情况的分析,但忽视了初始情况和发展路径。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创新一般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

 

20、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消费品多样性的扩张程度取决于生产效率和产品多样性之间的权衡。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每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少,但消费品可选择消费的商品种类更多。国际贸易能够在不减少消费者消费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

 

21、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工具箱与内生增长理论相似:垄断竞争和外部性假设带来报酬递增,且经济活动的临界值和产品的差异程度与市场规模密切相关。新经济地理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引入了运输成本与拥堵成本,这些成本会对产业集聚产生负面影响。将生产活动集中在某一区位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分散开来则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和接近消费者,企业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取舍。换言之,集中与分散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将会决定企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因此,经济并不存在唯一的增长路径,增长路径存在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企业的地理分布同时由确定性因素和随机性因素共同决定。

 

22、为何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一,收入不平等通常会导致机会不平等,导致贫穷个体被锁死在贫困陷阱中;第二,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政局动荡或体制僵化;第三,在民主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导致政策倾向于进行收入再分配。不过,经验证据倾向于认为,收入不平等将会阻碍欠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但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3Acemoglu等(2002)引入了前沿差距(Distance to frontier)的框架:对远离科技前沿水平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主要通过采取现有技术实现,鼓励技术模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对于距离科技前沿较近的国家而言,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促进项目融资和鼓励承担风险的制度安排显得更加重要。

 

24North等(2006)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原始社会秩序主导史前人类社会。有限准入的社会秩序利用政治力量限制某些行业准入,并从中获得租金,以此限制暴力、维持政治系统平稳有序运行。开放进入社会秩序则基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以及租金的竞用性(其分配在任何时间对所有人都是可以接受的)。发展则意味着从有限准入的社会秩序过渡到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过渡的前提条件包括:出现保护精英阶层权利的法律体系;非人格化组织的出现;对军事的政治控制力。为保证社会秩序的成功过渡,变化应该是微小的、相互强化的和渐进累计的。社会秩序过渡必须获得精英阶层的支持,应该与精英阶层的利益相兼容。

 

25、对增长理论而言,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既是机遇,又潜藏着危险。所谓机遇,在于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决定经济表现的深层次因素,认识到不存在一个在所有时间适合所有国家的制度模板。所谓危险,是指如果机制过度依赖于制度环境,则既不能提出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又不能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

 

26、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之间相互影响的机制至少包括:预防性行为、失业磁滞、创造性破坏等。

 

27、所有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少不了政府的参与,这是因为:第一,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属于自然垄断;第二,基础设施具有外部性;第三,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融资非常困难,因此管理长期风险的金融工具相对缺乏。

 

28、金融系统具有三个作用:一是将收入在不同的时期转换,实现跨期;二是吸收家庭存款并转化为国内或国外的资本积累;三是帮助个人和公司分担风险。金融系统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长期增长:一是降低资本成本;二是提高储蓄;三是更好地进行资本配置。

 

29、欧元的引入为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批发性金融服务提供了统一的货币市场和紧密的一体化市场,但资产管理、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业融资仍然分散。这种分散导致了竞争欠缺、阻碍金融产业形成规模经济、伤害了中小企业,阻碍了风险分散。上述格局对金融机构的寻租行为有利,但损害了欧洲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30Hausmann等(2008)的增长诊断方法:假设经济增长的障碍是一系列的扭曲,这些扭曲是私人活动和其社会价值之间的楔子。通过体制改革去消除这些扭曲,会对私人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一般均衡效应产生广泛影响。增长诊断方法对改革的排序,就是比较它们的直接影响的大小,并选择直接影响最大的方面作为改革对象。不过,从扭曲程度最大的领域开始着手改革非常困难。在实践中,政府通常是从最简单的改革着手,或者能做多少做多少。

文章原题为:《经济政策》读书笔记之六:增长政策

 

 

《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Agnes Benssy-Quere、Benolt Coeure、Pierre jacquet与Jean Pisani-Ferry著,徐建炜、杨盼盼、徐奇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