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以及迄今都做过哪些研究。

我的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开放宏观经济学）。自2007年加入世经政所以来，我研究过的题目包括国际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外汇储备管理与主权财富基金、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管制、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资产证券化等。

2.您是如何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的？有没有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我在1999年读硕士时就选择了国际金融这个专业。我的两位导师，硕士生导师何璋老师，博士生导师余永定老师，都对我选择这个领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北师大读本科期间，我的西方经济学与国际金融课程都是何璋老师讲授的。尽管是本科教学，但何璋老师实打实地讲了很多模型，这使我受益匪浅，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余永定老师的影响下，我形成了自己分析宏观问题的思考框架，这对我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我所在的世经政所这个开放、包容、快乐、进取的研究团队，也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能否介绍一下该学科目前最新的发展态势？中国学者在该领域面临怎样的挑战？

应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国际金融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在危机爆发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全球金融周期、政策溢出效应与主权债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都明显加强。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国际金融中有一个重要的定理叫三难选择，也即一国不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在三者中择其二。然而本轮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学界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无论一国实施的是弹性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只要该国资本流动没有限制，该国都不能在长期内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就意味着，上述不可能三难，已经蜕变为在资本流动管理与独立货币政策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个定理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当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如果中国政府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账户管制。

就我个人理解，目前在中国的国际金融领域，存在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有所脱节的问题。在高校的很多学术研究，距离政策现实较为遥远，以至于研究成果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好的参考。而很多政策研究又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支撑，以致于缺乏透视力与深度。

4.治学过程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与其他学科相比，在该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是否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国际金融这个学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变化很快，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与思考。我的感受是，作为一个能跟上时代变化的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者，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三方面条件：第一，要及时跟踪该领域国际前沿学术研究的进展，这些研究大部分还是在高校里；第二，要能够熟悉国际金融机构的相关研究进展，这些研究致力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三，要随时关注国内外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5.您在研究中遇到哪些困惑？有没有遭遇研究瓶颈，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说实话，我在进入社科院工作之后，最迷茫的时期就是前三、四年。当时，我一方面先跟上国际金融研究的前沿领域，做一些深入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对市场变化与政策讨论很感兴趣，想做一些政策研究。但受自己能力与时间的限制，两者难以兼得。在评上了副研究员之后的前两年，这一矛盾心理尤其突出。直到我2011年至2012年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既选修了几门博士生课程，也聆听了不少的研讨会与讲座。经过反复的思考，结合我自己的资源禀赋，我终于为自己找准了定位，也即争取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既然没有能力与精力做前沿的、复杂的理论研究，那么就做接地气的、简洁但有说服力的研究，做有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支撑的政策研究。自从找到这个定位后，我感觉自己的烦恼减轻了不少，研究的乐趣也增加了很多。

6.从走上学术之路到现在，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提升和收获是什么？

过去10年的学术生涯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提升，在于形成了自己思考与分析问题的框架。遇到一个事情，我能够独立地用这个框架来展开分析，先得出自己的结论，再拿去与其他学者的结论做对比，既不盲信盲从，也不盲目自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自己写出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对我自己而言是逻辑自洽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自己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就可以回过头来详细剖析错误的原因，究竟是分析框架的问题，还是假设前提的问题，还是推理过程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不害怕做预测。而且预测无论对错，我都挺高兴。对了，固然快乐。错了，一旦找到错误的原因，也是一件快事。

此外，我觉得自己的一大幸运，在于找到了世经政所这个研究团队。余永定老师、张宇燕老师等师长的指导与鼓励当然很重要，但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砥砺与鼓励，我觉得或许更加重要。世经政所在过去10多年，在国内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领域算得上是一个研究重镇。我们前后参与了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既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也对政策制定做出了一些贡献。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是独立的研究，也即基于自己的研究框架与对问题的理解而做出的研究。最近几年，我们对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不少不同意见，与一些政府官员与学者进行了不少争论。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正所谓兼听则明。我记得在一次部委专家咨询会结束后，在会上与我争论的一位官员走过来对我讲，我们一直关注你们团队的研究。尽管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但我们也很重视你们团队的看法。我听了之后，还是挺欣慰的。客观、独立的研究，即使不合时宜也要留此存照，这是我过去10年研究工作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