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MIT）最早是由Garret（2004）间接提出的。他观察到自19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陷入停滞的现象。他认为这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一方面难以与高收入国家竞争（后者具有高质量的知识经济与制度），另一方面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后者在低技能工作方面具有成本竞争力）。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则是在Gill与Kharas（2007）， 这篇文献认为，基于要素集聚的增长策略可能导致逐渐恶化的结果，而拉丁美洲与中东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从2011年起关注度陡然上升，原因则是由世界银行前任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倡导的中国2030项目的启动。

    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迄今为止的文献主要用五种方法来定义中等收入现象。一是用非实证性的描述性定义。例如，Gill与Kharas（2007）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不能继续通过使用同样的基本增长引擎（通常是低工资）来保持较快地趋同速度的状态。二是使用特定水平的收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例如，Spence（2011）提出，在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处于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的范围，容易面临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挑战。三是用相对收入水平来作为追赶的基准。例如在世界银行的中国2030报告（2012）中，将美国人均GDP的5%到45%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四是考虑一个国家从一种收入水平向另一种收入水平转变所花费的时间。例如，Felipe（2012）将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按照1990年固定价格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2000美元至7500美元）28年以上或者处于中高收入水平（人均7500美元至11500美元）14年以上的国家归类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五是通过创建特定的指数来评估一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Woo等（2012）提出的追赶指数（如果一国在相对于美国50%左右的生活水平上停留了20年以上的时间，则陷入了该陷阱）以及Hawksworth（2014）提出的逃逸指数（由包含了经济、社会、通讯、政治法律与环境在内的20个关键指标组成）。

    一些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了批评。例如，Im与Rosenblatt（2013）指出，尽管这一概念有助于政策讨论，但其存在不能找到统计方面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对一小部分增长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识别，可能造成对异常值的崇拜。如果过于强调高增长，这可能导致使用一些不可持续的政策，而这本身就可能导致未来的增长停滞。相比之下，渐进主义可能更可持续以及更低风险。Pritchett与Summers（2014）指出，其实真正发生的是各国增长速度向其历史平均值回归的现象。他们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与收入水平相比，增长率是对增长减速现象的更重要的预测指标。

    本文作者针对上述各种定义，对全球国家进行了再检验。结果发现：在各种定义之间存在显著的不一致性。例如，对中国而言，有4种定义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有7种定义认为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几乎所有的定义都发现，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均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国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以下七个要素更为重要：一是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动；二是经济多元化处于较低水平；三是无效的金融市场；四是缺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五是创新处于较低水平；六是制度质量薄弱；七是无效的劳动力市场。（笔者的点评：究竟这些要素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Pruchnik, Kamil and Zowczak, Jakub. "Middle-Income Trap: Review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cto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