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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笔者接受《人民日报》国际专题版记者的书面访谈,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1. 您如何看待标普、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什么惠誉选择维持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历史上看,三大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是否都是客观、公正的?

 

张明:不同评级机构作出不同选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是因为,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不同、对特定评级对象风险的看法也存在差异。标普、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以及产出缺口为负所导致的潜在金融风险上升,例如企业部门杠杆率问题、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问题与银行体系潜在坏账问题等。从历史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都曾经有评级不准确、不充分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评级机构曾经出过问题,就忽视这些评级机构发出的声音。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视标普与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这件事情,仔细审视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内部隐藏的潜在风险,做好预防与化解风险的准备。因噎废食、闭目塞听,不是好的对策。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2. 412日,IMF公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2%3.5%,同时下调了美国、欧元区、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却唯独上调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期,认为中国推出的经济转型措施见成效。IMF为什么只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一降一升”是否体现出IMF对于中国经济前景是满怀信心的?从一季度一系列关键经济指标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回暖迹象明显,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中国经济运行的稳中有进,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发挥了哪些重要意义?

 

张明:IMF这种做法的确说明了,该机构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更加看好一些。然而,这并不说明IMF对中国经济满怀信心。一季度中国经济回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货币信贷政策显著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显著放松等政策行为导致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并不充分。因此,一季度中国经济反弹能否持续,值得进一步观察。不过,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回暖对于当前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反弹、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回流与本币贬值压力削弱,都有着明显的提振作用。

 

3.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201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您如何看待6.7%这个数字?中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升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有赖于哪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中国可以实现6.5%7%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吗?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进展?服务与消费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正推动过剩产能治理,单位GDP能耗也在下降,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否正在提升?

 

张明:6.7%这个数字的确有点超出之前的市场预期。从三驾马车来看,截至今年3月,居民消费同比增速仍在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有所反弹,出口同比增速在三月份有明显改善。但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经济的反弹主要是由货币信贷政策显著放松以及房地产市场调控放松导致的,内生增长动力依然疲弱。因此中国经济能否完成全年的增长目标,目前依然有压力。为达到这一目标,财政货币政策还应该有显著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结构性改革应该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随着保增长压力凸显,目前结构性改革的进度似乎有所放缓。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与需求政策相搭配,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目前服务业与消费市场的状况的确较好。但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会继续影响未来的消费增速以及服务业增速。最后,与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加重要。从这一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表现并不乐观,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依然在显著下滑。

 

4.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全国吸收外资总体继续稳步增长。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56家,同比增1.6%。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涨幅较高,其中,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涨幅较高。“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对华投资呈现增长趋势,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继续提升。目前,中国经济究竟有哪些魅力,可以吸引到各国投资者为中国经济投上这些“支持票”?

 

张明:其实,与同期的FDI相比,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才是市场热议的焦点。根据市场估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规模。安邦并购喜达屋的案例尽管没有成功,但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注意力。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暴涨,究竟是反映了中国企业到海外开展直接投资的真实需求,还是反映了出自对中国潜在风险的担忧,大量资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渠道流出避险,在市场上存在各种猜测与争议。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性审核与宏观审慎监管,避免通过这一渠道发生的资本外逃。

 

5. 您认为,中国的整体债务风险可控吗?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通过财政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中国外汇储备仍居全球之首,国家储备也大大高于政府对外债务。中国是否有能力防止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需要提防哪些潜在的风险?请提供相关建议。

 

张明:目前中国的国民债务率并不算太高,但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在全球大国中位居首位。因此,真正的潜在风险在于企业杠杆率急剧下行所导致的一系列风险,例如企业大规模破产、银行坏账显著上升、房地产泡沫破灭、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短期资本大量外流等。要应对这一问题,我们提出的相关建议包括:第一,要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企业部门去产能与去杠杆,但这一过程中不能产生所有制歧视,避免去产能的过程中产生新一轮国进民退;第二,要通过中央政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加杠杆的做法来应对企业部门去杠杆,而不要试图通过刺激股市或房市的方式来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并借此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后者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第三,要正视未来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的风险,通过政府注资、银行自行核销、市场化处置等方式来应对未来的不良债务,而不要试图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拖延、推迟银行坏账风险的爆发。总之,在解决上述风险的过程中,既要避免产生大量的僵尸企业与僵尸银行,又要避免释放过多信贷进而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这将考验中国政府的勇气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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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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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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