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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药方重要,还是主治医生重要?

管清友 | 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时间节点,“大缓和”终结,“大调整”开启。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历史阶段作为参照。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亮点不多,各种解释汗牛充栋。与1980年代相比,几个成熟经济体的政治家施展的空间不大,魄力不够,效果不佳。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时间节点,“旧常态”终结,“新常态”开启。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上,我们似乎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经济缓慢下行,偶有亮点,理论上潜力最大,但新经济尚无法对冲旧经济的下行。中国政治家改革的决心很大,但也面临现实的约束。

 

2015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跌破7%为时间节点,7时代终结,6时代开启。在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甚至对立的政策辩论。经济学家开出了各种药方,纵观其间,刺激论、改革论、中庸论,不一而足。主治医生试遍了各种办法,综其大略,中医疗法、西医疗法、中西医结合疗法,莫衷一是。

 

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个观察者、参与者,最近几年,我们隐约看到了这些变化,参与了一些讨论,也感受到了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艰难选择。

 

相对于以往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中国在最近几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政治周期呈现新变化。传统的隐性激励机制被打破,地方政府行为发生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重塑。中国传统的政治周期特征是“地方竞争,大干快上”。但是,自2012年底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这种周期特征发生了转变,转向了“中央定调,从上到下”。政治周期特征的这种转变给地方政府带来了不同的激励,出现了“懒政怠政”现象。


其次,供需管理出现“期限错配”。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和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存在“期限错配”问题,以改革红利稳增长存在现实困难。需求侧管理主要着眼于短期,而供给侧管理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用中长期的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短期问题,会遇到期限错配问题以及具体实施上的难度,因为改革的措施可能很难马上释放出对经济的支撑和提升作用。


再次,经济低位均衡短期难以打破。2009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算是一个扰动因素,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国已经从2002年到2007年的高位均衡过渡到了现在的经济低位均衡。并且,要走出这段经济低位均衡相当困难。同样情况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从1992年到1998年的高位均衡状态,再到1998年以后的低位均衡状态,最终转向2002年到2007年的高位均衡状态。从低位均衡转向高位均衡,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同时发力,需要国际国内两重因素同时匹配。当前,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很快走出低位均衡并不具备条件。


因为这三大问题,杠杆过高、金融风险、失业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都逐渐暴露出来。然而,无论是经济学家提供的药方,还是主治医生面临的选择,都必须面对或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如何处理政治正确性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关系问题。抑或是,三中全会提及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问题。


第二,彻底的产权保护问题以及已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提出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设问题。


第三,关键性的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土地制度、财税体制的改革。


药方是重要的,惟其如此,才可“对症下药”。主治医生是重要的,因病因时施治,才能把药方用好。治疗思路是重要的,方向正确,配以技术、勇气、择时,才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张明博士的新作《危机、挑战与变革——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风险》是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思考。针对具体的“病理”,无论是世界经济的,还是中国经济的,他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十分专业的剖析,也开出了对症的药方。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能做到的基本做到了。

 

其基本思路,正如我们(管清友、傅勇、程实、张明)在2012年《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一书中论述的诸多内容一样,是一以贯之的。他对经济运行、金融风险、股票市场做过很精准的预测,值得从事资本市场和投资研究的人士借鉴学习。当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研究轨迹和逻辑线条。作为同学,我很羡慕他的成果频出,钦佩他的笔耕不辍,也以他为荣。

 

张明博士开出了药方,那么,剩下的,我想主治医生及其治疗思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注:本文是我的同学、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博士为我的新书《危机、挑战与变革: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风险》撰写的书评。

 

文章原题为:经济药方重要,还是主治医生重要?兼评张明博士新作《危机、挑战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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