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年6月“脱欧”公投为欧洲政治投下阴影，明年英国“脱欧”正式开启，法国、德国将迎大选，“脱欧”风险会否蔓延？在此预期下，可能对2017年国际金融市场和环球资金流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明：脱欧风险很可能继续蔓延。随着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各方面差距的拉大，无论核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的部分民众都对欧元区的制度安排不满。目前来看，法国与意大利在未来“脱欧”声音上升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两个国家的右翼政党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的概率在增加，而他们也都将“脱欧”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之一。“脱欧”风险上升将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震荡，这会使得欧元汇率与欧洲金融市场承压，使得投资者更加热衷于投资美元相关资产避险。全球金融风险上升也会使得新兴市场面临更大的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

2. 您如何看待2017年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趋势？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令市场开始思考“逆全球化”风险，在您看来，“逆全球化”的苗头是否已经出现？如果确有此苗头，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明：过去数十年间，主要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好处不多，承受的冲击很大，这导致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情绪上升。从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以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上升来看，“逆全球化”的苗头已经出现，而且正在蓬勃生长。例如，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退出NAFTA，并对中国为代表的主要进口国实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话，全球有陷入贸易战的风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以及“逆全球化”的加剧，自然会对中国这样的大型开放经济体产生负面冲击。中国的出口部门将受到直接冲击，通过出口来拉动增长与就业的能力将会显著削弱。不过，如果贸易战真的到来，这也会倒逼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去整合与利用国内广袤的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可能加快，而进口替代行业将会从中获益。

3.广东是一个外贸大省，外部环境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您对外贸企业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之下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张明：受到外需疲软、人民币有效汇率依然处于高位以及主要进口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部门未来几年的表现依然不容乐观。作为一个外贸大省，广东经济自然会遭遇显著负面影响。要在不利环境下提振出口增长，需要中国出口企业主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攀升，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才有助于增加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与定价权。这意味着，加工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一般贸易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与资本含量将会持续上升。

4.12月14日，美联储时隔一年再次加息，继续推进利率正常化进程。其他经济体方面，日本、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有“后继无力”甚至收窄的迹象。您认为，明年全球经济的主流趋势会否逆“量化宽松”而行？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如何应对？

张明：随着特朗普冲击加剧美联储加息预期，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对流动性拐点的担忧。的确，美联储加息频率加快会压缩其他经济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目前全球负利率的资产规模已经开始下降。不过，考虑到欧元区、日本、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疲弱，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依然保持宽松态势。换言之，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很难找到有影响力的追随者。根据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7年中国财政政策将保持扩张态势，而货币政策将会保持中性偏紧态势。保增长与控风险将成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关键词。

5.国际经济组织多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环球经济低增速的环境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其中可能存在怎样的挑战和机会？

张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意味着全球经济爆发冲突（例如汇率战与贸易战）的概率在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的外贸部门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而且可能因为全球市场动荡而出现短期资本外流与本币贬值压力。这样一个疲弱而动荡的外部环境也会给中国经济施压，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国内消费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将会显著上升。中国政府将会致力于消除国内贸易壁垒、整合国内市场，更大地发挥欧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预计消费与服务业占GDP的比率将会继续上升，中国经济将会加快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总之，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中国经济有着更大的腾挪空间与政策空间。

注：本文为笔者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书面访谈，尚未发表，谢绝传统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