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是笔者在2017年4月10日举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与风险论坛暨《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发布会上的演讲实录，已经笔者本人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下面的三个演讲中，我们世经政所和中债资信的联合团队想向大家汇报一下蓝皮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先就全书最主要的内容做一个概括介绍，之后，我的同事王碧珺博士和中债资信的陈总会为大家更加详细地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风险的回顾与展望。

    我首先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征，之后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最后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来提一些未来如何更好地应对相关风险的政策建议。

    2015年应该说对中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也在这一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2015年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首先，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介绍过去两年的情况。这是因为，商务部关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数据，要在到今年9、10月份才会公布。因此，我们目前拿到的最详细数据还是2015年的，当然，我们基于其他一些数据库，也对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部分数据进行了梳理。这就是我之所以要介绍过去两年对外直接投资动向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梳理。从流量来看，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次于美国，接近1500亿美元，占全球直接投资的比重接近10%。当然，目前我们距离美国的差距还很大，美国的流量大概是我们的两倍。此外，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这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在直接投资项下实现了资本净输出，这当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接近5%。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规模在全球排到第8位，尽管位置仍然比较低，但是上升非常快。我们从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15年的第8位，上升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近年来发生了如下几个重要变化。

    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制造业投资这几年上升得非常快，这背后反映的一大趋势就是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大家知道，过去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消耗国，我们要从海外进口资源，因此投资海外资源性行业一直是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寻求海外市场成为了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而最近几年则出现了一个新的动机。出于自身转型升级的需要，很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想到海外去并购一些战略性资产（比如说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等），然后把这些资产拿回来以增进自己在国内的竞争力。这种战略资源寻求型动机，近年来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金融业投资近年来也增长非常迅速，这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特别是与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展密不可分。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采矿业投资近年来下降较快。一方面，这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降低了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有关。另一方面，这也与2012年到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经历了持续四年的熊市有关。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来看，发达国家依然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选择。在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前十位的国家中，除了有两个是避税港之外，其他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此外，我们临近的亚洲地区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5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流量超过1000亿美元，占到投资总量的四分之一。在亚洲地区中，我们对香港的直接投资最多，但中国企业在香港的投资是一个跳板，他是先到香港，之后再通过香港投到全球去，所以香港并不是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地。另外一个热门的亚洲区域是东盟。一方面，东盟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增长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东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中国企业到东盟的投资还会非常旺盛。在2015年，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的投资也上升比较快，但主要的目的地都是一些避税港，例如维京群岛与开曼群岛等。

    从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来看，这几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从投资存量来看，央企依然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在2006年的时候，央企在海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到82%，到2015年，央企的比重下降到63%。尽管在下降，但是依然占主导。然而从流量来看，目前非央企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的占比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央企。在2015年，有77%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自于地方企业，这里面既包括地方国企，也包括民营企业。换句话说，这几年发生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势，就是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逐渐取代央企，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新的主力军。

    展望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我们想提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中长期增长前景依然乐观。当前中国人均GDP差不多在8千美元左右。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到了7、8千美元之后，这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就会显著上升。此外，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动力换挡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这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第二，从地区分布来看，我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但是对两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中国企业投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因为风险小、收益稳定，另一方面也与我前面讲到的战略资源寻求型投资密切相关。此外，中国未来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一带一路”的投资需求也很强烈。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工业化所处阶段已经和“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互补，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会有明显的上升。其实除了“一带一路”以外，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增长潜力也非常大。

    第三，我们认为，中国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布局会更加多元化。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几个重要行业，例如能源业、制造业与金融业。除此之外，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行业还包括高科技行业、消费行业与高端制造业。这跟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变化密不可分。

    第四，我们认为，未来民营企业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下面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首先，应该说全球近年来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冲突和恐怖事件的高发时期。最近几乎每个月都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爆发。此外，当前全球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蔓延的负外部性也在凸显。上述趋势客观上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持续停滞的阶段。在这种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的呼声就会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通常会收紧对外企的准入与审查政策。例如，当前不少中国企业在一些发达国家投资遭遇到国家安全审查，以及其他各种显性的投资壁垒，这与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背景下投资保护主义的上升密切相关。

    再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将会影响中国对资源出口国的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中国对海外资源业的投资明显缩水的重要原因。

    第四，由于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方向跟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导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从而导致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与汇兑风险均非常突出。

    第五，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再加上出口收入受限，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政治风险显著攀升，这也会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最后一点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不断凸显。比如说，大家现在非常重视环保，由于中国企业过去的海外拓展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海外有很多投资项目都因为这环境风险的问题而损失惨重。这里面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环境风险的爆发，一方面的确与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政策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对东道国的环境政策了解不足有关。

    展望2017年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我想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今年地缘政治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将依然存在；第二，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依然乏力，这会使得民粹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继续发酵，从而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查；    第三，今年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由反弹改为盘整，这会使得中国企业对一些资源出口国的直接投资面临风险。

    下面我讲最后一个问题，在面对上述的投资风险之时，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各自可以通过哪些工作来加以应对。

    从政府层面来看，首先要做的是建立和完善中国海外投资的整体保护框架。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都有一整套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保护体系，但中国的海外投资利益保护体系目前还是比较碎片化的。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政府应该把各个政府部门、各种驻外机构（包括使领馆在内）、各种行业协会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框架。当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的时候，就能够从中获得帮助，包括投资前的风险预警与风险评估，以及投资受损后的利益保护等。由政府部门牵头来建立这样的全面行动框架，有助于显著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各种风险。

    其次，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地和一些主要的东道国来商谈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是保护企业海外投资安全的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框架，目前中美和中欧BIT都在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争取尽快与重要的东道国达成BIT协议，并且积极地利用一些多边协议来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利益。

    再次，政府部门也应该协调规范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行为。正如沈主任所言，部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经营不规范的行为，也存在着相互拆台恶性竞争的现象。由政府部门来协调和规范中国企业的行为，就能有效地避免上述不规范行为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下面我再从企业层面提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有着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的中国企业，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目前我国企业都是在海外投资出了事之后再去想解决方案，其实更重要的是在投资之前就要前瞻性地去展望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提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中国企业在开展投资之前，应该系统地研究东道国，尤其应该重视东道国营商环境与投资风险的评估。

    第三，正如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中国国内改革的重要方向一样，我们认为，在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也可以采取多种所有制的投资形式。如果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采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方式，甚至再加上与外国第三方的合作，就能够有效地绕开东道国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投资的监管壁垒。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