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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系列专题(一)
 
文 | 张明 陈骁 薛威 
 
观点
 
■ 引言
 
我们之所以看重“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价值,是因为其将中国、东盟、印度三个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连接起来了。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程度上均存在较明显梯度,因而存在紧密的合作空间。我们考虑用三篇专题来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并将这三篇专题归总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系列,而该系列的研究重点将放在中国、东盟和印度之间的合作上。本文是该系列的开篇之作,主要对中印东三大经济体进行横向比较,并得出初步结论。
 
■ 印度东盟体量相当,东盟各国分化明显
 
中国体量优势显著,东盟内部分化严重。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中国均遥遥领先东盟与印度。东盟与印度的经济总量虽大致相当,但东盟的人均GDP水平超过印度的两倍。东盟内部在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水平上均分化严重。
 
经济增速整体相近,东盟各国仍显分化。从近几年数据看,中国、印度、东盟的经济增速差距并不大。相较之下,东盟内部分化较明显,各国经济增速与人均GDP排序大致相反,说明东盟内部各国正由分化走向收敛,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所成效。
 
■ 人口与资源分布各异,中国资本技术整体占优
 
印度东盟人口年龄结构相似,中国东盟劳动力素质较高。按2016年数据,中国与印度在人口规模上都超过了13亿,近乎东盟的两倍。结构上中国有明显“老龄化”趋势,而印度、东盟仍有“人口红利”可待挖掘。劳动力素质上,中国东盟优于印度。
 
中印东盟资源各异,有较强互补性。中国拥有资源的总量较高,但人均占有量低。印度耕地面积占比较高,矿产资源丰富。东盟的海洋与旅游资源极其丰富,还拥有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黄金航道”。三者资源总量丰富,种类各异,存在较强互补性。
 
中国资本转为净流出,整体创新能力领先。从2014年开始,我国资本从净流入转向净流出,而印度与东盟的资本净流入仍在上升阶段。这给我国的产业资本向印度和东盟转移提供了基础。另外我们发现中国的创新产出能力较强,整体创新能力强于印度与东盟;印度的各项创新指标与东盟整体相当。东盟内部则有所分化。
 
■ 经济结构各不同,消费引领成共性
 
三者经济结构存差异,消费与服务业引领成共性。虽然印度与东盟在中国之前达到消费与服务业引领的状态,但这更多与各国的发展模式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另外,中国经济结构的波动率明显低于泰国和东盟。
 
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结构仍各异。横向比较,经济较落后的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消费占比偏大,缅甸、文莱、印尼等国的投资占比领先,新加坡、泰国、文莱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净出口占比靠前。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消费贡献率居前;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投资贡献率领先;缅甸、文莱、老挝等国净出口贡献率靠前。
 
■ 中国市场体制发展较成熟,印度市场体制仍待健全
 
中国历经多年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运行相对成熟。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并确立了价格机制、建立了金融市场、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WTO),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汇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已经比较成熟。
 
印度九十年代改革促经济腾飞,复杂社会生态制约改革彻底推进。90年代印度开启了经济自由化之路。随着改革的推行与贸易的开放,印度经济开始腾飞。但印度复杂社会生态根深蒂固,影响难以彻底消除,改革也难以彻底推行。至今印度的税收、劳工与征地等政策仍较落后。莫迪上任以来,虽然其推进的 “印度制造”战略带来了营商环境的进步,但其就税收、征地及金融领域进行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效果并不十分显著。现存的种种制度弊端或将制约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东盟各国政体不一,经济体制改革殊途同归。尽管东盟十国由于历史原因,政体不一,但均通过适合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同时对外开放,殊途同归。随着国内改革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经济前景仍将向好。
 
■ 中国产业海外投资需求增加,亚洲投资是重点
 
中国面临产业升级换代,海外投资需求有所提升。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业也纷纷开始转型升级,部分产业对海外的投资需求也迅速提升。按目前规模,第一产业低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低于第三产业。且第三产业海外投资净额增速显著高于第一、二产业。促使产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趋势性因素有二:①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给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率先进行海外投资将有利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先机。②国内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有动力向土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中国对东盟投资额远高于印度,产业选择需因地制宜。2016年度中国在亚洲投资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及地区中有6国属东盟国家。而中国向印度的投资额仅有向东盟投资额的1%左右。东盟在承接中国产业方面较印度已占得先机。中国在东盟及印度的投资前景都向好。具体到产业,需要联系到印度和东盟各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生产要素分布和经济体制及发展阶段进行综合考量,因地制宜。
 

一、引言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时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此后,“海上丝路”经历了四年多的构建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东至中国东南沿海、西至中北非东岸与西欧主体的路线。由于“海上丝路”将中国、东盟、印度三个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连接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于海内外市场均有较高价值。
 
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体虽然在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上大体相似,但三者在人口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成熟度上存在梯度,因而存在紧密的合作空间。我们考虑将“海上丝绸之路”系列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东盟和印度之间的合作上。
 
本文是该系列的开篇之作,主要对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市场体制等四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并总结出三者在各领域的特点和竞争的优劣势。为之后的两篇专题打好基础。
 
二、印度东盟体量相当,东盟各国分化明显
 
就经济体量而言,印度与东盟相近,2016年GDP均位于2-2.5万亿美元。但东盟各国分化严重,体量最小的柬埔寨、老挝、文莱2016年GDP之和甚至不及体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亚GDP的5%;从经济增速看,中印与东盟增速差异不大,但东盟各国仍明显分化。
 
2.1中国体量优势显著,东盟内部分化严重
 
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实行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收效甚微。随着九十年代印度开启经济自由化,经济开始腾飞。在二十五年的快速发展后,印度于2016年成长为全球经济第七大国,按购买力平价标准则为世界第三大国。
 
东盟成立于1967年,全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初期成员国仅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之后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先等五国先后加入,于1999年形成了目前的“东盟十国”,东盟也基本涵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东帝汶除外)。东盟一直在向经济一体化前进,2002年1月1日启动东盟自由贸易区,致力于实现东盟内部各国间贸易的零关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已降至5%以下。2003年举办的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确定了2020年将建成东盟共同体。东盟自1999年组成“十国集团”以来,经济增速维持稳定,经济总量也稳步上行。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2016年经济总量计,中国GDP达11.2万亿美元,东盟GDP为2.56万亿美元,印度则为2.26万亿美元。东盟与印度经济体量大致相当,均为中国经济体量的20%左右。中国体量较东盟与印度优势明显。东盟十国之间经济体量则分化严重,印度尼西亚经济体量超过9000亿美元,而缅甸、柬埔寨、老挝及文莱体量不及1000亿美元,其中柬埔寨、老挝及文莱体量甚至不足200亿美元。
 
从人均水平来看,2016年中国、东盟、印度的人均GDP大致呈4:2:1的比例,印度落后明显。东盟内部仍明显分化,新加坡、文莱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马来西亚人均GDP也超过中国,而缅甸、柬埔寨人均GDP最低,且低于印度水平。
 
总的来说,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中国均遥遥领先东盟与印度。东盟与印度的经济总量虽大致相当,但东盟的人均GDP水平超过印度的两倍。东盟内部在经济总量与人均GDP水平上均分化严重,其中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在总量上领头;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在人均上领先。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则在总量和人均上都显著落后。
 
2.2经济增速整体相近,东盟各国仍显分化
 
2013年及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主动提质降速,印度的经济增速在2014年超越中国并在主要经济体中领跑至今。从近几年数据看,中国、印度、东盟的经济增速分别处于7%、7.5%、5%左右,差距并不大。相较之下,东盟内部分化较明显,各国经济增速与人均GDP排序大致相反,说明东盟内部各国正由分化走向收敛,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所成效。
 
三、人口与资源分布各异,中国资本技术整体占优
 
整体而言,中印与东盟由于地理条件不同而资源禀赋相异,能够形成较好的互补。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逝,但劳动力素质占优;印度东盟尚有“人口红利”可以挖掘。资本与技术层面中国整体占优,印度与东盟整体大致相当,东盟中新加坡技术创新水平遥遥领先。
 
3.1印度东盟人口年龄结构相似,中国东盟劳动力素质较高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规模、结构及素质都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按2016年数据,中国与印度在人口规模上都超过了13亿,近乎东盟的两倍。从人口结构上看,东盟的男女比例为1:1,但中印两国分别为1.05:1与1.08:1;印度与东盟年龄结构相近,中国15岁以下人口占比偏少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较多,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与人口年龄结构类似的是,印度与东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近,水平均接近12‰,超过中国的两倍(受数据限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用的是2015年数据)。中国、印度、东盟的劳动力规模依次递减,印度的劳动参与率则显著低于中国及东盟。由于东盟中新加坡、文莱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很高,所以东盟城市化率较印度高出15个百分点,而中国经过多年城市化后,城市化率较东盟高出9个百分点。若以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作为劳动力素质衡量尺度,中国较东盟高1.8个百分点,东盟较印度高22个百分点,印度的劳动力素质较中国及东盟整体偏低。
 
从东盟十国细分数据看,印尼、菲律宾人口超过一亿,其中印尼人口占东盟的40.6%;文莱、新加坡、老挝则不足一千万,其中文莱人口仅40万。结构上看,马来西亚、文莱、印尼及菲律宾的男女比例超过1,而缅甸、泰国、柬埔寨均不及0.96;新加坡、泰国的65岁人口占比超过10%,菲律宾、文莱、柬埔寨、老挝则不及5%;新加坡、泰国的15岁以下人口占比均不及20%,而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国超过30%;整体看,新加坡、泰国的老龄化程度较高,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的年轻化程度较高,其余五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差不大。与人口年龄结构类似,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等年轻化程度较高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位居前三,新加坡、泰国等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
 
发达国家新加坡、文莱及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率均超过了75%,而柬埔寨、越南、缅甸及老挝的城市化率不足40%;若以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衡量劳动力素质,老挝、柬埔寨成人识字率不及80%,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其余八国均超90%;劳动力人口数与人口总数排序大致相当,菲律宾由于劳动参与率偏低,劳动力人口数低于越南;除菲律宾外,劳动参与率低于65%的还有马来西亚与文莱。越南、缅甸、柬埔寨及老挝等相对落后国家的劳动参与率较高。
 
3.2中印东盟资源各异,有较强互补性
 
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的规模、结构及矿藏决定了一国的资源禀赋,也限制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及产业。中国、东盟、印度的国土面积依次递减,其中东盟国土面积不足中国一半,印度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印尼国土面积则位居东盟十国之首,文莱、新加坡领土最少,均不及1万平方公里。中国多山地与高原,平原占比仅有12%;印度平原占比近40%,山地及高原虽占比也不少,但海拔偏低;东盟多海岛,土地分散且平原占比较低;除领土外,三者均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较大规模的领海,中国的南海与东盟的马六甲海峡均是重要航道。
 
不同的地理位置与地形造就了不同的资源禀赋。中国“地大物博”,各类资源拥有的绝对量均较高,其中钨矿与稀土储量超过全球总储量的一半,生物资源也位居全球前三。但由于人口规模大,人均占有资源较匮乏,特别是土地资源、水资源与森林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印度耕地面积占比较高,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煤、铁矿、铝土、云母储量居世界前列。印度除了面临人口数量庞大带来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外,过低的资源利用率也限制了其对丰富资源的利用水平。
 
东盟所在的东南亚海洋与旅游资源极其丰富,还拥有马六甲海峡这样的“黄金航道”。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马来西亚的锡矿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湿润的热带季风气候给东盟带来了丰富的橡胶(主产地:泰国)、油棕(主产地:马来西亚)、椰子(主产地:菲律宾)和蕉麻(主产地:菲律宾)等经济作物和水稻(主产地:泰国、缅甸、越南等);另外,马来西亚还拥有相当丰富的生物资源。
 
中国、印度、东盟资源总量丰富,种类各异,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特别是矿产资源领域。
 
3.3中国资本转为净流出,整体创新能力领先
 
改革开放后,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资本迅速积累。从2014年开始,我国资本从净流入转向净流出,而印度与东盟的资本净流入仍在上升阶段。这给我国的产业资本向印度和东盟转移提供了基础。东盟内部新加坡由于发达的金融服务与航运资本净流入规模居首,且远超过印度的水平。文莱经过长期的发展,其能源产业与建筑制造业已积累充足的资本,所以对外资的依赖性不强。其他八国外资净流入水平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开放程度较高,相关制度与设施良好,外资净流入规模也越大。
 
技术方面,我们引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来衡量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该指标涵盖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等方面,综合性较强。其中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等五项指标可综合为创新投入亚指数;知识与技术产出、创意产出可综合为创新产出亚指数。由于该指标尚未涵盖缅甸与老挝,所以我们以下分析暂时不考虑缅甸与老挝。考虑到这两国与柬埔寨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缅甸与老挝的技术水平可类比柬埔寨。
 
通过综合比较各国创新指数及两项亚指数,可以发现中国的创新产出能力较强,整体创新能力强于印度与东盟;印度的各项创新指标位居东盟5-6位,与东盟整体相当。东盟内部,新加坡技术创新能力强大,其中创新投入指标位居全球首位;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在创新投入方面表现较好,而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在创新产出方面表现不错。
 
四、经济结构各不同,消费引领成共性
 
由于发展模式及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印度及东盟的经济结构差异明显。近年来,消费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贡献率领先是三者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中国自2014年后消费的贡献率才开始趋势性超越投资,而该趋势在印度与东盟多年前已经形成。同样的,中国的服务业贡献率超越制造业始于2015年,印度与东盟的服务业在除个别年份外的多年内保持着对制造业的压制。
 
4.1三者经济结构存差异,消费与服务业引领成共性
 
2016年中印及东盟的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总额占GDP比重都是消费高于投资,净出口最低。其中印度与东盟结构相似,东盟在经常项目贸易上是顺差,而印度是逆差。中国的消费占比较印度和东盟为低而投资较高。从贡献率来看,中国经历了多年消费与投资的此起彼伏后,在2014年至今形成了较稳定的经济增长结构,即消费、投资、净出口贡献率依次降低。而印度、东盟分别在2010年与2002年(排除2009年特殊情况)就基本形成了消费贡献率超过投资的增长结构,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净出口贡献率飙升出现在个别年份。
 
2016年中印及东盟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是第一、二、三产业依次增加,三者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相差不多,其中中国的第二产业占比较大,印度的第一产业占比较大。从贡献率角度看,中国在2014年及之前(除2001年外),制造业在贡献率上一直对服务业存在优势,直到2015年服务业的贡献率才超越制造业,优势在2016年有所扩大。而印度的服务业从2005年至今(2008年除外)长时间维持着对制造业的压制,东盟的服务业则在2010年后(2015年除外)保持对制造业的优势。
 
虽然印度与东盟无论经济增长结构,还是产业结构都在中国之前达到消费与服务业引领的状态,但这并不能说明印度或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这更多与各国的发展模式与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中国在2014年之前一直是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目标导向的,在经济增速稍有回落时,便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增速回归增长通道。这造成了中国在2014年前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较高的现象。另外,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以及中国对“工业化”的重视都对中国制造业长期压制服务业产生了较大影响。印度则长期依赖IT等高端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制造业受历史、制度等因素发展缓慢,服务业领先制造业在印度两极分化的社会生态下成为常态,甚至在某些年份,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还不如农业。东盟由十个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组成,其中既有新加坡、文莱等发达国家,也有柬埔寨、缅甸等落后国家。由于体量较大的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对发达,所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长期压制投资;除少数年份外,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超过了制造业。
 
整体看,中国经济结构的波动率明显低于泰国和东盟。究其原因有二:①中国经济体量优势显著,庞大的国内市场抑制了全球经济震荡带来的结构性波动。②中国的宏观调控卓有成效,对海外经济的波动带来的影响有平抑作用。
4.2东盟各国经济结构差异显著,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结构仍各异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以2016年数据计,东盟十国中除新加坡的净出口占比略微大于投资外,其他九国均是消费、投资、净出口占比依次递减的。横向比较,经济较落后的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等国的消费占比偏大,缅甸、文莱、印尼等国的投资占比领先,新加坡、泰国、文莱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净出口占比靠前。新加坡与文莱虽同属发达国家,人均GDP位居东盟十国前两位。但新加坡的净出口占比接近文莱的3倍,文莱的投资占比则大幅超过新加坡。发展中国家中,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菲律宾等五国消费占比位居前五。缅甸、越南、老挝、经济相对较高的印尼和发达国家文莱的投资占比居前五;进出口前五主要是两个发达国家新加坡、文莱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泰国、马来西亚和相对落后的越南。
 
再来看消费、投资及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水平。由于三部分的贡献率波动较大,所以我们为了平抑突发事件引发的波动,将2013-2016年的数据按1:2:3:4的权重计算出了消费、投资及净出口的综合贡献率。按该数据计,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消费贡献率居前;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投资贡献率领先;缅甸、文莱、老挝等国净出口贡献率靠前。发达国家中,新加坡消费依然强劲,但文莱消费表现趋弱,这与近年来文莱GDP增速为负,且经济增速连续十五年低于新加坡有关。发展中国家里马来西亚、菲律宾近年来由于净出口数据下滑明显,消费与投资占比明显提升;缅甸则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叠加美欧经济复苏带来净出口贡献率激增,而消费与投资贡献率均大幅下滑。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除文莱二产占比超过三产外,其余九国均为一产、二产、三产占比依次递增。一产占比较高的是相对落后的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二产占比较高的是文莱、印尼及越南;三产占比居前的是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及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同为发达国家,产业侧重不同,新加坡侧重服务业,文莱制造业更发达。发展中国家里面,菲律宾侧重服务业;印尼、越南则更加注重制造业;泰国、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较相对均衡;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经济发展则需要依赖农业。
 
再来看三大产业的贡献率水平。同样地,我们按1:2:3:4的权重计算将2013-2016年的数据进行整合,得出了三大产业近年来的综合贡献率。可以看出文莱作为制造业强国,近年来的发展依然依靠制造业,服务业与农业贡献率都偏低;印尼的服务业发展迅速,制造业也在稳步发展;马来西亚、泰国农业与服务业贡献率较高;老挝经济仍依赖农业的发展;柬埔寨制造业进步相对明显;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发展则较为平衡。
 
东盟各国不仅经济增速差异较大,经济结构分化也很明显。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经济结构差异也较显著,侧重发展的产业也不同。充分显示出东盟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发展路径各具特色。
 
五、中国市场体制发展较成熟,印度市场体制仍待健全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14年后,也就是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至今已有25年。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成熟,拥有较成熟的金融市场,利率与汇率市场化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对国际资本流动仍有一定限制,但限制也在不断放宽。而印度与东盟国家虽然并不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但市场体制并不健全,亟需进一步改革。 
 
5.1中国历经多年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运行相对成熟
 
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到户,到经济特区的试点,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由点及面地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并于1992年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3月,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规定。此后,随着价格机制的确立、金融市场的建立和成功加入世贸组织(WTO),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汇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经过多年经济改革后,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已经比较成熟。
 
5.2印度九十年代改革促经济腾飞,复杂社会生态制约改革彻底推进
 
印度独立后虽然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其混合所有制经济却带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的气息,并以进口替代作为主要产业。80年代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虽有自由化改革的尝试,但之后随着选举失败而草草结束。直到90年代纳拉辛哈·拉奥上任后,印度才真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之路。随着改革的推行与贸易的开放,印度经济开始腾飞。但印度复杂社会生态根深蒂固,影响难以彻底消除,改革也难以彻底推行。至今印度的税收、劳工与征地等政策仍较落后。
 
莫迪上任以来,虽然其推进的“印度制造”战略带来了营商环境的进步,但其就税收、征地及金融领域进行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效果并不十分显著。现存的种种制度弊端或将制约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3东盟各国政体不一,经济体制改革殊途同归
 
东盟十国由于历史原因,各国政体各不相同。不同的政体带来了各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差别。其中市场体制最成熟的是新加坡,其政体实行议会共和制。新加坡的经济体制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区别,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社会发展的模式被称为“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重视引入外来资本,并给予外资最自由的营商环境,同时削减国内劳工及工会权利,以吸引外商投资。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及创新服务水平均位居全球前列。自由经济制度与严峻法制相结合也给外资进入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为发达经济体的文莱是现存不多的君主专制国家之一,丰富的油气资源给文莱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在油气产业链发展的基础上,文莱也注重基建与外资的引入,并大力发展非油气产业,其中建筑业成就斐然。文莱的市场成熟度虽不及一般发达国家,但较多数东盟国家仍存优势。作为君主专制国家,文莱市场体制的延续性也存在变数。
 
马来西亚与泰国同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国家,发展水平差距不大,且都是发展较快的新兴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开放水平较高且市场较成熟,领先东盟其他发展中国家。与马来西亚、泰国同为“亚洲四小虎”的印尼与菲律宾均是总统共和制政体,且发展较早,开放程度较高。其中印尼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目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油气资源与矿产的出口,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菲律宾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速相对稳定,工业化程度不低,市场较为成熟。柬埔寨虽与马来西亚、泰国同为君主立宪政体,但由于国内政局动乱,发展起步较晚,所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柬埔寨目前开放水平较高,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发展成熟,其经济增速也位居东盟首位。
 
缅甸1989年实行市场经济并逐步对外开放,但由于西方长期制裁与本国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008年由军政府改为总统制后,缅甸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行,目前仍在改革过程中,市场开放程度与成熟度将有所提升。
 
越南与老挝实行的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同于1986年开启革新开放,两国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越南取得更瞩目的成就,2001-2006年越南经济增速位居东盟之首。老挝的经济也迎来了高速增长。随着两国改革继续推进,市场经济运行将更加成熟,开放程度也将继续提升。
 
尽管东盟十国由于历史原因,政体不一,但均通过适合自身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入了市场机制,同时对外开放,殊途同归。随着国内改革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经济前景仍将向好。
 
六、中国产业海外投资需求增加,亚洲投资是重点
 
6.1中国面临产业升级换代,海外投资需求有所提升
 
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劳动力报酬的提升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使得“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内产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受海外庞大市场与廉价劳动力的诱惑,部分产业对海外的投资需求也迅速提升。2006年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占比最大的是第二产业,之后,第三产业对外投资规模加速增长,超越了第二产业,且增速由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下面我们对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投净额做进一步的拆分。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对外直投在2014年及之前一直压制着制造业,在2015年后被制造业超越。采矿业先期的对外投资激增一方面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海外矿产投资热,另一方面也有通过投资矿产来稳定矿产资源供应并平抑价格波动的需要。而制造业在2014年之后对外投资的激增则主要是由于国内劳动力薪酬增长到一定程度,海外劳动力廉价程度显著所致。
 
第三产业中租赁与商品服务对外投资净额居首,批发零售业对外投资净额增长稳定,IT行业对外投资净额则有加速增长趋势,房地产业对外投资净额虽有增长,但增速并不及IT行业和租赁与商品服务业。这里有中国政府限制房地产等行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也有IT行业和租赁与商品服务业轻资产的属性便于其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
 
整体看,中国各产业均有较强的海外投资意愿。按目前规模,第一产业低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低于第三产业。且第三产业海外投资净额增速显著高于第一、二产业。促使产业进行海外投资的趋势性因素有二:①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提升,海外市场给国内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率先进行海外投资将有利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先机。②国内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有动力向土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
 
6.2中国对东盟投资额远高于印度,产业选择需因地制宜
 
从中国对外投资去向看,亚洲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资目的地,按2016年数据计,亚洲投资额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66.4%,近乎三分之二。而中国在亚洲的投资中,东盟占比7.9%,而印度占比不足0.1%,上述数据是将内地对香港的投资计入对外投资中而得。若将香港的投资刨去,中国向亚洲的投资额仅次于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占中国对外投资(刨去香港投资)总额的19.6%;东盟则占中国对亚洲投资(刨去香港投资)总额的64.1%,印度占比仍较低,仅为0.6%;值得关注的是,除去中国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外,2016年度中国在亚洲投资额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6国属东盟国家。而中国向印度的投资额甚至低于老挝、缅甸等东盟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仅仅领先东盟的菲律宾。
 
中国向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与采矿业占比较小。预计在未来中国将继续增加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中国完整的工业制造业门类可以同时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国家进行合作,由于东盟不少国家经济增速超过了5%,能够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在东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投资前景值得期待。
 
同时,中国向印度的投资额过小,一方面是印度的基建和征地、劳工、税收制度影响了资本的流入;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对中国长期的抵制抑制了中国对印度的投资。随着中印对峙结束,金砖国家会议、APEC会议中印领导人实现会面,印度对中国的抵制有所减弱。同时随着莫迪改革的逐步深入,印度的各项弊政面临改革也可能有所优化。尽管在承接中国产业投资方面东盟占得先机,但考虑到目前中国在印度投资规模极小,前景仍然可以看好。
 
具体到产业,需要联系到印度和东盟各国的经济背景与结构、生产要素分布和经济体制及发展阶段进行综合考量,因地制宜。我们也将在系列二、三中具体讨论东盟与印度承接中国的产业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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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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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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