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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的调整

——特征事实、驱动因素与中国前景
文 | 张明 刘瑶 
 
Global Imbalance Adjustment: Stylized Facts, Driving Factors and China’s Prospects
Ming Zhang, Yao Liu
(Vol. 27, No. 6, 2019)
 
编者语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常账户虽然得到了显著调整,但仍面临国际收支逆转的压力。如何从流量与存量上进一步调整,梳理本轮危机后全球失衡调整的现状,探究失衡调整的可持续性,寻找全球失衡调整的理想路径,对中国外部失衡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总需求的骤降导致一度愈演愈烈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出现显著调整,关于外部平衡的讨论也由“失衡是否可持续”转变为“再平衡能否真正实现”。理论上,反映流量变动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与衡量存量变化的国际收支头寸表绝对值变化应相差无几,且流量上的改变更为直接迅速,存量的调整紧随其后,从长期看,两者的作用方向与变动趋势应殊途同归。然而,现实中经常账户的调整与一国投资净头寸的变动常常发生较大的偏离,且各国失衡存在严重的异质性,尤其是危机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尽管对于危机后全球失衡是否真正缓解,学界仍存在较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以经常账户失衡单边代替全球失衡的做法也带来了诸多诟病。
 
本期刊登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瑶合作撰写的Global Imbalance Adjustment: Stylized Facts, Driving Factors and China’s Prospects。首先,该文揭示了全球失衡呈现出了流量与存量的非对称调整、主要经济体流量失衡有所缓解、存量失衡仍继续加剧的特征事实。其次,作者运用四象限图分析了各经济体危机前后收支调整的变化。同时,构建存量调整机制分析框架,分析了顺差/逆差国、债务/债权国失衡演进的主要动因。将存量调整的作用机制分解后文章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发达债权国在本轮危机后增长效应与流量效应增加,外部失衡的调整更加稳定与可持续;第二,由于估值效应与误差遗漏占比较高,发达债务国危机后存量调整不稳定、不可持续;第三,危机后,发展中债权国发生有利于自身结构性调整的收支改善;第四,危机后估值效应在发展中债务国存量调整的贡献度下降,其存量调整相对稳定;第五,存量调整细分项的变动能够解释危机后大部分典型国家失衡的演进。
 
作者还梳理了代表国家的政策实践,提出各经济体应同时加强结构性调整与多边合作,将全球失衡调整的理想路径放宽为流量或存量调整满足在合理的区间内,同时实现逆差国投资损失减少或顺差国投资收益增加。作者发现澳大利亚与危地马拉两国危机后失衡的调整符合这一理想路径,澳大利亚的相关经济政策实践值得借鉴。
 
中国在全球失衡调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危机后呈现出基于流量和存量的双重国际收支改善,经常账户盈余与债务存量占比迅速降低,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延续调整的态势。作者根据上述研究提出:尽管中国实现了国际收支再平衡,但是作为盈余国持续维持海外资产负收益恶化了国民福利,使中国国际收支没有向理想路径靠拢。中国未来应吸取他国的实践经验,采取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积极进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收支结构。
 
注:本文是笔者与刘瑶博士合作的最新英文论文,发表于China & World Economy杂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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