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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的发言也比较简短,主要谈国内的政策应对。
 
我同意目前中国货币政策没有必要一定要跟着欧美走。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吸取2008年的教训。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是太着急,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估计过高,宏观政策应对力度过大,而结构性改革相应被搁置。结果是宏观经济增速仅反弹一年后就开始持续下行,同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为那次刺激政策的后果买单(过剩产能、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泡沫)。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可以按照国内既有节奏来放松。目前的节奏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一次降准,适当地降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为什么货币政策不应该放松太快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通胀不会那么快地回落。疫情导致的供给侧冲击不容忽视。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全球饲料价格涨得非常快,今年疫情可能导致全球春耕都不会太好,市场传闻越南已经停止大米出口,因此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会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货币政策空间是不是应该更审慎地释放呢?
大家都谈到今年出口不景气,我当然也知道不景气。不过,出口不景气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失业压力,需要经过仔细的调研与测算。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已经造成劳动力市场供给下降,目前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就业形式。因此中国现在主要面临是结构性失业压力,而非总量失业压力。
 
退一步讲,即使失业压力比我们想象中的大,这个时候你就是给失业人员发一年失业救济金,也花不了太多钱,这样可以等到经济复苏后就业机会重新增加。你可以给大家保底的补贴,而不是在这个时候不分青红皂白,把大量的钱释放给银行体系,这样做非但不能具有针对性地为出口企业、失业人员纾困,反而可能加剧固有的金融风险。
 
财政政策应该加快、加大发力,我非常认同。因为这次疫情会冲击很多中国中低收入群体,会冲击农民工,会冲击服务业行业和中小企业,会冲击出口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在这个时候,货币政策这种总量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你即使把钱给银行,银行也不会贷出去。因此,这时需要靠财政政策进行更具针对性的、量身定制的补贴。所以今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应该发行抗击疫情特别国债,然后降准让金融机构来买,并把特别国债的大部分用于转移支付。
 
当然基建也必须做,但要避免08年的教训大干快上。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已经开工的项目尽快复工,把已经审批的项目尽快落地,而非短时间集中上大量新项目。我比较担心的是财政部思维比较保守,依然注重当期收支平衡,而不愿意出现较大规模赤字,也不愿意大规模举债。换言之,及时、宽松的财政政策需要更高层次的力量来推动。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就是应对当前疫情冲击,中国政府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货币政策不是说不要宽松,而是不要那么快地宽松。我们没有必要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该根据国内经济增长的节奏来。毕竟,发达国家与全球经济增速尚未见底(二季度可能是底部),而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见底。
 
最后讲一下房地产。房地产再走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我们在宏观调控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好不容易才让一线城市房价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横盘整理,才让全社会的房价上涨预期基本上被抑制住。这时候如果逆转一线城市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的话,很可能出现房价再度暴涨的局面(考虑到目前投资者正在焦虑如何投资安全资产),到时候谁来为这个后果买单呢?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本身就有很多闲置的房地产,继续搞商品房只会加剧供求失衡。
 
房地产要做文章,只能做非商品房性质住房的文章。我注意到刚才有朋友讲,住房政府应该重点考虑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的住房需求,这绝对不是靠商品房能够解决的。一二线重点城市,今年可以加大对公租房、廉租房、安居性商品房的建设,但其定价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而且在加大供给的同时,传统的限购限贷政策不能出现根本性放松,一旦逆转,未来风险巨大。在三四线城市,则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在建造成本上适当加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商品房,再将其转化为公租房、廉租房与安居型商品房。地方政府的资金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来解决。这样既可以节省地方政府另起炉灶建房的成本,又能够帮助开发商出清库存,可谓一举两得。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
 
注:本文为笔者在最近一个网络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已经笔者审阅,谢绝转载。针对为什么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不宜过快过猛放松,明日笔者将有专文讨论,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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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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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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