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为“十四五”时期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勾勒了具体路线。构建新发展格局，首要的是把扩大内需搞好。如何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本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

 

重庆日报：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这对“十四五”时期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何重要意义？

 

张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国内外经济环境面临两个重要转变。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全球经贸摩擦加剧，这使得外部需求变得总体疲弱且很不稳定。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的上升，继续依赖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也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是针对上述两个重要变化。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既是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的前提，也是更好地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前提。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外促内”的话，那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变成了“以内促外”。

 

重庆日报：全会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该怎样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新供给引领需求发展？

 

张明：任何经济问题都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更多地需要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性与活力。从这一角度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至少包括：第一，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加快若干服务业行业向民营企业的开放；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流转改革，提高农村居民的工作积极性与各种收入水平；第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官员积极工作与创造性工作的激励。

 

重庆日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为此，应在哪些方面切实着力？

 

张明：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但遗憾的是，各种商品与要素在国内市场上的流动存在着不同形式的障碍，这些堵点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发挥。因此，应该充分贯彻今年四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要素市场化定价与促进要素自然流动的文件精神，促进要素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不过，目前限制各类商品与要素流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依然以GDP增速为核心，这就可能使得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增长的各种考虑，而保持对商品与要素跨境流动的限制措施。因此，要疏通相关堵点，也需要适当调整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重庆日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该怎样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张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封闭发展，双循环意味着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何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与机制四个层面入手。在贸易领域，应该继续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枢纽地位，尤其是应该强化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上的核心地位。在金融领域，应该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尤其注重培育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向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大规模、更多类型、更高流动性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在中国邻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在开放领域，我们应该尽快把国内十多个省级自贸区与海南自贸港做实，针对各地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特点提供差异性的发展方案。在机制领域，我们既应该维护并积极参与各种传统多边机构，也应该在市场导向的前提下推进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机构建设。

 

重庆日报：全会提出，要拓展投资空间。该如何着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张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仍应推动新一轮高标准、市场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词是“两新一重”，也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与重点项目。新基建对于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新基建应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避免地方政府主导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聚集，中国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部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等。围绕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开展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则有望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

 

重庆日报：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主要是补消费市场的短板。该如何全面促进消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明：要全面促进消费，需要从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着手。从需求来看，关键在于持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群众的收入水平。要做到这一点，一是需要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需要加快居民内部的收入再分配力度，三是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避免房地产过度发展挤压居民消费，四是要通过户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土地流转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五是要让民营企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80%的就业。从供给来看，要提供更高质量的制造品与服务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同时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向民营企业的开放。

 

注：本文为笔者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侯金亮与朱涛先生的书面采访，发表于《重庆日报》2020年11月17日，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