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张明 > 张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张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宏观背景,二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具体思路。
 
事实上,所谓内循环、外循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以外促内还是以内促外。中国以外促内发展格局的高光时刻就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变,使得我们不得不从以外促内的格局转变为以内促外的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宏观背景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陷入了长期性停滞的发展格局。长期性停滞格局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一是全球范围内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二是全球收入财产分配失衡的加剧,三是经济金融全球化速度的下降。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的同时,国际经贸摩擦明显上升,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意味着外需需求开始变得不稳定、不可靠,难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稳定的发动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宏观背景之二,是40年经济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规模显著放大,进而导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向于下降。例如,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0%的顶点,目前已经下降至30%左右。又如,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净出口对年度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时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而在过去10年,净出口对年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1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再依靠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就变得力不从心。
 
如何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呢?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这需要构建三大支柱,分别为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第二方面是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金融、开放与机制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一一展开上述问题。我今天扼要讲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如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三是如何在贸易与金融两个层面来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
 
从供给层面来讲,要实现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向居民提供目前严重供不应求的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改善高质量服务供给方面,关键在于要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格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相关市场。
 
从需求层面来讲,要实现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关键是要持续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速和收入水平。自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发生了持续下降,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下降。后者的下降一方面与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关系,另一方面则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系。在这里,我将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增速与收入水平的五条政策建议。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方面,和1990年代相比,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这里面其实已经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了改善,但改善的力度不够大,还略低于1990年代的再分配力度。因此,政策建议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中国居民部门内部,过去20年来,收入差距显著拉大。考虑到中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家庭,因此,政策建议之二,就是要通过以财产税为主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速的下降与中国居民杠杆率的上升相互交织。中国居民杠杆率上升的最重要原因是买房。自2015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愈发显著。因此,政策建议之三,就是要将“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常态化制度化,以防止房地产过度发展持续挤压消费增速。
 
在2020年两会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即中国有6亿人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此外北师大还有一个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有9亿人的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上述低收入人群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因此,如果不能持续提高农民群体收入,那么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无从谈起。因此,政策建议之四,就是要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流转改革等措施来持续提高农民群体收入。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素来有5678的说法。换言之,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税收的50%、GDP的60%、技术创新的70%与就业的80%。如果中国民营企业不能发展壮大,那么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政策建议之五,就是要避免国进民退格局的上演,给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但遗憾的是,这个市场是割裂的、碎片化的。例如,通过高速公路运输货物的运费太贵。又如,不少商品在跨省流通方面仍然面临复杂繁琐的检验检疫规定。要充分发挥国内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就要千方百计降低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打通要素流通的堵点。
 
如果中国政府大力促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必然会形成一次新的要素聚集,从而促进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我所在团队的研究表明,以下五个区域有望成为新一轮区域一体化的领跑者: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东莞、香港与澳门)、长三角(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与南京)、京津冀(核心城市为北京、天津与未来的雄安)、中三角(核心城市为郑州、武汉与合肥)以及西三角(核心城市为成都、重庆与西安)。上述区域与核心城市,在未来十年以来,都有望面临大量要素的持续流入。
 
然而,中国政府在推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将会面临一个问题,也即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可能继续拉大。换言之,中国政府将会面临一个取舍,究竟是在容忍各地区发展差距适当拉大的前提下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区域一体化呢,还是限制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低水平的各地区均衡发展呢?理想的选择当然是前者,但的确也应该进行先进地区如何带动后进地区发展的政策设计。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在贸易与金融层面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在贸易领域,中国政府应致力于构建国际国内双雁阵模式。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不少发达国家认识到在全球产业链上过度依赖单一节点可能面临的风险,因此寻求构建多元化、替代型的产业链,这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未来可能缩短、变得更加区域化与本土化。结合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演进趋势,中国政府应该以RCEP协议的成功签署为契机,在国际范围内构建以中日韩澳新为第一雁阵、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为第二雁阵、以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为第三雁阵的国际新雁阵模式。此外,在中国国内,应考虑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雁阵、以中三角、西三角等区域为第二雁阵、以较为落后地区为第三雁阵的国内新雁阵模式。通过塑造双雁阵模式,一方面可以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地位,带动全雁阵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国国内实现以东促西、以南促北。
 
在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应致力于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
 
中国政府从2009年起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周期。2009年到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2015年下半年到2017年年底,人民币国际化陷入停滞。从2018年起至今,人民币国际化开始了新周期。中国政府在上一个周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是旧“三位一体”,也即鼓励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中国央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而在新周期,中国政府可以用新“三位一体”策略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即大力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开放、在中国周边、东盟与一带一路沿线培育针对人民币的真实粘性需求。新策略推动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可能较为适中,但将会变得更加坚实与可持续。
 
最后,虽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可以获得很多收益,但我们也要防范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导致的潜在风险。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在下行、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尚未根除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应该慎之又慎,我们不能主动拆除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金融防火墙。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本文为笔者在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会议上的发言实录,已经本人修订,谢绝传统媒体转载。



推荐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