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美经贸冲突演进趋势的判断

 

对中美经贸冲突未来演进趋势的判断，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试图实现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而拜登时代美国更可能追求与中国的定向脱钩，也即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

 

第二，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举措不同，未来拜登政府更可能通过多边主义举措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多边主义举措来进行应对。中美博弈有些类似我国战国时期的大国之间的“合纵”与“连横”。换言之，多边主义会是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词。

 

对我国的应对措施而言，有两点也很重要：

 

第一，在大国博弈中很难谈“理性”。对美国精英阶层而言，在下一阶段，很难说和中国密切合作是更“理性”呢？还是对中国进行特定遏制是更“理性”呢？在国家利益面前，很可能立场不一样，“理性”这个词的定义也不一样。

 

第二，“胡萝卜+大棒”的策略中国政府还是要慎提。以前各国对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外交方面动不动就是“胡萝卜+大棒”，听话就给利益，不听话就施压。未来在经济外交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要讲情怀，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各种其他诉求，例如意识形态、公共产品、全球关怀等。在明面上要做到各种策略并重，不要过分强调经济利益，虽然各种策略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二、中美经贸领域的三大潜在风险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个人认为，中美经贸领域存在三个潜在风险点：

 

第一，关于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提法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不降反升，以至于去年中国的经常帐户顺差创下多年来新高。而在1.9万亿美元的新财政刺激投放后，今年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大概率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不排除美国政客重新利用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做文章，例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通过上述手段来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针对这样的可能性，我国政府对此应该提前做好预判与准备。此外，美国政府还可能把贸易问题和金融问题联系起来，比如在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基础上，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对美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我国政府对此也应做好准备与预案。

 

第二，中美金融领域的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这里我有三点思考。其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强硬地要求部分中概股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拜登上台后，上述趋势并没有改变。如果未来美国政府继续对中概股实施严格的审查和刁难，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需要系统思考。其二，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领域的审查继续保持严格打压态势，美国政府会继续发挥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CFIUS）的作用，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其三，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花了巨大成本稳定市场与提振经济，例如扩张财政政策的规模前所未有，由此产生了一种风险，即美国政府会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定方式把其庞大的政策成本让其他国家来分担，而中国投资者很可能会分担其部分成本。

 

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4%，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3%，中间存在近200个基点的息差，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去年升值超过6%。如果美国投资者向中国投资者卖出10年期美国国债，并从中国投资者手里买入10年期中国国债，那么美国投资者可以获益超8%，这还没有考虑加杠杆。换言之，在当前形势下，如果鼓励中国投资者加大海外证券投资力度，他们大概率会买入大量美国国债，这些资金如果被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用来买入我国国债的话，美国人就能获得息差加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收益。上述交易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帮助美国政府承担了部分救市成本。

 

第三，拜登政府将会把经济与政治两手牌一起打。特朗普政府虽然也在打政治牌，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此外，打政治牌需要盟友配合，而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单边主义外交策略很难获得盟友的配合。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概率会和奥巴马政府一样，把经济牌与政治牌一起打。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博弈带给中国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地缘政治和多边领域，这一情况可能会重演。因此，美国政府可能会拿中国的一些敏感地区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也可能在中国周边一些地缘热点区域兴风作浪。美国政府会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融合，团结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政府通过多边主义施压，我国政府也一定要以多边主义来应对。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一套系统策略，应该用透明度更高的、市场化更强的、国际社会更能理解的一系列策略和方式进行应对，对此要做好充分准备。

 

三、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中国的应对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要努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套以我为主、兼顾内外的系统发展策略。

 

关于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这背后最重要的是持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自主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这三大支柱如果得到妥善解决，就能顺利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从贸易层面来看，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区域化与周边化。基于上述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区域内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从金融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例如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RCEP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等。从开放层面来看，下一步要把目前中国20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进行不同的政策试验。

 

第二，中国政府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首先，如果认为中美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趋势，那么未来怎样发展和欧盟、英国、日韩、澳新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将是重中之重，如何与各国发展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其次，不要忘记我国依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政府依然应该充当新兴市场国家的旗手和代言人。

 

第三，我国要积极主动地和美国沟通、交流与互动。双边博弈是一回事，互利发展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领域有三点很重要：一是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这些力量曾经是美国的大企业、大金融机构与科研学术界，但在特朗普上台后被明显削弱了。因此，要努力发展能够理解中国的、对华友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穿越美国大选的政治周期的，未来无论是谁上任，都可以持续发挥作用的；二是一方面要明确与美国博弈的底线，但另一方面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底线是寸步不让的，但特定砝码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三是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前段时间在一个会议上，我听到的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对华是大战略，而我国迄今为止应对美国的策略基本上见招拆招，是被动防守。我国亟需形成一套和美国长期博弈的大战略。用大战略应对大战略，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注：本文为笔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上的发言实录，已经笔者本人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