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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动能、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多方面转换。而城镇化一直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动力,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成为显性趋势,考虑到中国城市率大约还有20%的提升空间,以城市群和都市圈驱动的区域一体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如今,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张明博士及其团队,在最新著作《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中,勾勒出中国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区域,即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并称之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五大增长极。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该如何理解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五大增长极发展又孕育着哪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内在规律?南风窗记者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听听他的解答。
 
一、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
 
南风窗:区域一体化在中国讨论并实践了很多年,为什么迄今为止除了珠三角、长三角以外,很难找到第三个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区域?
 
张明: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区域、省份提“区域三角形”、“两级增长”的概念,但实际上,真的区域一体化并没有发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限。
 
那么,区域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由市场力量来配置要素,让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充分地流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
 
为什么在中国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案例比较少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是以当地GDP为基准的,这样一来,很多地方政府只愿意相关生产要素留在本地,以及欢迎各类要素流入,但不愿意看到各类要素大量流出。
 
这就导致跨地级市和跨省的区域融合发展实践起来比较困难。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内需市场,但其实这个市场在有些层面是存在分割的。
 
就拿资金流动来说,各省的人民银行、银保监局都希望本省金融机构把信贷主要投放在本省,因为本省信贷增长是他们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限制资金跨区域的流动,也就会限制各种区域一体化。
 
南风窗:区域一体化,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一,如何应对因为区域一体化带来的不平衡?
 
张明:实际上,区域一体化加速之后,会带来两种不平衡:一是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二是这5大城市群和其他区域之间会产生更大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区域内部的资源通常会被节点城市虹吸,导致其他城市发展比较慢。京津冀一体化就是这类情况的典型。如何解决呢?以京津冀为例,一方面,需要建立跨区域财政资源转移支付机制,例如应适当弥补河北为北京环保所承担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需要把京津冀作为一盘棋来全盘考虑,建立跨省协调机构来统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
 
另一种不平衡是指,随着五大城市群一体化的加速,它们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区域的发展差距会拉大。当然,如果禁止要素自由流动的话,的确可以获得较为平衡的发展局面,但可惜那是一种低水平均衡。
 
比较好的做法是,让要素自由流动,先集中先发展一些区域,同时通过一些转移支付等补偿机制,让快速发展的区域来带动后发区域的发展。具体如何操作呢?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为例,未来我们不妨将对各省GDP总量的考核,转化为人均GDP的考核。
 
想象一下,当西部众多劳动力流向东中部地区,这客观上会拉低东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同时抬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如果改为考核人均GDP,那么人口适当流出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未必是坏事。所以,不能因为一体化可能加剧不平衡就不要一体化了,而是应该通过设置一些补偿机制,让一体化能够带动全国共同发展。
 
二、五大增长极与雁阵模式
 
南风窗:在您看来,长三角、珠三角、京三角、中三角、西三角,这五个城市群形成了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并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五大增长极,这一判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张明:雁阵模式最早是由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的国家或区域协同发展时的一种理想互动模式。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中就存在一个雁阵模式,其中日本是雁头,亚洲四小龙是雁身,中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是雁尾。
 
在未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中,也存在一个新的雁阵模式。其中,珠三角和长三角是雁头、京三角、中三角和西三角是雁身,全国其他地区是雁尾。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随着生产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在各类要素在向东部地区汇聚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珠三角、长三角的部分产业,开始向中三角、西三角的核心城市扩散,这是当前发生在五大增长极内部的扩散。
 
未来,当成都、郑州、武汉等这些中西部核心城市进一步发展,从而需要产业升级的时候,上述要素和产业自然就会向其他区域扩散,从而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产业链正快速变得区域化和本土化,现在欧美都在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生产网络,未来中国急需增强在亚洲产业链的龙头和枢纽作用,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2020年底成功签署,一个新的国际雁阵模式在东亚已经逐渐成型。
 
在这个雁阵模式中,中、日、韩、新为雁头,以东盟和一带一路中相对发达国家作为雁身,以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相对落后国家作为雁尾。
 
如此一来,我们沿海地区的很多企业,既可以向中西部扩散,也可以向国外一些成本较低地区扩散。通过国内国际双雁阵模式的互动,既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又实现“以内促外”式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互动。
 
南风窗:在五大增长极,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中国两大经济活跃的区域,在您看来,这两个城市群过往发展的逻辑是什么?
 
张明:发展逻辑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但我可以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各自的优势和弱点,事实上,这些差异正是由它们各自长期以来的发展逻辑所造就的。
 
目前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主要有三个,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化程度是国内最高的。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主导性机制,地方政府更多扮演着服务型政府的角色。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两大核心竞争力,科技和金融。国内大型高科技企业很多集中在深圳,同时,深圳又有深交所、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可以把科技和金融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资本市场来孵化科技创新,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有潜力成长为中国版硅谷的原因。第三,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特的“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未来的发展既可以利用香港作为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对接国际资本市场,还能充分发挥香港在优质高校、优质医疗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但粤港澳大湾区的弱点也比较明显。首先,区域内部发展非常不均衡,除了珠江三角洲沿岸城市发展比较好之外,粤北粤西城市发展比较落后。其次,与长三角和京津冀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另一短板是它缺乏优质公共资源,特别是好大学和好医院,这也是深圳这几年花大力气投资学校和医院的原因。
 
再看长三角,它的最大优势是均衡发展程度是全国范围内最突出的。即便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和浙西区域,放到全国来看依旧是发展比较好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前段时间中央才把浙江定义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
 
第二个优势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长三角得到了均衡发展。浙江民营经济很发达,江苏、上海国有经济很发达,整个区域内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旗鼓相当。
 
第三,整体来讲,长三角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链完善程度也是国内最突出的。
 
长三角的弱点在于,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在培育本土大型科技企业方面的能力似乎弱一些。目前,除阿里巴巴之外,长三角似乎没有产生其他大型本土民营科创企业。
 
南风窗:西三角这个提法在黄奇帆提出后,似乎并没有出圈,普通民众接受度也不是很高,如今成渝经济圈已经明确将打造为中国第四大增长极,西成高铁也是2017年才开通,在这种情况下,西安该如何融入西三角?
 
张明:首先,我觉得西三角对中国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广袤的西部其实就只有西三角这样一个核心区域。西三角在提出来之后的确面临很多人的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西安拉进来?
 
毫无疑问,成都和重庆是西南的中心,但在整个西北5省目前的经济中心是西安,如果你不把西安拉进来,让西北5省的人全部到成都、重庆来发展,不太符合实际。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想把整个中国西部打通,就要让西北、西南融合起来,首先要让西北和西南的中心城市融合起来,因此也就要加强成都、重庆、西安之间的融合发展。
 
其实,高铁时代已经拉近了西安和重庆、成都之间的地理距离。随着2017年西成高铁的开通,成都到西安由10多个小时缩短至三小时,“川陕三小时”经济圈已经开始形成。
 
西安与成都、重庆的互补之处十分明显。西安的高校资源多,且理工科实力很强。事实上,现在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的学生在毕业后,除了去上海、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之外,另一个重要去处就是去成都、重庆发展。
 
此外,西三角融合发展对中国而言还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2017年商务部在陕西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设立了中国第三批自贸区。西三角除了担负着拉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崛起的重任外,还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窗口和通道。西北地区能够更好地对接“一带”,西南地区能够更好地对接“一路”。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融合能够更好地把“一带”与“一路”联系起来。
 
南风窗:近几年,南北差距问题引起多方关注和讨论,您在书中提到,京三角中,雄安新区的设立能提振河北经济,从而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体该如何实现?
 
张明: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雄安新区的概念提出来一段时间后,似乎没有看到明显进展。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几年,雄安新区建设可能没有成为当前政策的重点,在雄安新区概念提出之后,爆发了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应对这些重大外部冲击成为中国政策的施政重点。但我认为,从去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被提出来之后,雄安新区的发展有望显著提速。
 
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很多关于雄安的政策正在快速落地,比如公布了首批总部要搬到雄安的央企名单等。雄安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加快。
 
当然,雄安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取决于北京是否舍得把部分优质公共资源整体迁移到雄安,特别是好学校和好医院,以打消国企员工搬迁的顾虑。
 
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来看,雄安对北方经济发展的意义也十分重大。迄今为止中国北方经济发展整体落后,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较弱,与南方相比有很大差距。
 
雄安对北方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未来它会成为很多政策的实验地,例如雄安的房改是最彻底的,未来可能也会出台很多扶持高科技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政策等。雄安可以通过政策创新来提高市场化程度,然后形成示范效应,带动雄安周边地区开展政策创新、转换思维、调整干部,从而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取得突破,带动北方经济增长,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城市群发展规律及投资机会
 
南风窗:纵观五大增长极过往的发展历程,有何内在的共同规律?
 
张明:大致有四个共同规律。首先,它不是单极发展,而是区域内至少要有几个经济发展实力大致相当的城市,这样的话城市群就容易产生分工,也能实现交叉辐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5大增长极中,每一个区域都有相对而言金融更强、制造业更强或研发能力更强的城市。同时,这几个城市之间会产生很多卫星城市,满足中心城市需求的外溢和扩散。
 
第二,在这个区域内,市场的力量要足够强。这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内有一个统一大市场,二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足够强。
 
第三,优质公共资源在区域比较集中,因为人才会跟着公共资源走。换句话说,区域内一定要有一些优质大学和医院,使得本区域内部的优秀人才不至于全部流失到外边去。
 
第四,区域内有明星企业加持,这对区域发展也十分重要。我们常说,一个阿里巴巴就带动起整个杭州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再看深圳的腾讯、华为等大企业,已经成为汇聚人才、资源的重要平台。
 
南风窗: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背景下,消费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但在5大城市群中,社会零售占比均在30%-50%之间,换句话消费升级的空间还很大,具体该如何扩大消费升级?
 
张明: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这不仅是五大增长极面临的问题,也是目前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虽然目前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0%,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只有40%左右,显著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中国高收入群体收入的消费升级早已实现,所以,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应该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占比,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
 
第二,在再分配中,可以引入一些再分配政策来纠正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失衡。在西方国家,再分配政策主要是一些以财产为征收对象的税收,包括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我个人认为,未来最有可能出台的是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而在未来10~20年内,遗产税也可能会出台。
 
第三,要让农民的收入显著提升,这就意味着要推进户籍改革、土地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要让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目前民营企业雇佣了中国80%的劳动力,只有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水平才能显著增长。
 
南风窗:房地产投资机会已经成为大众关注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一个窗口,目前,各地掀起一波新的调控热潮,二手房指导价、学区房调控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城市群中的投资机会?
 
张明: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房地产投资造富的时代也基本结束了。未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显著分化。换句话说,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可能会下降,房地产投资收益率也会相应下降,只有那些大量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入、且本身有很多优质公共资源的中心城市,房价才可能会有比较合理的上涨幅度,而这些城市基本就是5大增长极中的15个左右核心城市。
 
其次,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商业银行经营、地方财政收入与居民资产配置都太依赖房地产了,中央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来纠正这一点。近期各类调控措施层出不穷,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不绝于耳,这些都是我们短期内要承担的阵痛。从中期来看,在本轮调控结束后,房地产市场将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分化将会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
 
在未来5~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两个分化。一个是城市之间的房价分化,总体来讲就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价值明显下降,未来可能只有一二线重点城市的房地产才有投资价值。另一个是开发商内部的分化。目前中国仍有七八万家房地产开发商,而很多发达国家国内只有几十家开发商,未来中国一定会有大量中小开发商倒闭破产或被兼并收购,也即房地产开发商的行业集中度将会显著提高。
 
此外,未来同一区域内核心节点城市之间的房价差距也有望逐渐缩小。换句话说,房价过高的城市未来房价再上涨可能没那么容易了,但房价相对较低的核心节点城市还有一些补涨空间。所以,同一个区域的房价明显低估的核心城市无疑值得大家关注。
 
注:本文为笔者接受《南风窗》记者何小民的访谈,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配图为北京初秋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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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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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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