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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 双循环新格局下应重视需求侧管理的重要性

注:本文系笔者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新著《聚焦需求侧: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撰写的书评,发表于《金融时报》2021年12月20日,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2020年7月,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政府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加剧、新冠疫情冲击的宏观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对1980年代末至今中国政府实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至少具有如下两方面宏观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复杂程度与严峻程度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罕见的。世界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深陷“长期性停滞”格局,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继续强化这一格局。尽管中美经贸摩擦自2018年3月以来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但中美博弈注定会长期化持续化。这意味着疲弱且充满摩擦的外部需求很难继续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二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的挖掘程度。简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笔者认为,要系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二是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离不开如下三大政策支柱: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与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

要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则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机制四个层面来做文章。在贸易方面,中国政府应致力于通过各种措施来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中枢地位。在金融方面,中国政府应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且这一轮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更多地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人民币计价、中国在岸金融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开放,以及在中国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育针对人民币的真实粘性需求。在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应该把目前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且在不同的自贸区自贸港可以推行差异化的政策创新。在机制方面,中国政府既要维护现行国际多边机制(毕竟中国是这一机制的重要受益国),同时也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新型国际多边机制建设。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项中长期工作,需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例如,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属于需求侧管理,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属于供给侧改革。

不过,迄今为止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还是更多集中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推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补链强链等),从需求方面入手并系统展开论述的著作尚不多见。而兴业银行鲁政委团队的新著《聚焦需求侧: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就是从需求侧出发分析新发展格局的最新尝试。

《聚焦需求侧》的结构非常清晰,仅有四章。第一章“总论”厘清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并辨析了需求侧管理与需求侧改革的定义。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聚焦于“三驾马车”:“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投资后劲”、“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虽然章节不多,但本文内容非常详实,尤其是在“消费”与“投资”两章。

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而在全球经济深陷长期性停滞、新冠疫情冲击持久化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通过需求侧管理来充分发挥我国内需巨大、潜力充足的优势,以把握好战略机遇期。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认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以内需作为引力场来吸引全球要素、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建设贸易强国。让我印象深刻的则是以下这句话:“需求侧管理不能只是理解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简单收放管理,而是包含着全方位的改革内涵”。

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必须努力扩大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出了三条重要的政策建议,一是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二是通过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来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大力夯实居民养老保障至关重要;三是丰富居民投资理财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此外,通过分析美国非耐用品、耐用品与服务消费结构的变化,作者提出,药品、娱乐用品、保健医疗设备、医疗服务支出、汽车售后服务市场、体育消费、宠物消费、金融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未来在中国的增长前景非常广阔。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政策建议之外,要努力扩大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大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意味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地流转试点;二是保证民营企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毕竟民营企业解决了中国80%的存量就业。只要民营企业的员工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才能保证总体消费的扩大与升级;三是要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相关政策。这是因为,从2015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要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就必须控制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而要控制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就必须构建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重要。相反,只有更多高效、前沿的投资才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高质量飞跃。作者认为,在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投资为代表的领域将扛起新时代投资的大旗;而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方面,满足居民基本居住需求的租赁房、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造就青山绿水的低碳投资等,都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换言之,即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增量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但房地产市场的存量改造阶段依然存在巨大的增长潜能。

笔者认为,在促进高效投资方面,也可以从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个部门的角度来展开分析。从制造业来看,中国很多传统制造业部门的确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未来继续投资的空间有限、收益率很低,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先进制造业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潜力,例如将传统制造业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紧密结合,将规模制胜的“刚性制造”变为量身定制的“柔性制造”的工业4.0,以及以3D打印、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制造等。从服务业来看,未来服务业投资的关键在于如何消除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一直以来存在的痛点与痒点,尤其是优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在这方面要促进相关投资,依然需要向民营企业放开上述领域,通过引入竞争来增加投资与扩大供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动。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很可能长期化持续化;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爆发后,部分经济体可能收缩产业链或者寻求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多元化。由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需要进行积极调整。作者指出,一方面,中国应致力于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迈进,在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与国际积极接轨,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另一方面,中国要补齐产业链中的短板,巩固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

从上述分析中,读者不难看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跳出短期看需求侧管理。在传统分析中,我们通常认为,“三驾马车”的变化是经济短期波动的根源,因此应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传统需求管理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然而,本书赋予了需求侧管理以中长期的视角,或者说赋予了其经济增长的视角。例如,消费部分提及的收入再分配、投资部分谈及的新基建与高新技术投资、开放部分谈及的供应链补链强链,其实都是典型的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又如,固定资产投资在当期固然是需求,但在未来却注定会成为供给侧力量。换言之,本书的题目虽然是聚焦需求侧,实则已经将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二者融为一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书是兴业银行研究团队的集体研究成果,全书具有典型的市场研究特色,也即主题鲜明、资料详实、图文并茂。对于关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读者而言,此书无疑值得一读。

 

《聚焦需求侧: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鲁政委等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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