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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笔者应中信出版社邀请,为该社新出版的达里欧新著《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撰写了一篇书评,收录在与新书同时出版的专家解读本中。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格局。在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迅速抬头,导致全球化速度明显放缓。

 

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陡然加剧,并且有长期化、持续化的趋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演进为全球性疫情,发展成为过去100余年来全球最重要的传染病。
 

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对家庭、企业乃至国家造成了诸多困扰。如何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演进,如何布局自己的生产经营与投资,如何开展能够提升自己长期竞争力的投资,成为有关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瑞·达利欧的新书《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回答上述问题,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瑞·达利欧既是声誉卓著的对冲基金经理,也是全球知名的畅销书作家。他的《原则》《债务危机》等著作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近日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是他的最新著作,笔者在中信出版集团的邀请下先睹为快,读罢感觉受益匪浅。
 

这是一本视角宏大、充满雄心的著作。作为一位资产管理者,达利欧试图梳理过去数百年全球历史演变的逻辑,从中总结出若干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对未来进行预测,以指导自己的投资实践。
 

让我们来读读达利欧的原话:“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除非研究类似的历史时期,否则我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势态,也无法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我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在人的一生中,重大的繁荣时期和重大的萧条时期只会出现一次,除非我们研究几代人的历史模式,否则很难预料到这些时期的到来。”
 

在这种大历史观的指导下,达利欧有什么重要发现呢?在笔者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在厘清世界历史上传奇大国兴衰的过程中,提出了三大周期、8个决定因素,并为有关国家未来如何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提出了系统性政策建议。
 

通过对世界史的梳理,达利欧发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中国曾经长期位居主导地位,不过从19世纪开始急剧衰落;荷兰在17世纪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英国在19世纪达到鼎盛;美国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在此基础上,达利欧总结道:“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或王朝可以持续200年或300年。”而和平与繁荣时期要比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二者持续时间的比率通常约为5∶1。

 

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达利欧总结出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周期。第一个周期是长期债务与资本市场周期。第二个周期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这取决于一国内部的合作程度以及围绕权力与财富进行的斗争,而斗争的激烈程度则又取决于该国在财富分配或价值观冲突方面的差距。第三个周期是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这取决于现有各大国在财富与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这本书发现,历史上的短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而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75年。这就意味着,一个长期债务周期包含6~10个短期债务周期。由于长期债务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现一次,因此大多数人对其会毫无预料。达利欧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目前的长期债务周期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所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果,这一货币体系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付诸实施,标志着美元/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这本书进一步指出,债务周期的后半段通常会出现以全球储备货币(当下是美元)计价的债务规模上升过快的现象。为了偿还已有的债务和新增债务,一方面需要大规模印钞(即进行债务货币化),另一方面则需要把利率维持在低于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即进行金融抑制)。而债务周期的后半段很可能会发生财富从富人到穷人的大规模再分配。不难看出,达利欧的上述判断可谓充满洞见。

 

在对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分析的基础上,达利欧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一国政府如何创建并维持有序格局的真知灼见:首先,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而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的抵御能力则较弱;其次,书中反复指出,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最后,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后者的结果将会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显著缩水。

 

在对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进行分析时,这本书犀利地指出,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遵循丛林法则。而大国之间进行的斗争主要包括以下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书中指出,对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来说,明智之举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一场制度和能力的竞争之中。
 

作为一个美国人,达利欧对中美冲突的现状与前景的判断无疑值得我们重视。首先,他认为,目前中美双方已经看到了结果最好的贸易协定。由于这场冲突恶化的风险大于事态改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条约或关税做出任何改变。其次,他的担心是,随着中国变得更具竞争力,日益在经济、技术、资本和地缘政治领域走向全球,中美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的风险将上升。达利欧甚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即未来10年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是35%左右。这对全球各国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一个有趣之处是提出了多代人心理周期。这一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在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在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在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在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我们不妨对号入座,看看目前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心理大周期各自处于什么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阶段,国内储蓄率无疑会持续提高。与之相对应,在第四阶段,国内储蓄率将会下降,杠杆率或债务率将会上升。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或许在于提出了决定一个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八大因素,它们按照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教育、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和储备货币地位。不难看出,达利欧对教育、竞争力与创新是非常重视的。

 

在此基础上,达利欧旋即提出了打造一个伟大国家所需的16个具体因素:一是足够强大和有能力的领导层;二是强大的教育;三是性格坚强,有礼貌,强烈的职业道德;四是腐败少,高度尊重以法治为代表的规则;五是人们能融洽合作,对如何相处有共识,并团结在这一共识之下;六是良好的资源分配制度;七是开放接纳全球最好的思想;八是全球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九是强有力的收入增长;十是有更多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和研发;十一是快速提高的生产力;十二是新技术;十三是世界贸易中显著而且不断上升的份额;十四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十五是被广泛使用的坚挺货币、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十六是全球金融中心。上述因素大都被各类专家反复强调过,但达利欧基于自身团队对世界历史的量化分析提出的上述因素及其排序,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这本书在提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指出:“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国家的国民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共同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这些指标上升。我还希望他们能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达利欧随即指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言外之意,是中美两国的优先目标依然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达利欧毕竟是一个基金经理,他对世界秩序变化的分析最终必然会落脚到应对策略与投资机遇上来。在结尾处,他重申了写作这本书的三个初衷。一是理解进化。进化会带来逐渐的变化,通常是走向改进,例如生产率的提高。二是理解周期。周期在经济中引起有节奏的起伏(例如债务泡沫的破裂)和一路颠簸(非节奏的起伏,例如自然灾害)。三是把握指标。建构有效的指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周期中的位置和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达利欧似乎是一个酷爱提出原则的人,他目前出版的三本畅销书都与原则有关。在这本书中,他又提出了应对变化中未来的三条主要原则:一是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二是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三是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在上述三条原则的基础上,这本书进一步提出了四条具体的应对建议:一是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二是分散风险三是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四是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

 

达利欧的三本著作,笔者都一一读过。总体印象是,达利欧作为一名成功的基金经理,具有很强的“知行合一”精神,试图建构一套完整的个人、公司与国家哲学,来指导自己的投资决策与个人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还非常愿意与世人进行分享。从这一意义上来看,达利欧无疑值得赞赏,他做的事情的确是“达则兼济天下”。
 

当然,他的系列著作虽然充满了技术类图表,但依然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读者自然应该对他的观点进行批评性吸收。不过与很多其他习惯于云山雾罩式表达观点的专家不同,达利欧把自己的哲学、观点、方法与框架直接公布于世,以方便各方进行挑战与批判。这种坦然与自信,还是令人击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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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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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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