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笔者为《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撰写的书评，尚未发表，谢绝传统媒体转载。祝朋友们五一愉快！

《大合流》由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理查德·鲍德温教授所著，这本书提供了我们理解全球化核心逻辑及其后果的一套全新思考框架。 

本书将全球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20年至1990年，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至今。在第一个阶段，发生了所谓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也即少数发达国家（以G7为代表）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其他国家显著拉大的事实。在第二个阶段，则发生了所谓的“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也即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以I6为代表，也即中国、印度、印尼、韩国、泰国与波兰），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缩小，但其他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落后状态。

如何解释大分流以及大合流的发生呢？未来的全球化将沿着何种逻辑展开，又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尤其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言？

《大合流》这本书通过构建一套新框架来回答上述问题。这套框架被称之为“三级约束”，也即商品、信息与劳动力这三种要素的全球流动均面临特定约束，而不同层次的全球化也即不同要素的流动约束被“解绑”的过程。

在全球化第一个阶段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导致生产与消费过程被强制捆绑在一起，没有事实上的大规模贸易发生，更不用说大规模国际贸易了。

蒸汽革命显著地降低了交通成本，尤其是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货物的全球流动被解绑。这就使得各国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各自建立自己的优势产业，并彼此之间开展产品间贸易。但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这种产品间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规模化生产、集聚效应、创新之间形成的正向循环，驱动了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拉大了它们与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很难一下子建立特定行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并参与到国家贸易中来。

产品间贸易的受益受损群体比较容易界定，基本上是按行业划分。本国比较优势行业的员工将会获益，本国比较劣势行业的员工将会受损。尽管从事自由贸易整体上利大于弊，但由于受损群体更为集中，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因此容易形成反对自由贸易的浪潮。

信息技术革命显著地降低了信息流动成本，技术的全球流动被解绑。这就使得发达国家企业把特定产品的部分生产工序“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能。这种发达国家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结合导致产品内贸易大行其道。书中有个精彩的比喻，如果说过去的贸易是不同的足球俱乐部之间相互交易球员的话，那么现在的贸易就是优秀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去训练其他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不过，由于人员流动存在较大障碍，发达国家企业通常还是选择靠近本国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由于这种合作同样具有规模效应与正反馈效应，造成产品内贸易的受益国依然是少数新兴市场国家。

产品内贸易的受益受损群体更难界定，不能按行业划分。流行的“大象曲线”可以用来粗略刻画受益受损群体。换言之，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群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等技能人群是主要的受益者，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低收入阶层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低收入阶层可能从中受损。

未来的全球化将会如何展开呢？本书认为，随着远程显影以及远程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劳动力流动的全球限制可能会显著解绑。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真实流动，而是劳动力与其所提供服务的分离。例如，发达国家的工程师可以远程指导发展中国家的机器安装。又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远程操作发达国家服务行业的智能机器人。劳动力流动的全球限制意味着服务将会成为全球贸易的新的重点。从逻辑上推论，这种贸易的受损者是发达国家低端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而受益者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以及发达国家的高技能人群。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撕裂可能更加严重，而发展中国家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这也意味着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地理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更多发展中国家有望实现工业化，并点燃新的一轮大宗商品周期。

我最欣赏本书的一个观点是，在未来，远程智能（RI）至少具有与人工智能（AI）相似的变革性与发展空间。全球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驱动力的不同。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驱动力是蒸汽革命导致的货物运输成本的下降，全球化第二阶段的驱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知识传播成本的下降。而在未来，全球化第三阶段的驱动力很可能是虚拟现实革命产生的远程显影和远程机器人技术成本的下降。

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它源自一个统一的全新的框架。不管现实最终是否会按照本书的预测演进，但这个观点无疑值得我们重视。“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至于连未来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理查德·鲍德温著，李志远等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