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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读书笔记

注:李晓老师是中国世界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真性情和有雅趣的人。我和李晓老师以及他的好几位弟子都是好朋友。近期拜读了李老师赠送的新著,很受启发。推荐对美国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们阅读。文中配图摄于四川阆中古城。

 

《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李晓,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版。

 

1、与英国治下的自由主义秩序不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是被高度制度化了的秩序,广大外围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中享受着贸易扩大、经济增长和交易便利的红利。因而,该秩序有更大的包容性、延展性和嵌入性。

 

2、历史地看,“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是美国惯用且有效的两种权力战略,是其巧实力的体现。对美国来说,“系统内分权”意味着允许他国与之分享不会危及其核心利益的那部分权力。“责任分担”意味着美国要求他国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这既可被看作对美国让渡部分权力的补偿,又可被理解为美国打压他国威胁所作的努力。
 

3、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的日益金融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影响:一是美元体系的形成和强化;二是以美国科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转移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4、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不愿意像当年英国在一战后表现的那样遵守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即美国人不再遵守规则。
 

5、现阶段美元体系主要依靠三个机制来运行:一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二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三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

 

6、美元体系内的国家存在一种集体性的“系统崩溃恐惧”。系统崩溃的压力或恐惧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元霸权带来的成本,其“绑架”功能使得系统内国家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支撑该体系的运转。

 

7、美国参议院Robert Menendez认为,“信用评级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极易对金融市场产生有意的误导。随着评级机构的收费模式从订购模式转向卖方付费模式,自然会产生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咨询服务的公正性与自身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8、“存量调整”的估值效应即美元汇率、利率调整对一国国际头寸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不亚于经常账户的变动。
 

9、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更多的是增强双边抵御金融风险的信心,而非增加贸易结算功能。只有在中国处于区域生产网络中心的东亚地区,人民币贸易计价与结算功能的提升才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巨大的潜力。
 

10、中国应高度重视与日本、德国等对美债权国家一道,循序渐进地形成一个“债权人同盟”,共同致力于恢复以“债权人逻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秩序。
 

11、西方崛起的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军事—金融综合体”,使得国家在长期、频发的战争环境中得以获得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的支持。
 

12、欧洲文明史有多长,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美国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也是众多思想、理念和社会势力相互妥协出来的国家。它对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战略诉求不是随着实力增长成为强国之后才产生的,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
 

13、在一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孤立主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如说是为了赢得遥远的作为全球实力平衡中心的欧洲的好感,或者说是为了让欧洲列强更加放心而采取的韬光养晦。
 

14、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的,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用苏珊·斯特兰奇的概念讲,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结构性权力。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和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化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
 

15、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它弥合国内的社会裂痕和政治分歧,也有助于它组织并领导一个稳定的国际同盟体系,以求遏制对手,迫使其崛起中断,可谓一举多得。
 

16、英镑的衰落具有两个重要的现实背景:一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二是面对美国的强力打压,甚至二战中和战后初期为了接受美国援助尤其是“马歇尔计划”,不得不放弃唯一可以维系英镑地位的“帝国特惠制”。
 

17、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四次世界格局的调整。第一次是维也纳格局,即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战胜国重新划分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导致的均势状态;第二次是一战后以《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世界格局;第三次是二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冷战格局;第四次是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一超多强格局。伴随着全球化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世界秩序的治理而非统治日益成为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途径。
 

18、西方更关注在帝国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外围或边缘各种权力政治空间的变化,即关注外部边缘新兴力量的崛起,并对此抱有天然的警惕。中国则更加关注内部敌对或反叛力量的形成和发展。相应的,对于大国而言,中国人更加关注“复兴”,而西方人更加关注“中心—外围”结构及其内部的权力转移。

 

19、拜登经济学将其对外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化,以价值观、意识形态为黏合剂来加强与盟国和准盟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与经贸规则的“去中国化”。

 

20、用卡尔·波兰尼的理论来讲,就是经济生活已经与社会系统发生了严重的“脱嵌”,这乃是当今美国国内外一切问题、困境的重要根源。
 

21、中美两国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革新的能力,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既关乎两国自身的前途,也决定着两国关系及世界秩序的未来。

 

22、产业协会、行业协会等非国家行为者的观念和行动,更多地体现着知识、理念、价值观甚至宗教情结,它们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同我们熟悉的主权国家的理性、利益偏好及其行为有着很大不同。
 

23、全球化分裂使得经济全球化处于新一轮调整过程中,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投资规则等领域正在出现规则分层化、范围区域化的重构。

 

24、乔万尼·阿瑞基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纳为四个积累周期,即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从16世纪末开始贯穿整个18世纪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以及19世纪末开始持续至今的美国周期。随着这四个周期越来越短,但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上,而且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在周期开始或结束阶段都有一个显著的金融扩张过程。
 

25、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它首先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其次是受到政治理念、意愿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制约或影响。换言之,国家仍有技术能力、政治意愿及选择来影响全球化进程。

 

26、美联储已经从一个纯粹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与监管机构,开始转变为干预、操纵财富和权力的机构。央行作为未经民主选择的特殊技术部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7、G20的决策机制主要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没有正式的投票机制,不仅决策效率低下,而且其决策结果缺少强制性,实施效力不明显。
 

28、一国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理念、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的程度越高,其塑造全球影响力的能力也就越强。迄今为止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更多的是基于实用,相对忽视理念、价值观等层面的协调和达成共识。

 

29、中国应该将以东亚为核心的周边地区置于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区域。无论是从经济关联度、产业链密集度还是文化传统的相似度而言,最容易使得中国见解、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被广泛接受的,同样是东亚地区。
 

30、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本质上是加入美元体系、利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的巨大的最终商品市场获得美元储备,锚定美元信用,再通过美元体系开展对外活动的过程。

 

31、在政治经济学看来,市场天然具有社会属性甚至是政治性的,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它从一开始就嵌含在一国的社会、政治体系当中,社会的、政治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的运行及其功能,影响着市场活动的目的与范围。

 

32、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中心论认为,国家作为经济行为者不仅关注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绝对收益,更关注相对收益,即关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收益相比之后的收益变化。


33、经济学研究的是通过分工合作提升效率的行为,而政治经济学更加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权力的来源、实施及其影响。前者更看重利益及其分配,后者更习惯于塑造信仰、意识形态及其影响。
 

34、经济的逻辑主张是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而政治的逻辑在于为了获得竞争成功、战胜对手而不计成本。因此,当安全和财富两个目标相互冲突时,前者重于后者。
 

35、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挑战国失败”的共性,我称之为“挑战国陷阱”——主要体现在面对在位霸权的全方位遏制、打压,挑战国不得不通过权力集中的方式动员全社会的资源予以应对,进而忽视、牺牲了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最后导致国家崛起中断。

 

36、元朝以金银为储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了完全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当属世界首创。明代实施海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贵重金属外流。从隆庆元年开始,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这对世界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影响至深。与元代的通货膨胀不同,通货紧缩是明代崩溃的重要根源之一。从本质上来讲,明朝的白银货币化过程是将货币主权锚定国外的贵金属货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能力失败的被动选择。

 

37、布罗代尔认为,只有资本同强权(国王)相结合的时候,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足够的动力。
 

38、中西方金融大分流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在13世纪,同样面临着财政赤字压力,南宋政府选择公田法掠夺民财,同时期威尼斯政府则依靠发行长期债券融资。长期以来,就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中国主要依靠“以文字统一为基础的文化+内向型财政支撑的军事政治力量”来实现,而分裂的欧洲则主要依靠“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外向型债务体系支撑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两种动力机制的差异使得中西方出现了发展道路的重大分野。
 

39、西欧民主制度尤其是英格兰君主立宪制度的形成同经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不大,实乃战争融资需求的结果,是公共信用在政治维度上演进的产物。
 

40、金融的发展不是经济总量增长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制度演进和变革的产物,其核心是能否建立有关私人财产权力保护、权力制衡和信息公开透明的规则与制度框架。

 

41、历史上过早的大一统帝国的形成过程,使得中央集权政府通过税赋汲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已成固定模式,那种因竞争需求而不得不将财政资源货币化的动力几乎不存在,因此往往很难从封闭性的财政汲取体制(国家垄断、囤积财富的国库模式)迈向开放型的财政信用体制(藏富于民、金融发展的公债模式),进而走向开放型的货币信用体制。
 

42、十五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凡是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大多成功崛起,那些政府权力受到很少限制或不受限制的国家几乎都未能逃脱衰落的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汲取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与效率不同。

 

43、中国香港的普通法传统对于今后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金融业创新以及金融业对外开放而言,是个不可或缺的优势。

 

44、历史上,几乎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是靠举债,而非凭借自己的储蓄或储备实现的。任何时代的金融业发展对制度尤其是法治体系的依赖度都是非常高的。

 

45、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在于,不再以过去四十多年的“门槛式”开放即市场准入为核心,而应该以规则、体制和制度安排上的改革为重点突破。换言之,高水平的开放不仅仅是传统的解除政府对跨境经济活动的限制,降低或解除准入或走出去的门槛,更有市场经济规则的更高水平的国际接轨。
 

46、经验表明,所有货币的崛起都是与在位货币的竞争而非脱钩过程中实现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在美元体系内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而不是相反,更不是在美元体系外另辟蹊径。
 

47、作为货币体系的领导者至少要在以下三个领域做出贡献:一是维持一个相对开放的进口市场;二是提供反周期的长期贷款;三是在危机时刻提供短期融资。


48、如何形成和具备必要的国际收支延迟调整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一国的国际流动性情况,即能够支配的流动性越多,就能够将国际收支调整延迟得越久。
 

49、只有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才能够实现该地区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这又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使得中国真正成为消费大国,成为区域性、世界性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二是中国要想构建自我主导的价值链,必须拥有技术创新能力和一系列核心技术;三是必须培育以先进的核心技术为支撑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构建区域产业链的重要承载者。
 

50、大学毕业生应具备六方面能力:养成并保持学习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自主选择的能力、审美能力、战胜困难的能力、要做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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