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中国攀升：长期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上篇内容的主要观点集萃。该书由张明研究员团队出品，于今年8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大国崛起：离不开中国的全球产业链》

1、在雁行模式中，日本扮演头雁角色，亚洲四小龙扮演雁身角色，东盟国家扮演雁尾角色。在双环流模式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另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在该模式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但无论是雁行模式还是双环流模式，都没有改变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架构的本质。

2、基于对2005年至2015年期间价值链参与指数与价值链地位指数的测算，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中间品进口比例逐渐下降，中间品出口份额不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而全球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目前仍然进口大量中间品进行生产，但国产中间品的供给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第三，中国整体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高于美国，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指数低于美国；第四，与欧盟和北美生产网络相比，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贸易方面与东亚区域的联系更为紧密。

3、如何继续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一是通过各种努力来保障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安全；二是在贸易层面，努力构建国内与国际的双雁阵模式，强化中国在东亚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三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激发各种主体创新活力，推动国内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第二章《赶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为什么很多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都会经历一段高速增长期？一是体制变革与要素成本优势（内部因素）；二是全球贸易发展与技术扩散（外部因素）；三是全球技术进步与跟随学习（科技因素）。

2、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一是成本优势消退与来自更加欠发达国家的竞争；二是国际分工锁定与价值链攀升瓶颈；三是收入财富分化加大与改革受阻；四是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

3、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以日韩为例）的经验：一是大力吸引外资支持与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二是循序渐进推进产业升级；三是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能力提升；四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持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教训：一是产业结构升级过于迟滞或过于超前；二是对国际市场与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能力不足；三是贫富分化严重。

5、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确保劳动效率与收入水平同步提升；二是改善收入分配失衡；三是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四是推动制度变革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五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以及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六是防止产业过早空心化。

第三章《金融危机：百年启示录》

1、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共性规律：第一，流动性机制是引发银行危机与金融市场危机的常见途径；第二，信贷扩张常常通过制造资产价格泡沫而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第三，金融危机的爆发经常伴随着经济周期由繁荣到衰退的更替；第四，信息机制在危机传导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五，制度因素引发的经济结构变动也被通常用来解释金融危机的成因，尤其是汇率制度安排、金融自由化程度与政府干预程度等。

2、国际金融危机演变的普遍规律有三：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集聚性显著上升（集聚性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贸易网络与金融网络的联系度不断上升；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日益显著；中心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的溢出效应持续放大等）；二是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数量更多，但源于发达国家的危机更具破坏力（金融危机的金融传导渠道远比贸易传导渠道更为重要）；三是发达国家能够将危机成本转嫁给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渠道、利率渠道、汇率渠道、跨境资本流动渠道）。

3、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第一，金融体系缺乏稳定性，金融脆弱性较高；第二，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的重要原因是债务重组成本较高；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是新兴经济体爆发危机的重要外部原因；第四，国内政策工具缺失（例如过早开放资本账户）；第五，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在危机预警、应对与救助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4、发达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第一，金融市场与产品过度创新、金融体系过度膨胀、资金大规模脱实向虚；第二，私人部门低储蓄率与高负债率；第三，国际资本流动大进大出。

5、如何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危机？首先，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应该有效约束政府举债行为，建立独立科学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克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诱惑），避免私人部门过度举债，保留适当的资本管制；其次，对发达国家经济体而言，应该警惕信用体系过度扩张、高度杠杆化与大规模资金脱实向虚，避免政府杠杆率过快上升，将货币政策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配合使用，克服现代货币理论的诱惑；再次，对区域与全球而言，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国际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作用并加强全球与区域层面的协调合作，建立更广泛的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实施量体裁衣的监测监管，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第四章《警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数字经济时代的东印度公司》

1、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大影响力：一是推动技术溢出与技术扩散；二是强化全球性垄断；三是通过政治寻租影响国际政治。

2、全球跨国公司经营投资行为的变化：一是主要投资行业由石化、汽车、电信、电器和电子设备等行业转变为高科技、生物制药、自动化等行业；二是全球头部跨国公司行业经历了从金融、电信、原油到互联网软件的变化；三是跨国公司的经营变得更加国际化；四是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异军突起。

3、全球科技巨头与互联网平台公司崛起的挑战：一是通过新的垄断形式来影响世界（技术垄断、数据垄断、技术标准垄断）；二是通过与主权国家结盟来强化国际话语权；三是通过打压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者来保持自身地位。

4、中国如何应对？一是强化外循环，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参与与建立反垄断规则、采取安全化手段以提升话语权）；二是强化内循环，强化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优势（努力在新的技术领域实施弯道超车、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资源优势）。

第五章《断裂：揭开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真实面纱》

1、收入不平等的三大经济后果：一是收入不平等会通过影响消费与增长驱动力来降低经济增速；二是收入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并加剧机会不平等；三是长期高度收入不平等会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

2、最近4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并表现为顶端收入不平等迅速扩大和中产阶级规模不断被压缩两大特征。财产不平等要比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且顶端收入不平等与顶端财产不平等出现高同质化趋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扩大。

3、驱动收入不平等周期性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资本收入份额的相对变化；二是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相对供求。前者可以解释财富不平等为何如此巨大，后者可以解释不同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异。

4、影响当前阶段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导致的不平等；二是教育不公导致的不平等；三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四是金融深化导致的不平等。

5、顶端收入不平等迅速恶化的原因：一是金融扩张、政治游说与金融自由化；二是真实税率大幅下降；三是劳动力市场的超级明星现象与股票期权制度。

6、收入分配失衡的后果：一是导致消费不足、脱实入虚，甚至金融危机的爆发；二是导致政治极化；三是引发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四是导致长期性停滞局面的出现。

7、如何改善收入不平等？一是促进税收制度改革；二是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全球金融资产实名登记制度；三是提升教育水平和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四是正确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五是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六是在社会保障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第六章《经济全球化：周期特征、驱动因素与潜在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影响：一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二是深化多边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三是提升全球生产能力；四是增强全球协调能力；五是缩小了国家间的收入绝对差距；六是加剧了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七是放大了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八是加大了主权国家的治理难度；九是挑战国家的产业链安全；十是加剧了全球的气候环境恶化。

2、探索经济全球化的新路径：一是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体系；二是提升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三是维护与改进多边贸易机制；四是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五是强化对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境税收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