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Style 2013年第六期

作者团队：程实 管清友 宗涛 张明

本期执笔：程实（理论）VS 张明（现实）

《金融博览》专栏文章，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米德冲突何以挑战传统政策理论

程实 

    在经济学领域，稳定政策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面对“政策制定者需要对经济周期做出反应吗”这样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的回答总是不尽相同。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宏观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在各种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之下，政策调控能够起到“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正如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所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而另有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宏观经济本来就是稳定的，政策调控不仅不能起到稳定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波动性来源，正如弗里德曼所言：“我们需要的不是把经济之车的方向盘转向不可预期之路上的高超政策司机，而是需要作为稳定物坐在后座上的政策乘客”。

    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结论，但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如此背景之下，相比“是否需要政策干预”，“如何进行政策干预”显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对单一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政策效应和政策制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

    这种对单一政策的研究由于“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的发现而遭遇了发展瓶颈。米德打开了经济世界的“潘朵拉宝盒”，第一次通过系统、理性的理论论述揭露了单一政策调控在复杂经济状况下的无能为力。在其名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里，米德通过分析国内经济变化与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开放经济中国家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统一问题。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金融政策手段实现其政策目标时，经常会出现国内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恶化并存的局面，恢复国际收支均衡又会引起失业增加，即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难以同时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米德冲突”。

    米德在他简单的“两国-两政策”模型中列举了三个“米德冲突”的经典案例，这三个例子显示了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冲突的多样性：本国或他国的自发紧缩、生产率变化、需求结构扰动都可能会给一国带来政策选择的左右为难。通过这经济冲击来源迥异的三个例子，米德在冗杂的语言里潜在传递了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较为频繁，在较长的时间序列里，内外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意味着单一金融政策调控不仅是尴尬的、两难的，还是无力的、危险的。只有运用政策搭配才能将经济风险最大限度的降为最小，才能让一国经济最大限度的趋近内外均衡。

    虽然米德论述了内外均衡冲突中政策搭配的现实必要性，但米德冗长的文字作为一种定性分析并没有给政策搭配提供一个系统的定量分析框架，这个工作由计量经济学重要开创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完成。在其著作《经济政策：理论和设计》中，丁伯根通过引入系统工程分析理念，建立了一个描述全部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一般结构模型。在政策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这个简单的一般模型能够得到两个广为人知的“拇指法则”：一是政策目标全部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政策目标数目不大于政策工具数目，这也就是所谓的“丁伯根法则”；二是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是必要的。

    但就算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之间满足了“丁伯根法则”，也并不必然会解决内外均衡的“米德冲突”。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政策在政策范围、政策传导、政策时滞上的差别使得整体效果的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如何用政策搭配解决米德冲突？蒙代尔借用简单的两目标-两工具模型分析，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即把政策搭配中的每个政策工具指派给它具有绝对或相对效应优势的政策目标，这就是著名的“蒙代尔指派法则”。

    然而，无论是强调宏观政策不能野心太大、目标太多的丁伯根法则，还是强调宏观政策需要目标明确、有的放矢、相互配合的蒙代尔指派法则，都只是为如何应对“米德冲突”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性原则。所谓是药三分毒，每一个政策工具都对实体经济的不同部分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复杂影响，宏观政策不是万能的。而在2007-2013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没有宏观政策的救助、刺激和引导又是万万不能的。如何化解新形势下的“米德冲突”？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启迪，还需要大胆又不失审慎、创新又不失监管的政策实践。 

政策搭配如何应对中国米德冲突

张明 

    所谓米德冲突，是指在特定情况下，如果一国政府单纯使用支出调整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则该国可能会面临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例如，当一国处于通货紧缩与经常账户逆差的状态下，同时汇率机制缺乏弹性时，该国政府就会面临如下冲突：如果该国运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则由于进口需求上升，该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会扩大；而如果该国运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去缩小经常账户逆差，则通货紧缩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理选择是增强汇率机制弹性，通过汇率贬值来缩小经常账户逆差，同时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简言之，一国应该用不同政策去分别实现内部与外部均衡，从而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其实是丁伯根原则的开放经济学版本。所谓丁伯根原则指的是，要实现一个政策目标，就必须使用一种独立的政策工具。

    过去10年内，中国在大多数时候面临的是与上述案例恰好相反的米德冲突。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顺差的组合，另一方面，尽管过去10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并不低，但由于央行依然积极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缺乏弹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以下两难：如果用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由于进口需求下降，经常账户顺差会进一步放大；如果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则经济过热会加剧。

    中国政府过去是如何应对米德冲突的呢？过去10年，中国政府通常会采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同时追求内外均衡。有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组合，另一些时候，中国政府会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通常可以使得内外失衡处于可控范围内，但有些时候却可能失效。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指出的，假如资本是完全流动的，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当有限。

    其实，在上述两难下，更有效的应对方式是增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即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经常账户顺差，同时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并运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这样既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同时有助于降低经济体内的扭曲。

    世易时移。在2013年上半年，中国转为面临经济增长率下滑与经常账户盈余缩小的格局。按照上文的逻辑，合理的政策组合应该是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长率下滑，同时通过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放慢（甚至贬值）来应对经常账户的变动。然而，由于国内制造业存在显著的产能过剩，加之房地产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央行对扩张性货币政策投鼠忌器。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遗留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使得中国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有所掣肘。同时，由于美日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大量短期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快速升值。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着比传统的米德冲突更为复杂的痛苦权衡。

    中国政府应当如何来应对当前的复杂化的米德冲突呢？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强化另一些非常规政策工具的运用：第一，通过加强资本账户管制来抑制短期套利资本流入，从而平抑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实现经常账户余额的大致稳定；第二，考虑到过剩产能的存在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压力，当前中国政府不宜显著放松货币政策；第三，结构性的财政政策放松仍应继续，例如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的公共投入来刺激居民消费等；第四，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推动收入再分配、打破国有企业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等结构性改革来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重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米德冲突仅仅是对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组合的讨论，而要突破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局，中国政府必须突破传统宏观调控思维的桎梏，创造性地使用国内结构性改革与资本流动管理等工具，来应对当前的内忧外困，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