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张明 > 傅勇博士为《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撰写的书评:求索国际金融危机

傅勇博士为《全球危机下的中国变局》撰写的书评:求索国际金融危机

傅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已整五年。五年前,这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幕骤然拉开,金融市场惊现断崖式下挫,实体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

危机发生前,有人提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已经脱钩(Decouple),意思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有所减弱——不再是美国经济打喷嚏,新兴经济体感冒;而可能是美国经济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这轮金融危机提供了一次压力测试机会。总体看,新兴经济体还是较好地经受了考验,没有出现内生性危机,复苏进程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两者形成了所谓“双速复苏”的格局。当然,不少新兴经济体遭到较大危机冲击,全球宽松流动性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也造成了较大干扰,特别是2013年5月以来,美联储逐步释放政策推出的信号,不少亚洲国家的股市、汇市明显下跌,外汇储备有所消耗,市场一度紧张加剧。

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我们在全球实现率先复苏,经济金融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

国际国内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明博士日前出版了专著《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变局》,全书分为“中国宏观经济”、“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危机”、“在哈佛听讲座”等部分,讨论的主题涵盖了上述大部分问题。条理清晰,分析到位,文字洗练,非常值得一读。笔者对集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前两部分略加介绍和评议。

在讨论中国宏观经济时,作者特别提醒未来中国经济应着力避免两种陷阱:一个是日本陷阱,另一个是拉美陷阱。前者以泡沫经济和人口老龄化为特征,后者以社会阶层固化和民粹主义式的民主为特征。笔者以为,处理这些风险是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对此,书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在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书中收录的一组文章广泛关注。这轮国际金融危机是人民币开展跨境使用的重要背景之一,在此期间我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成立了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特别是近年来资本项目开放和利率市场化提速,这些现象都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变局的重要内容,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张明博士供职的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国内研究国际经济学的重镇,近年来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外汇储备管理、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等议题开展了持续研究,其观点和政策建议前后一致,很多时候也是直言不讳,发人深省。

本书详细阐释了对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跨境使用试点的担忧,强调金融改革存在先后次序,认为在这些改革之前应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推进国内金融若干改革,高度注意过快放开资本项目兑换的风险。应该说,尽管存在争议,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并被充分理解,其合理性也在决策过程中加以考虑和吸收。就目前推进的改革举措和已知的设计方案而言,已充分考虑到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风险,并保留了较多的政策余地。应该指出的是,保留这些政策余地并不影响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甚至完全可兑换的完成。即便是在欧美等国,国际资本也不可能完全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IMF等国际组织也赞成对必要时实施一定的管制措施。因此,笔者一直觉得,这方面的争议被放大了。目前的改革从未想过过快放开所有必要的管制。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对中国国际收支头寸和对外投资收益率的讨论。书中指出,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海外净资产,但却出现了持续的海外投资负收益,原因是中国对外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对外负债的投资收益率。这与美国形成了反差:美国的对外资产一直小于对外负债,但其海外投资收益一直为正。此外,日本、德国这两个对外资产大于对外负债的国家,其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也一直大于对外负债的投资收益率。作者指出,这与中国对外投资以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为主,而对外负债中私人直接投资占较大比重有关,也与中国投资经验相对不足有关。这些分析对我们改进外汇储备管理,鼓励藏汇于民无疑是有益的。此外,笔者感到,中国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经济增长较快、投资回报率较高有关。从全球看,新兴经济体的回报率高于发达经济体不足为奇。因此,如果能将中国的对外投资收益率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较,信息量可能会更大,也更有说服力。

总体看,这本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这轮金融危机以来所出现的重点热点问题,推进相关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探讨。这轮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被称为“大衰退(theGreat Recession)”,与1929-1933年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为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一本专著即名为《两次危机(theTwo Crisis)》。然而,从目前看,这轮金融危机后经济金融理论远远没有取得“大萧条”时期那样的长足进步。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就是为解释和应对“大萧条”而出现的,此外其同时代的哈耶克提出过与其竞争的理论,弗里德曼也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提出了货币学派的解释。更不用说,有一大批以研究大萧条而著称的经济学家,包括现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及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埃森格林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金融加速器、金融监管、黄金汇率制度等对危机的作用机理。

反观这轮金融危机,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太多的理论革新,如果有,更多的像是茶壶里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这轮金融危机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张明博士的这本书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推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