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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怀念科斯

经济学Style 2013年第八期

作者团队:程实 管清友 宗涛 张明 

本期执笔:张明(理论)VS 宗涛(现实)

《金融博览》专栏文章,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交易成本无所不在  明晰产权纲举目张

张明

近日,103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仙逝,再度引发各界对科斯参与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与热议。

科斯是英国人,但从二战后起一直在美国工作。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科斯一直供职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是“法律与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有名的著作少而精的经济学家。其相隔2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1937年)与《社会成本问题》(1964年)催生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并启发威廉姆森与诺斯等人将交易成本引入对制度的分析,从而在1970年代形成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系统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并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的疑问是,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并不会存在。因为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与劳动提供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达成契约,进而执行这一契约,没有形成企业的必要性。因此,科斯提出,恰恰是因为市场上存在各种交易成本,例如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形成的搜寻成本与监督成本,法律体系不健全形成的合同执行成本等,这才导致有关各方通过组建企业来降低相关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企业并非天然存在的,它是市场主体在经过精明的成本收益分析后刻意建立的产物。

既然组建企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那企业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例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企业,而奥斯卡×兰格等经济学家也曾论证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科斯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一旦形成企业之后,企业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交易成本(为区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我们姑且称之为组织成本),例如科层体制与官僚主义导致的决策缓慢与效率损失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成本也会相应水涨船高。因此,企业的最优边界,就在于其能够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与其相应产生的内部组织成本相等之时。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形成了市场与企业的分野。交易成本经济学于是由此发端。

经济学中有一类问题被称为负外部性问题,即尽管某件事物的社会总收益低于社会总成本,但该事物依然会发生。例如,一个村庄旁边建立了一个化工厂,化工厂的污染排放给村庄造成了100万的损失,却只给化工厂带来了50万的成本节约。但由于村庄不能约束化工厂的行为,造成化工厂依然我行我素地排污。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只要产权明晰,而且谈判成本可控,那么不管产权最初是如何分布的,都能够达到社会最优,避免负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

例如,假定在村庄与化工厂两者之间,一方持有对环境的产权。如果村庄持有产权,那么化工厂要排污,就必须向村庄缴纳排污费。由于村庄会要求100万的排污费,而排污只能给企业带来50万的成本节约,那么企业就会主动去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相反,如果化工厂持有产权,即拥有无成本排放的权利。由于村庄知道自己会受损,那么村庄会主动支付给化工厂50万元,帮助化工厂去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无论在上述哪种情况下,最终污染都不会发生。负外部性问题就被基于明晰产权后的社会谈判给解决了。

当然,上述负外部性的解决,成本收益的分担并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产权的最初分布导致的。当产权属于村庄时,成本主要由化工厂来承担;当产权属于化工厂时,成本主要由村庄来承担。在后者的情形中,如果村庄拿不出50万元去让化工厂安装降低污染的设备,那么污染行为依然会发生。

不难看出,科斯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所阐述思想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之有机结合。这其实正是科斯本人所倡导的经济学研究的实质:经济学并非书本经济学或黑板经济学,而是一门经验科学。经济学家应在深入观察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可以解释经济现象之本质的普遍规律。遗憾的是,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似乎离科斯所倡导的方向渐行渐远。

    呜呼。微斯人,吾谁与归?

 

科斯定理与中国经济变革

宗涛

经济学博士,经济金融学者

 

就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而言,科斯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可能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科斯认为,在产权明晰且交易费用为零时,初始的分配不影响经济效率。这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称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实际上说明,因为真实世界里存在交易费用,所以不同的产权界定和分配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科斯定理来自对西方私人产权制度的洞察,固然对这些成熟经济体产生了广泛的现实影响,但由于科斯经济学产生、传播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开启之时,因此科斯经济学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指导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的实践也充分验证了其现实生命力。

首先是证明了界定产权的重要性。中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制,随后扩展至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各领域。这些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改变过去国有制下的产权不清晰、责权不匹配等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以明晰产权为主线的改革思路之前,已经尝试过放权让利、利润包干等各种改革方案,最终仍要借助现代企业制度来清楚界定产权。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从1980年开始,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旨在清楚界定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的财税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并被固定下来。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无论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还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各类金融机构均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其次是证明了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科斯定理指出,产权或经济制度的选择应降低交易费用,以此来优化资源配置。科斯在1936年的论文就指出,权威(计划)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何时使用哪种方式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用计划手段配置资源,严重挤压甚至取消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这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上升,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改革开放做了什么?从科斯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从计划转为市场。正是有了制度变革,虽然劳动力还是那么多,土地也没增加,天上也没掉馅饼,但经济增长却上去了,因为我们选择了交易费用更小的配置资源的方式。

时至今日,科斯定理对中国经济下一步走向仍有强大指导意义。科斯一向对中国怀有善意,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抱有期望。就未来改革而言,从科斯定理出发,不难看到中国应着力推动以下几项改革,有些建议也被科斯本人直接提出。

在明晰产权方面,中国还有大量工作可以推进。首先是改革中国的土地市场。在所有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中,土地是政府控制最严的领域之一。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转为建设用地也有政府审定,政府是唯一供地者,且采用了招拍挂方式。就像之前国家掌握资金划拨、劳动力择业会带来各种问题一样,这种供地制度也导致了很多不公平和低效率,无疑需要改变。目前,关于农地确权的讨论和努力应是未来方向。就人口流动而言,附着在户口上的教育、养老、就业、医疗等福利应能更好地适应人口迁移,不应该成为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另外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是环境和污染治理。科斯定理实际上给出了解决外部性的经典办法,那就是界定产权。当产权界定清楚,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达到保护环境、降低污染的目的。这在确定排污权、碳交易等领域会大有作为。

在节约交易费用方面,科斯经济学的建议与当前减少行政审批不谋而合。改革至今,中国对计划的倚重已大大减少,但相比市场经济国家,行政管制、行政干预仍名目繁多,交易费用依然很高。更多用市场手段替代行政手段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这在我们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变硬的背景下显得更为迫切。科斯曾表示他并不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强调应取消国有企业的特权,应营造一个让民营企业可以公平参与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优胜劣汰。这在国有企业不断爆出腐败、低效的当下,尤为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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