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下文是笔者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3年科研成果发布会上的演讲实录，介绍的是我们团队在2013年出版的新作《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代表我们团队在这里介绍一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重建的报告。众所周知，过去30年以来，全球差不多是每10年遭遇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之后，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就此起彼伏。而本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规模、覆盖范围和影响深远程度来看，都是历次危机中最大的。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改革和重建的呼声也是最强的。

早在6年前，从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刚刚浮出水面之时，我们在前所长余永定老师、现所长张宇燕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研究。我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国内外关于如何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为中国政府应如何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等问题，向相关部委提供了很多政策咨询。这本书是我们6年以来在国际金融领域一些研究的汇总，内容有六篇，既包括对国际金融危机演进的回顾，也包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分析，此外还纳入了对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人民币汇率等热点问题的分析。

由于时间有限，关于上述六个问题，我择要向大家介绍一些主要结论，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

一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演变。货币本位同黄金的脱钩是必然的趋势，现在还有一些关于建立新的黄金本位制的提法，这是和历史趋势相违背的。在现行体制下，由美元来充当全球储备货币，解决不了广义的特里芬难题，难题一方面表现在，美国要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美元的中长期价值；另一方面表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国内导向的，这和全球货币政策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全球各国汇率制度由缺乏弹性到走向弹性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如何在汇率弹性增强的背景下，进一步实现经济的稳定性。

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未来方向，现在有三种看法，一是超主权储备货币一统天下；二是会出现金融稳定性三岛，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或者某种形式的亚洲货币均会扮演重要角色；三是在当前的美元体系下小修小补。我们认为，上述三种看法可能并不矛盾，而可能是随着时间推移由近及远的三个发展阶段。超主权储备货币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值得我们期待。多极化体系是可期的，但是由一种货币充当全球储备货币与由多种货币充当全球储备货币，究竟哪种体系更加稳定呢？现在来看还存在很多争议。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从过去30年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每十年一次，具有鲜明的周期性。每一次危机的背后，过高的杠杆率是不容忽视的。刚才李扬院长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指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必然会进入一个去杠杆化阶段。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从新兴市场国家转到发达国家，但从危机传导和成本分担来看，新兴市场国家依然处于不利地位。要永久性地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吸取经验教训以避免同类型危机的重演，尤其是应该有一些预案，一旦危机爆发之后能够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展望未来，美联储退出量宽的过程会给全球新兴市场国家造成新一轮冲击。本轮金融危机虽然起源于发达国家，但最终恐怕还是要终结在新兴市场国家。尽管中国过去30年来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未来10年内，中国能不能再一次成功地避免危机，实则面临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另一方面是资本账户的加速开放，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会引发一些新的风险。

三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金融自由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既可能促进增长，也可能带来经济波动。金融自由化能不能带来很亮丽的经济增长？关键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次序与速度。本轮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进行了反思与批评，而新的共识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危机之后的金融监管是在强化，但是监管也可能有过度化倾向。如何保持适度的监管，既能够刺激金融创新，也能防止金融风险的累积，这有很多的权衡在里面。过去中国是金融监管过度，现在开始逐渐放松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新风险的累积，避免区域性和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是摆在中国监管机构面前的严峻挑战。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2009年以后，中国政府明显加快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这一方面与我们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处于不利地位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有关系。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远不能和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方面的地位相匹配。迄今为止，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很快，但是背后有很多市场主体在利用内地和香港两个人民币市场之间的汇差和利差来做套利，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背后是有泡沫的。人民币国际化本身不应该是一个政策目标，应该是一个政策结果。中国政府应该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创造条件，加快国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改革，这样就能够发挥类似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而产生的倒逼机制。人民币国际化要遵从适当顺序。在人民币充分国际化之前，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必须要理顺，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更快地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中国政府应该尽快消除已经累积起来的金融脆弱性。

五是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亚洲货币合作向来具有危机驱动的特征，爆发一次危机就向前推进一步。1997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清迈协议多边化，同时催生了东亚储备库和10+3宏观经济办公室。一会儿给我们做评论的魏本华老师就是这个宏观经济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但目前来看，亚洲货币合作面临新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欧债危机的爆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教训。一是实现单一货币很难消除内部的结构性失衡，因为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很难实现。二是货币联盟需要统一的财政和统一的监管，这是国家联盟短期内很难实现的。欧元区的命运对亚洲货币合作已经产生了，而且将会继续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迄今为止，亚洲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是阻碍区域货币合作的不利因素，而近期中日矛盾和冲突又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六是人民币汇率。我们团队从2003年起就持续呼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因为只要中国经济增长快于全球其他国家，真实汇率升值就很难避免。你可以控制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升值，但这最终必然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短期内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和冲销来抑制通胀，但这一操作产生了很高的成本，且成本主要是由居民部门来承担的。2005年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走完很长距离，现在还差最后一两步。如何降低央行对每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干预，让汇率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将是未来汇率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想着重指出的是，过去我们一直在说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有成本的，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不尽快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汇率低估将会很快转变为高估。而相比之下，汇率高估的危险将比汇率低估的成本更高。近期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升反降，这一趋势是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相背离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