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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路径  ——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评论之七

 

 

 

迄今为止,笔者已经分析了中国在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对外部门分别面临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以及风险可能在部门之间的传递路径。此外,笔者也指出,之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未爆发金融危机,是因为过去在私人、公共与对外部门均存在特定的风险缓冲器,但这些风险缓冲器目前或者效力下降,或者可能被人为拆除。因此,未来五至十年,恐怕是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

如果中国爆发金融危机,那么危机的起因可能是什么?危机的演进可能遵循何种路径呢?毫无疑问,要对未来的危机进行预测,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事实上,正如塔勒布在《黑天鹅》中所声称的,例如系统性危机这样的黑天鹅事件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能自己,试图给读者指出笔者本人认为最可能的未来金融危机路径。

中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从对外部门开始,随后传递至私人部门,进而传递至公共部门,最后传递至对外部门,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危机的起因可能是一个外部冲击,例如美联储快速加息。正如笔者在过去的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随着未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以及房地产价格的向下调整,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可能出现大量坏账,这会降低中国居民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而一旦美联储开始快速加息,那么外部对中国国内资金的吸引力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开放资本账户,上述原因的结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内资本外流,国内资本持续大量外流将会导致已经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对外部门的危机随即出现。

国内资本外流将会降低中国国内市场的流动性,造成国内整体利率水平上升。利率水平快速上升将会带来两种不利后果: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财务负担加剧,从而不得不进入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第二,利率上升可能加快房地产价格向下调整,甚至捅破房地产价格泡沫。无论是制造业的出杠杆化,还是房地产价格的显著下降,都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坏账飙升,从而引爆银行业危机。私人部门的危机就此爆发。

鉴于银行业依然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环节,一旦银行业爆发危机,中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从目前来看,中国政府拯救银行业无非有三种手段,一是重新走1998年的老路,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募集资金,将资金注入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由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值从商业银行购买不良资产,之后再用财政资金来核销坏账;二是直接动用财政资金或外汇储备对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由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表内消化坏账;三是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例如引入公私合作的资产证券化来帮助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无论采用哪种手段,中国政府救市的结果,必定是用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来应对私人部门的去杠杆。换言之,债务负担必然会由私人部门转嫁至政府部门。

问题在于,1998年中国政府救助商业银行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处于很低水平,可能仅在20%上下。而目前即使根据审计署的普查数据,截至20136月底,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也已经达到56%。根据市场估计,中国政府的全口径真实债务水平可能达到GDP70%上下。那么,如果中国政府再启动一次救助商业银行的行动的话,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终可能上升到90%以上,甚至超过100%。届时,中国政府未来能否还本付息,就可能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部分市场主体甚至开始做空中国国债,或者大举买入中国国债的CDS(信用违约互换)。公共部门的危机可能因此而生。

最后,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危机,最终可能再次传递至对外部门。随着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以及主权债务危机风险的加剧,国内外主体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外流,这会导致更大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央行从而不得不进行外汇市场干预,这又会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快速下降。外汇储备骤降可能进一步加剧市场恐慌情绪,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与贬值压力。

危机还未完结。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可能导致国内利率水平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制造业企业去杠杆、房地产价格下跌与政府偿债压力。人民币汇率贬值会导致中国企业的外债负担加剧。因此,对外部门的动荡可能再次传递至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从而构成一个致命的危机螺旋。

如果上述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其破坏性将是相当大的。危机结束后,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家庭、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而在人口日益老龄化、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在危机后重塑增长动力,无疑将会面临巨大挑战。这一切,与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情形颇为类似。如果应对适当,中国经济也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的困境,从而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为何我眼里饱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笔者写作这一系列文章,意图并非在唱空中国经济。而是试图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潜在风险,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正视并妥善应对上述风险,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或者利用可控的危机来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如果最终事实证明笔者是杞人忧天,笔者将为此深感喜乐。

发表于《东方早报之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5月6日“明说专栏”,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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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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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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