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我应邀去上海参加由新思维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十周年”研讨会。在会上，一位来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所作的演讲引发了与会者强烈的兴趣。他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代表团曾经在7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他在台上详细地列出各种相关证据时，我身旁的吴晓灵老师低声说，这样的研究，其实更需要中国学者来做啊。

很巧的是，第二天早上从酒店去虹桥机场，我居然与这位加拿大教授合拼了一辆车。仔细一聊，原来他叫埃里克·赫仑纳，是滑铁卢大学政治科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讲席教授。而我的一位朋友，之前曾在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访问的博士生萨拉·伊顿（Sarah Eaton），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曾在滑铁卢大学该系获得教职。埃里克还读过我与萨拉合著的关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文章。临分别前，埃里克送给我一本今年出版的新著，题目叫作《维持现状的危机》，由牛津大学出版。

最近，我有时间仔细阅读此书，获益匪浅。埃里克提出了一个令世人失望的观点，即世人原本期望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能够深刻地、系统地改变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但迄今为止，这种改变并未发生。因此，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与其说影响深远，不如说维持现状。

在书中，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召开；二是美元全球地位的下降；三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金融标准遭遇考验；四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产生。这四个方面，其实也是危机爆发后，世人所期许的国际金融领域可能发生的四个重大突破。但作者指出，距离次贷危机的高潮已经有五年多时间了，迄今为止，上述四个方面取得的进展都差强人意。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2008年的诞生一度被认为是创造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全新平台。在2008年11月与2009年4月召开的前两次峰会中，全球领导人表达了抗击危机的决心，显著增强了IMF的贷款能力，表态要协调各国国内的救市政策，以及提出了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这的确令人振奋。然而作者指出，一方面，随后各国出台的救市政策，本质上依然是各自为战，并未进行充分协调。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自危机爆发以来，很少有国家愿意从IMF贷款，更大的国家却选择了与美联储签署双边美元互换协议来获得流动性。换句话说，在危机爆发后，与其说是IMF，不如说是美联储发挥了全球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在2010年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曾经提出一个创建一个制度化多边互换机制的倡议，最终却不了了之。这意味着在危机管理领域，最终结果不过是维持现状。

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市场一度预测美元将面临剧烈贬值，从而造成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美国对资本流入高度依赖，必须靠资本账户顺差来融通其经常账户逆差；二是美元面临着欧元这一新兴对手的竞争。但最终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危机爆发后，美元汇率不降反升，美元地位进一步强化。究其原因，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元计价的，受损的金融机构需要获得美元来弥补其不断恶化的头寸；二是美元被普遍视为一种避险资产（安全港资产）；三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沦为“扶不起的阿斗”；四是诸如中国之类的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际债权人，为实现自我保险的目的以及维系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在危机爆发后并未选择大量减持美元。换言之，发源于美国国内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其说削弱了，不如说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次贷危机的爆发，深刻揭示出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当前国际金融标准存在的缺陷。危机后，按理说国际金融标准应该出现剧烈变革。然而迄今为止，相关领域的改革依然进展寥寥。以监管商业银行的国际准则巴塞尔协议为例。尽管2010年 巴塞尔协议III获得通过，但该协议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令人失望：第一，在最低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方面的要求依然偏低；第二，依然允许大型银行通过自己的内部模型来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第三，将是否实施至关重要的反周期缓冲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额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等措施，交给各国监管当局自行决定。危机后，美国与英国对国际金融标准制订的重要影响力没有改变，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对国际金融标准制订的强大游说力没有改变，就连主导国际金融标准制订的新自由主义思维也没有根本改变。

美国前财长盖特纳曾预言金融稳定委员会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第四根支柱，其重要性可以与IMF、世界银行以及WTO相提并论。而从目前来看，盖特纳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国际金融委员会并未如市场预期，成为一个协调各国、各领域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作者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稳定委员会并非一个全新机构，而是在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的基础上成立的。而金融稳定论坛仅仅是一个松散的、约束力极弱的、网络型的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基本上继承了上述特征，其功能仅限于是同行评议（Peer Review）、提高透明度以及进行监测，并非一个强力机构。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看，金融稳定委员会被架空，与各国政府不愿意将金融监管的职能拱手让出密切相关。

在分析了上述四个层面的进展为何均令人失望之后，作者试图找出为何金融治理改革无疾而终的原因。他认为最核心的原因仍在于全球结构性权力的分布。尽管危机爆发在美国，但美国在美元国际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相对吸引力、美国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美国对IMF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等发昂面依然具有核心优势。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美国人不愿意改变现状，那么国际金融治理要取得重大进展就相当困难。除此之外，欧债危机的爆发削弱了欧洲人试图改变全球金融治理的努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当前国际金融秩序的获益者，未必愿意全面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格局。

展望未来，本书提出了国际金融治理的四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维持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第二种情景是形成真正多边化的国际金融治理局面，包括二十国集团、IMF、特别提款权（SDR）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最为理想化的局面；第三种情景是在主要大国之间形成了碎片化的金融治理格局，彼此之间还存在不断的冲突。无论在危机应对、储备货币还是金融监管方面均存在来自国别的、双边的、区域的多种层次的竞争；第四种情景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之间，即既有多边合作，又有区域、双边竞争，这被称之为“合作性的分权”（Cooperative Decentralization）。笔者认为，第一种情景与第四种情景实现的概率相对较大。

笔者在相当程度上认同本书的主要结论与分析逻辑。正如笔者曾经在几年前的文章所指出的，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格局可能逆转为单极化（美元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全球经济多元化格局可能演变为美国经济风景独好、甚至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进一步增强。虽然危机起源于美国，但美国针对危机的调整速度很快（这从危机后美国总杠杆率的下降可见一斑），而且美国有很强的能力将危机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

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及背后美国对地缘政治的掌控能力和强大的军事优势）、美国的创新能力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上述核心竞争力未受到根本挑战的前提下，其他国家试图改革国际金融治理秩序的努力可谓有心无力。事实上，这也对中国政府如何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2014年9月11日

Eric Helleiner, The Status Quo Crisis—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after the 2008 Meltd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