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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搅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新鲜活力

注:本文是笔者接受《中国外汇》副主编钟伟教授的书面访谈的回复,尚未发表,谢绝转载。


二战以来,全球形成了以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辅之以一些区域性开发机构的国际金融秩序。70年来该格局变化不大。但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对此则投入不足。中国提出了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倡议,以此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形成开放多赢的格局。该倡议得到了全球近50个经济体的热烈响应,形成了搅动沉寂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新生势力。亚投行未来前景如何?会给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带来怎样的影响?

 

钟伟:亚洲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区域,同时也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的区域。至今,已有近50个经济体提出加入AIIB的申请,其中有英、德、法等西方大国,也有印度、奥大利亚等亚太重要国家,也有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分歧的国家,为什么AIIB的朋友圈会应者云集?

 

张明:亚洲区域内国家之所以踊跃加入亚投行,在我看来主要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区域内的确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缺口,更好地弥补这一缺口有助于实现亚洲经济的更快增长,这也是“中国模式”给亚洲各国带来的重要启示;第二,迄今为止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虽然投资了不少项目,但两个机构的资本实力毕竟有限,从而需要更多的国际机构的参与,一则提供更多的资金,二则在投融资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

而亚洲区域外的国家之所以踊跃加入亚投行,可能是处于如下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国家看到了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巨大投资潜力。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背景下,亚洲地区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引人注目。如果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打破,亚洲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速有望继续提升;二是这些国家希望能够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内加强合作。毕竟,中国国内市场广阔,而且经济增速依然相对较高。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吸引力,是这些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加入亚投行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些国家目前正在针对美国与中国“两面押注”。

 

钟伟:习近平同志提出,亚投行是致力于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但仍有不少评论,将AIIB和美国二战后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做比较,将AIIB和现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做比较,两位认为AIIB与马歇尔计划,与世行,亚行有何本质不同?存在怎样的协调和合作?

 

张明:我不赞成将AIIB比作马歇尔计划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马歇尔计划是二战结束后,占据全球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对被二战摧毁的西欧发达经济体提供的一种短中期援助。这种援助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与遏制苏联的崛起有关。换言之,马歇尔计划与北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AIIB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在和平时期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金融机构。两者之间具有鲜明的区别。

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是在过去形成的国际贸易与金融规则在大萧条与二战中被摧毁的背景下,由美国主导的、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而AIIB并非是当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者与替代者,而是试图弥补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若干不足。因此,两者之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的关系。

世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均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或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与这两者不同的是,亚投行将是一个由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啊主导的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这就决定了在治理结构、风险管理、融资结构等方面,亚投行与世行、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可能具有显著差异。由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巨大、且亚投行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新兴机构,因此在合作投资项目、人员培训、尽职调查、风险管理等领域,亚投行与这些机构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钟伟:美国一直强调,期待AIIB能够达到高标准的,高透明度的国际金融机构水准,两位认为世行,IMF等是否在治理结构和国际减贫方面符合这样的要求?AIIB的良好行为准则应该至少包含哪些要素?AIIB和中国的丝路基金有何定位上的差异?

 

张明:IMF与世界银行成立至今,在提供流动性以实施危机救援、国际减贫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依然具有很多问题。例如,在治理结构方面不能反映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份额与投票权有限;针对危机的反应速度较慢,且救援条件具有苛刻的条件性等等。因此,AIIB在成立之后,在制度设计方面既可以借鉴IMF与世行的成功经验,又应该努力避免这些机构存在的问题。

至于AIIB的良好行为准则,我觉得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条:一是要实现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职能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二是应该成为区域内国家主导的结构;三是要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与项目运作机制,以避免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四是相关操作要兼具弹性与反应速度。

在我看来,丝路基金是一个更多由中国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其目的是更好地贯彻“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这也是为何丝路基金的初始规模、管理层与运转方式等直接由中国政府公布的原因。而AIIB是一个多边金融机构,具有国际化的治理机制,并非中国政府贯彻自己国家利益的载体,与“一带一路”既有交集也有不同。

 

钟伟:迄今美国和日本并未成为AIIB的创始成员,两位认为美日品徘徊在AIIB之外的原因是什么?假设美、日在AIIB成功运行之后,对AIIB兴趣日浓甚至加入其中,则美日的加入有可能会使AIIB的理念和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冲击?

 

    张明:美日是现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者,它们自然会反对对现行制度的重要挑战。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三大经济体,它们质疑甚至反对由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提出的制度性倡议,并不足怪。然而,当欧洲若干发达国家纷纷加入AIIB之后,美国与日本既有失落情绪,态度也在悄然改变。美日未来如果加入AIIB,那么它们可能会努力影响AIIB 的治理结构与具体项目运作,新兴市场经济体对AIIB的主导性可能受到一些挑战。不过,考虑到AIIB对亚洲区外国家给出的总体投票权仅为25%,以及美国与日本并未成为AIIB的创始成员国。它们最后能够获得的投票权应当比较有限,能够发挥的作用也将因此而受到限制。

 

钟伟:从世界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运行经验看,资本金贷款,债券发行和专项信托基金是较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两位认为AIIB未来在项目选择和管理,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创新?例如AIIB是否会在欧洲和亚太发行人民币债券?AIIB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明:AIIB在资金筹集与使用方面的确可能做出一些重要创新。例如,在缴存资本金的时候,能否不仅仅认缴美元,而是认缴一部分国际货币,再认缴一部分本国货币?又如,债券融资是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最重要的融资来源之一。那么,AIIB完全可以在香港、新加坡或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只要能够在具体投资的项目上直接使用人民币即可。例如,假设AIIB要在蒙古修一条公路,而人民币在蒙古是硬通货。那么,AIIB完全可以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并将发债所得资金直接用于蒙古项目。如果亚投行能够在资金筹集与使用方面实现币种的多元化,那么AIIB将会有力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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