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实中，政府很难准确界定哪些公民从公共产品中获益，从而难以让这些特定的受益群体为此支付费用。因此，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必须通过税收来筹措，也即强制性地向家庭和企业征税。公民则可以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对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相应税收水平的偏好。

2、税收通常会扭曲相对价格。因此，社会需要在公共产品提供和减少税收带来的扭曲之间进行权衡。

3、税收政策的三大功能：一是资源配置。税收影响商品和服务、劳动与闲暇、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对价格；二是收入分配。对收入征税改进了富人与穷人、已婚与单身人士以及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累进税（progressive）是指富人纳税额占其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而累退税（regressive）是指富人纳税额占其收入的比重相对较低；三是经济稳定。自动稳定器是指保持税率不变，通过税基进行内生性调整。而相机抉择稳定器是指主动地对税率和税基进行反周期调整。不过，公共财政与政治压力可能把税收政策变为顺周期的。

4、强制性医疗和养老保险在19世纪末俾斯麦主政的德国产生，并逐步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

5、税收可以按照三个维度来进行分类：一是谁来征税？二是如何征税？三是谁来付款。

6、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分配产生了税收自治与税收竞争问题。一方面，税收在地方一级筹措可以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并允许它们制定与当地的偏好相一致的政策。另一方面，税收自治可能使得富裕的地方更富裕，贫穷的地方更贫穷。

7、直接税是指对收入或者财富征税，而不管这种收入或财富的使用方式；间接税是指对收入的使用进行征税，特别是对消费征税。直接税是根据纳税人特点进行的征税，而间接税是对匿名交易的征税。因此，只有直接税才能被用于再分配。

8、俾斯麦系统（Bismarckian systems）是指，社会保险的福利被看做是延期支付的工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工资为基础的缴款，且回报数额与缴款城比例；贝弗里奇系统（Beveridgian systems）是指，社会福利被视为是公共转移，主要通过税收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且个人缴款与领取福利之间很少有直接关联。俾斯麦系统的设计目的是提供保险，而非再分配。贝弗里奇系统的设计目的恰好是进行再分配。

9、从196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间接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其中伴随着两种对立的趋势，消费税占比逐渐下降、增值税增比逐渐上升。在一个资本和劳动所得的税基可以流动的经济体中，增值税已经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提高税收收入的高效且不扭曲的方式。许多国家政府已经开始削减政治敏感的个人所得税，而不断增加社会保险缴款与增值税税率。

10、从税收经济学角度来看，最终承担税负的主体通常不是直接对税务当局支付税金的主体。因此，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区别更大程度上表现为税收的实际管理，而非对税收归宿的经济学分析。

11、间接税的功能主要是配置资源，它既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又可以矫正市场失灵。但这两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容，因为前者要稳定税基，而后者要减少税基。这就需要使用特定的工具：一方面，税收可以选择一个广泛的、缺乏弹性的税基；另一方面，对有弹性的税基征收较高的税率。

12、评估税收政策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程度取决于平均税率。如果平均税率随着收入增加，税收体系是累进的，反之是累退的。增值税通常被视为一种累退税，因为贫穷家庭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更高。因此降低一些基本需求的增值税税率，有助于改善社会公平。

13、再分配不仅仅体现在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之间的再分配（垂直再分配），还体现在不同家庭种类之间的再分配，例如单身者与家庭之间，或者双亲家庭与单亲家庭之间。水平再分配的目标是纠正消费单位（consumption unit）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14、与再分配不同，评估税收对工作积极性影响的变量不再是平均税率，而是边际税率。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净边际税率是收入的U型函数，即收入非常低的家庭的净边际税率很高。这会显著影响低收入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并导致他们陷入贫困陷阱。

15、税收理论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考察哪一税基承担了最终的税负，测量由于扭曲的税收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或者由于特定税收所获得的经济效率提升。税收理论的规范分析则讨论在给定的社会偏好下，如何设计税收系统，从而实现收入再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

16、如果劳动供给要比劳动需求更具刚性，那么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将会主要转嫁给雇员。反之，则需要由雇主来承担。

17、除非税收是为了纠正特定市场的扭曲（例如污染税），税收如果想要减少效率损失，就要避免对富有弹性的税基征税。此外，相比低税率，高税率对福利的影响更大。因此，应该扩大低税率税种的征收范围，而非采取单一的高税率税种。

18、供给与需求的价格弹性越大，税收对数量的影响越大，净损失（哈伯格三角形）就越大。因此，要使税收的损失最小化，就应该对弹性较小的商品和服务征税。拉姆齐法则指出，当政府想提高税收收入且又想使社会的净损失最小，那么税率应该和被征税商品和服务的补偿性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成反比。所谓补偿性价格弹性，是指收入水平保持常数的情况下，价格变动导致供给或需求的变化率。拉姆齐法则强调的是税收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而非再分配效应。因此，运用该法则将会导致政策的不公平。

17、资本供给的弹性较高，而资本需求相对刚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储蓄的征税，还是对投资者的征税，最终都会由资本需求方（企业）来承担。更进一步的，由于劳动供给的刚性要比资本供给的刚性更大，因此，工人的税负要比企业的税负更重。

18、Mirrlees（1971）定义的社会总效用公式是将个人效用加权加总，但权重与个人收入成反比，这意味着给予最穷困者更多的照顾。

19、庇古税的有效性依赖于所有污染者减排的边际成本相等（等于税收）。相较于对任何公司施加统一的排放限额，庇古税对整个经济而言更有效率。然而，庇古税只是通过边际成本的改变来间接影响排放，因此其成功依赖于充分地评估污染的社会成本以及人的行为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庇古税的收入如何花呢？第一是通过总额转移支付补偿污染者；第二是用税收收入来生产公共产品，特别是用于环境保护；第三是用来削减其他带有扭曲性的税收，特别是对劳动的征税。

20、在开放经济中，相比于商品和劳动力，资本通常更具流动性。因此，税收的负担会主要落在劳动力和消费上。

21、税收竞争的经典文献都指出，公司税率具有“竞低”特征，但在1990年代后期，这一结果被新经济地理学所质疑。后者认为，由于具有集聚效应，地理上毗邻的大国可以维持较高税率，而不用担心生产活动的重新配置。

22、税收政策的目标在于：第一，组织财政收入，但不引入过多的市场扭曲；第二，收入再分配，但不抑制劳动供给与储蓄；第三，纠正特定的市场不完全性。由于可使用的税收工具很多，因此要完成这些目标，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矛盾。

23、税收政策之所以备受争议，则是因为，第一，税收对各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将会产生直接影响；第二，税收归宿并未被很好地理解；第三，各主体的视角有差别；第四，理解税收效应的模型有多种；第五，对效率和再分配目标谁更重要存在认知差异。

24、总体而言，尽管增值税（零售税）并没有劳动税的税基大，但确实最中性的税收，因为它以相同的程度影响劳动和资本所得，但并不影响消费—储蓄均衡。增值税与零售税从经济视角来看是等价的，但增值税通常更能避免逃税。

25、公司所得税引起了三种扭曲，一是提高了投资的成本；二是改变了投资的相对成本（融资方式）；三是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当地公司之间引起了扭曲。但公司所得税由于以下原因是合理的：第一，相应的收入更容易在公司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获悉；第二，税基更容易在公司层面测量，特别是当超额回报比总回报更重要时；第三，公司所得税可被作为公司使用政府服务付费的一种替代；第四，公司所得税是对外国资本所有者征税的唯一形式；第五，公司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的保障；第六，从政治角度，对公司征税不太困难，尤其是与对选民征税相比。

26、公司征税的两个问题：第一，税收应该在涉税活动发生国征收，还是在资本所有者所在国征收，还是在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国征收？第二，税收应该基于全部股权回报（包括正常与超额利润），全部资本回报（包括债务融资资本），还是超额回报？

27、个人所得税更可能通过累进税来实现个人之间的再分配。累进税更加关注垂直平等，而非水平平等。后者是指确保任何收入都被平等地征税，而不管收入来源如何。

28、尽管环境税是相对有效的，但它在再分配与竞争力方面面临两个困难：第一，环境税一般是累退的，因为贫困家庭在取暖与交通方面的支出会占收入更大比重；第二，环境税通常会降低本国环境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