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研究之三

文 | 张明 陈骁 魏伟 郭子睿

我们认为，“雄安新区”之所以被称之为“千年大计”，其背后实则有重振北方经济，使得中国经济的南北发展更趋均衡之意。从华北地区来看，过去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北京、天津是增长的两极，而河北、山西等省份的发展则明显滞后，京津冀的均衡发展水平远低于珠三角与长三角。“雄安新区”背后的另一层涵义，则是通过实现京津冀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包括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机制）来促进华北地区的均衡发展。换言之，雄安新区开发的长远意义或可概括为“北方兴、华北均”。

 

本篇报告是“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研究的第三篇，主要以雄安新区为主线，分析北京、天津、雄安形成的京津冀核心城市群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及投资机会。主要结论包括：

 

■ 历史背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时代创新发展试验田。

 

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主要有四点：第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第二，以点带面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第三，打造北方新的经济增长极，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第四，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 资源禀赋优势：交通便捷自然资源丰富，制度红利助推创新发展。

 

区位优势：交通便捷承接首都，天津港口助力开放。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基本形成与北京、天津、石家庄半小时通勤圈，便捷通畅的交通设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以天津滨海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打造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期的对外开放节点和自由贸易通道。

 

自然资源优势：地热资源丰富，土地资源承载力强。雄安新区的岩溶热储面积广、储量大、水质好、温度高、易采易灌，有利于开发利用。新区三县土地类型主要是耕地、湿地以及乡镇和农村，没有高楼大厦，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低，土地承载力较强。农业占比较高，城镇化程度低，产业结构落后，便于未来统筹规划。

 

制度优势（核心优势）：制度创新发展示范区，承接北京产业人才资源。利用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机遇，在短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新区作为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未来很多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都会在这里先试先行

 

■ 区域环境：京津冀经济份量重债务压力小，优质教育科技金融资源集中。

 

①从经济总量规模、消费以及投资来看，京津冀三地区在全国占比较高。第三产业优势更为突出，这主要得益于北京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从债务压力与偿还能力角度看，北京和天津债务压力较小，河北省债务压力中等。②从教育与科技的角度看，京津冀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地位。河北省普通高校数量较多，但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为突出。北京优质的科技教育资源为雄安新区的人才储备奠定了基础。③从金融业发展看，京津冀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稳中趋升，“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的建立，将会大大有助于三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④与金融业相比，京津冀房地产行业在全国的占比并不高。从房地产价格来看，京津冀房价依次递减，三地呈现较大分化。

 

■ 国际比较：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参考韩国世宗市的经验

 

首尔都市圈与京津冀十分类似，都包含一个首都（首尔、北京）、港口城市（仁川、天津）以及一个土地面积较大的行政区（京畿道、河北省）。韩国世宗市定位于首尔部分功能的迁移，与雄安新区的定位类似。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参考韩国世宗市的经验。具体来看，如下经验教训值得借鉴：①合理定位，明确短、中、长期的建设重点。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③有序引导产业迁移，避免出现削弱大城市核心竞争力。④以“人”为本，高标准培育优质公共服务功能。

 

■ 投资方向：地产投资看“节点”城市，产业投资看高端产业。

 

房地产投资看好京津冀架构“多节点”的区域中心城市。鉴于北京的未来主要是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难以出现大规模的增加，而且北京的房价已经位居高位，因此未来北京的房价难以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不具有增值功能，但随着北京首都核心功能的优化提升，北京的房地产仍具有保值功能。由于天津GDP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产业结构转型较慢。在2015年开始的房地产上涨周期中，天津房价上涨幅度过高，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量价齐跌（5月份反弹主要受“海河计划”新政影响，可持续性受疑），但土地供给和土地交易额仍处于高位。鉴于天津又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是全国的“高考洼地”，高考优势仅次于北京。因此，我们对天津的房地产市场整体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相对看好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房。我们最为看好京津冀发展架构的“多节点”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具体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

 

产业投资看好环保地热开发以及高端产业。雄安新区建设的七大任务中，首要两项就是建设绿色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主城区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信息安全、量子技术、超级计算机等尖端技术产业。外围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文化创意、军民融合等高端新产业，多节点布局网络智能、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综合判断，环保、地热开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量子技术等产业将会受益于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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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何谓“千年大计”？

 

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北宋为金国所灭，宋朝偏安于南方。从北宋到南宋的交替，实则是北方经济相对于南方经济衰落的开始。在此后的一千年间，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超过了黄河流域与其他北方区域。中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南强北弱”之格局。我们认为，“雄安新区”之所以被称之为“千年大计”，其背后实则有重振北方经济，使得中国经济的南北发展更趋均衡之意。从华北地区来看，过去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北京、天津是增长的两极，而河北、山西等省份的发展则明显滞后，京津冀的均衡发展水平远低于珠三角与长三角。“雄安新区”背后的另一层涵义，则是通过实现京津冀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包括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机制）来促进华北地区的均衡发展。换言之，雄安新区开发的长远意义或可概括为“北方兴、华北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80年代的深圳特区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为繁华都市；90年代的上海浦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蝶变为东方明珠。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高定位高起点高标准的雄安新区将成为一座世界新城。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发展理念打造一座新型城区。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雄安新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2018年7月6日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本篇报告是“新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研究的第三篇，主要以雄安新区为主线，分析北京、天津、雄安形成的京津冀核心城市群资源禀赋、经济环境及投资机会。报告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讨论了何谓“千年大计”以及雄安新区设立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讨论了雄安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和所处的京津冀首都圈的区域经济环境，第五部分则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分析了其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第六部分分析了雄安新区的建立给京津冀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机会。

 

二、 历史背景：承接非首都功能，新时代创新试验田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雄安新区设立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期，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象征。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强调发展速度不同，雄安新区更强调发展质量。雄安新区有望成为国内首个系统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平台。

 

时隔一年之后，201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明确了雄安新区的定位与功能：“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紧紧围绕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成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引擎，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主要有四点：第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第二，以点带面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第三，打造北方新的经济增长极，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第四，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本部分主要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局势，结合雄安新区的历史定位，多角度分析雄安新区设立的必然性以及发展方向。

 

2.1 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雄安新区的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在中国区域市场分割的大环境下，北京作为首都，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2004年，北京曾规划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以内；但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截止到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为2173万。人口规模过大引发了北京交通拥堵、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居住成本高居不下、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等“大城市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北京作为首都却聚集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北京是中央政府和国家各部委总部所在地，也是众多企业总部集聚地，教育、医疗资源密集，是我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国有经济中心，从而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产业。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北京的核心功能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四个核心功能之外的都是“非首都功能”。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区域本质上是中国的“首都城市圈”。都市圈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带动人口向周边城市扩散，缓解城市基础设施负荷和公共服务压力，有助于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大城市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实现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城市区域分工是必经之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需求决定了雄安新区的设立成为必然选择（陈甬军，2017）[1]。在京津冀区域内打造一个新城，将部分非首都功能进行转移，有助于北京“瘦身健体”，使整个城市群的空间、交通、生态、人口和经济资源均匀合理分布。雄安新区包括河北省雄县、容城和安新三个县，地理位置恰好在北京、天津以及保定的腹地，与京津的距离都在105公里左右，三者形成“正三角形”。这样的位置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地恰到好处：既能与北京相隔一定的距离独立发展，避免了与北京、天津过近导致“摊大饼”的困境，达不到疏解的目的；也能够在相关交通设施完善之后与北京保持紧密联系，避免了距离过远，降低新城的吸引力。

 

2.2 以点带面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的发展具有典型的“虹吸效应”。所谓“虹吸效应”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公共资源越会从周边城市不断吸引人才、投资等资源，这会进一步强化该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并持续的吸引周边城市的生产要素；这虽然有助于该城市的发展，但会恶化周边城市的发展环境，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也即是说，京津冀三地区独立发展，北京的发展对周边的城市不仅没有带来辐射效应，还进一步加剧了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这对于河北省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2]。

 

从GDP总量来看，河北省经济体量较大，2017年北京GDP总量2.8万亿，天津GDP 将近1.9万亿，河北省GDP将近3.6万亿。但从人均GDP来看，北京、天津年度人均GDP基本持平，远远高于河北省人均GDP。2016年，北京人均GDP11.8万元，天津人均GDP10.8万元，河北省人均GDP只有3.2万元，不足北京、天津人均GDP 的1/3。从产业结构来看，河北省产业结构比较落后，2017年，河北省GDP第三产业占比41.8%，而同期北京、天津分别为81%、58%。第二产业是河北省的支柱产业，占GDP比例为48%。北京市第一产业占比不足1%，而河北省第一产业占比将近10%，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较重。

 

根据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经验，京津冀要真正实现协同发展，必须缩小人均生产总值差距，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同步发展，由此整个区域的发展才能够形成协同效益。河北省需要加大力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区域发展现状的大背景出发，设立雄安新区将有利于提振河北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在冀中南腹地打造一个新城：一方面发挥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带动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提高周边区域的分工水平，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特区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调控空间和制度优势，作为京津冀政策试点的试验田，雄安新区能够在区域内释放巨大的示范作用，带动全省经济协调发展。雄安新区将与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张北地区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形成区域经济互动，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构成河北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雄安新区在确保发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基础作用的同时，还有助于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2.3 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

 

过去十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解决东西部城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但南北经济的失衡一直被忽视。从经济规模看，2017年中国地区GDP规模前4的省份，南方省份占据3个；排名前10的省份，南方省份占据7个，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和福建。从经济增速看，2017年全国经济增速最低的10个省市中，有7个位于东北和华北，分别是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和北京，京津冀三地区都位列其中。自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波动率较低的“新常态”以来，京津冀三地区的经济增速均出现显著的下滑。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2016年全国人均GDP最高的10个省市中，有一半以上是南方城市，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重庆；此外，珠三角地区人均GDP为11.4万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是全国为数不多人均GDP超过10万的地区。从空间组合区域发展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群区域，而北方目前尚无一个成熟的城市群或都市圈。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主要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下，南北地区经济失衡开始加剧；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北方众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下滑压力倍增。南北区域经济的失衡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北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在这种背景下设立雄安新区，旨在通过谋求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来带动整个北方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

 

“区域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在所有的行业和空间均匀分布，而是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行业集聚在经济的空间的某些点上形成增长极，然后通过极化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区域增长极在自身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北京和天津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具备形成世界城市群的基础；但河北省还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缺乏一个参与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城市，致使整个区域难以形成协同效应。雄安新区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轴线上，无疑将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第三极。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雄安新区未来也将承载起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重要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多局限在华东沿海地区的“一路”与西北各省的“一带”，秉承开放发展的雄安新区未来将是京津冀地区与“一带一路”的连接点，有助于京津冀形成世界级的城市群。

 

南北平衡是我国未来深层次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战略支点。雄安新区作为我国总体区域战略布局中的新枢纽城市，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还应该立足于全国范围的区域经济协调：沿着“雄安新区→京津冀都市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中国北方→东北亚”的发展逻辑，承担起维持中国南北平衡、促进中国深度改革与转型发展等重大国家任务（李兰冰等，2017)[3]。

 

2.4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雄安新区是新常态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经济增长动力的改革试验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新时代”，过去传统粗放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推进新一轮的改革改革，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和新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排头兵创造出了“深圳速度”；40年后新一轮改革开放再启航，雄安新区将作为试验田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带来“雄安质量”。

 

在雄安新区规划出台之前，人民日报就撰文指出，雄安新区的发展绝不搞土地财政、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以及绝不搞形象工程。2018年4月21日，规划的出台进一步明确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把雄安新区打造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以及开放发展先行区。

 

具体而言，雄安新区的改革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生态环境上，规划纲要规定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人口密度控制在1万人/平方公里；重点产业上，新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以及绿色生态农业等；住房制度上，新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总之，改革开放先行区所带来的更加灵活的体制机制将使得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新经济的引领者，未来很多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将会在雄安先试先行。

 

值得一提的是，雄安新区“平地起”的特点，以中央政府高能级行政力量为起点、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核心、将为我国建设全新的制度体制与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将促进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三、 资源禀赋：交通便捷资源丰富，制度红利助推创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雄县面积 524 平方公里，人口 38万，2016 年生产总值 101 亿元，地热储量 822 亿立方米，早在 2010 年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中国温泉之乡”；安新县面积 738.6 平方公里，人口 39 万，2016年生产总值 40 亿元；容城县面积 314 平方公里，人口约 28 万，2016年生产总值近 60 亿元，2006 年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中国服装协会评定为“中国男装名城”。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生态环境优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3.1 区位优势：交通便捷承接首都，天津港口助力开放

 

1.交通区位优势

 

雄安新区的首要功能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就决定了新区的位置既不能离北京太近也不能太远。离北京太近容易导致“摊大饼”式发展，难以有效疏解人口，甚至导致北京更加臃肿；离北京太远，会降低新区的吸引力，增加人口和产业转移成本，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距北京、天津均为105公里，距石家庄155公里，距保定30公里，距北京新机场55公里，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通畅，现有多条高速公路、铁路，可比较快地基本形成与北京、天津、石家庄半小时通勤圈。雄安新区规划6条铁路、4座高铁站、1个机场，计划于未来三年内建成。此前经过雄安地区的只有2015年底开通的津保铁路，现有白沟站、白洋淀站两个站点，未来计划将增设雄安站和雄安东站两座高铁站。

 

北京至雄安方面，除了已经开工的京雄城际外，今后将构筑“4+1”模式（4条高速公路、1条国道）的公路通道。4条高速公路具体包括：既有的京开高速、京港澳高速；京雄高速是新增规划的高速公路，在建的新机场高速将由北京新机场进一步南延至雄安新区。国道230（良常路南延）已于2017年底开工建设，项目北起房山区务滋村西侧，南至京冀界，计划2019年底建成通车。京雄城际铁路起自京九铁路李营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终至雄安新区，正线全长92.4公里，共设5座车站，可实现30分钟从北京城区到达雄安新区。

 

天津至雄安方面，将有两条高速公路作为纽带，将两地的车行距离拉近为1小时，津雄铁路将从天津直达雄安。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新区与天津港、黄骅港交通联系，畅通新区出海通道。

 

通过高速公路网将实现从雄安新区出发60分钟到达北京、天津，90分钟到达石家庄。通过铁路，天津至北京30分钟、天津至保定1小时、北京至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让“同城”效应愈加显现——京张、京沈高铁和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北京城市副中心线、怀密线等市郊铁路投入运营，京津冀1小时区域交通圈正在形成。便捷通畅的交通设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奠定了条件和基础。

 

2.港口优势

 

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要求加强新区与天津港、黄骅港交通联系，畅通新区出海通道。天津港地处京津城市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具备明显优势：

 

第一，地理区位优势。其与华北、西北等内陆地区距离最短，能够服务和辐射的范围包括京津冀及中西部地区的14个省、市、自治区，直接经济腹地近5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52％；是华北、西北地区能源物资和原材料运输的主要中转港，也是北方地区的集装箱干线港和发展现代物流的重要港口。

 

第二，货物吞吐量优势。天津港是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早在2013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就突破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300万标准箱，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个5亿吨港口。

 

第三，国际化与开放制度优势。天津港对标国际一流航运中心，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国际业务。天津港至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的新航线开通后，外贸进口集装箱还可享受到天津自贸试验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的多重政策叠加，津冀港口之间形成了“境内关外”的互联互通。

 

第四，港口间协同优势。天津港在不断扩大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码头业务协同的同时，还将积极依托黄骅港和唐山港合资成立的集装箱码头，促进港口由运输枢纽向“航运+物流+贸易+金融”的复合型业态转型发展，助力津冀港口加快建成以天津港为核心、以河北港口为两翼的世界级港口群。

 

总之，雄安新区可以利用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交通支撑，打造滨雄间干线、支线、互联互通、快捷高效的复合交通网络；以天津滨海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打造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期的对外开放节点和自由贸易通道；助力河北雄安新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合作。

 

3.2 地热资源丰富，土地承载力强

 

1、地热资源丰富

 

地热能是由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这种能量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并以热力形式存在，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河北省是我国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平原地区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保定、沧州、衡水、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占平原面积的82%。其中，保定市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雄安新区。截至2012年，雄县地热面积320平方公里，储量821.78亿立方米，安新县境内蕴藏的地热资源储藏面积达350多平方公里，储量150多亿吨。

 

仅就地下3000米以浅的深度而论，雄安新区就存在3类地热资源和热储层可供利用，具体如下：（1）浅层地热能。位于地下200米以浅，可与地源热泵技术结合，地源热泵供暖效率通常比普通空调高4倍，比空气源热泵高2倍，环保、节能、节电效果显著。（2）砂岩热储。位于地下200米至3000米深，可用于供暖或供热，替代燃煤，减缓雾霾。主要缺点是有一些地区回灌比较难，平均只有30% 回灌率，即每开采100立方米热水，只有30立方米左右可以顺利回灌到地下。剩下的部分，若排放到地表水体，则会带来污染，达不到清洁能源的要求。（3）碳酸盐岩热储。位于地下1000米至3000 米深度范围内，可用于供暖或供热。在雄安新区，广泛分布着元古界雾迷山组白云岩热储，总厚度可达数千米，千米深处的温度在60℃以上。其最大优点是出水量大，尾水可以100%回灌到地下，实现循环利用。

 

雄安新区的地热资源丰富，特别是岩溶热储面积广、储量大、水质好、温度高、易采易灌，有利于开发利用。雄安新区在地热利用上已经先行了一步：2009 年，雄县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旗下的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地热开发合作协议》。自此开始，雄县就走上了一条独有的清洁发展之路。目前，雄县供暖已经基本实现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零排放”，每年可替代标煤12 万吨，成为中国首个“无烟城”；但安新和容城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还较低，具有巨大的开采潜力。未来随着雄安新区地热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京津冀地区对煤炭资源的依赖有望得到缓解，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也有望得到改善。通过地热开采成功经验的推广，雄安新区势必引领我国城市的能源结构转型。

 

 2、土地资源承载力强

 

雄安新区规划面积广阔。其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最终远期控制区面积要到2000平方公里。目前，雄安新区三县土地总面积为155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充裕。新区三县境内及周边以低海拔平原、洼地为主。海拔最高的为18米，最低的为5米，平均8.3米，低于海拔10米的地表面积为1166平方公里，适于生产建设。

 

雄安新区土地开发程度较低且承载能力较强。从土地类型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遥感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新区三县土地类型主要是耕地、湿地以及乡镇和农村，占总面积的90%，城镇建设区仅占2.2%，没有高楼大厦，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低，土地承载力较强。三大产业中以第二产业为主，且农业占比也较高，城镇化程度低，产业结构落后，便于未来统筹规划。从人口密度看，新区规划范围“如同一张白纸”，发展空间充裕。当前，新区三县人口密度仅为726人/平方公里，单位面积年经济产出1355万元/平方公里，与上海浦东新区（人口密度4523人/平方公里，单位面积年经济产出6.53亿元/平方公里）、深圳特区（人口密度5398 人/平方公里，单位面积年经济产出9.66亿元/平方公里）相比，土地资源承载力仍有巨大潜力[4]。

 

但需要指出的是，雄安新区水资源承载力较弱。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水域占安新县、容城县、雄县3县总面积的23.4%，大部分白洋淀位于新区规划的核心区域，是新区淡水资源最主要的来源。但白洋淀却面临着经常干涸、污染严重等问题，目前用水赤字1.4亿立方米/年，水资源承载能力基本达到上限。白洋淀的治理将成为新区建设最重要的事情。

3.3 制度创新发展示范区，承接北京产业人才资源

 

雄安新区最核心的优势是制度优势。一方面，其毗邻北京，短期承载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任；另一方面其作为与北京、天津对接的京津冀第三增长极，在中长期承担带动北方经济发展、促进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任。因此，雄安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示范区与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未来很多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都将在这里先行先试。在新区建设的起步阶段，其必将受惠于各种优惠政策。

 

从行政级别来看，雄安新区由三个县级直接合并为副省级区域，历史罕见。之前我国一共有18个新区，只有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属于副省级。这说明雄安新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相关特殊优惠政策和权限将由国务院直接批复。政府对雄安新区的支持也将是史无前例。

 

雄安新区可以利用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机遇，在短期内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在享受政府政策优惠的同时，致力于构建高效的机制体制与政策体系，提高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吸引力，快速地吸引创新产业和研发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

 

未来雄安将采取组团式发展，没有单一中心，形成“一主五辅多节点”的空间布局。主城区优先承接北京疏解的事业单位、总部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信息安全、量子技术、超级计算机等尖端技术产业。外围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文化创意、军民融合等高端新产业，多节点布局网络智能、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阿里巴巴在雄安设立“数字智慧城市”项目，雄安交通、能源、供水等民生基础设施与阿里云互联互通；腾讯建立“创新实验平台”，金融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在雄安先行先试。雄安将开创国家新区和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对北京的人才资源形成持续的吸引力。 

 

四、区域环境：京津冀经济份量重债务压力小，优质教育科技金融资源集中

 

雄安新区是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是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部分在分析雄安新区的区域经济环境时，把京津冀看作统一整体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实体经济、优质资源（教育科技金融）、房地产市场三个角度分析新区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

 

 4.1 京津冀经济份量重，京津债务占比低

 

京津冀位于我国的华北地区，总人口1.1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区域面积2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领土面积的2.3%，但城区面积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区面积的13%。

 

从经济总量规模、消费以及投资来看，京津冀三地区在全国占比较高。2017年三地区GDP占全国的比例为9.98%，第三产业优势更为突出，占比为11.33%，这主要得益于北京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出口方面，京津冀的份额相对较低，2016年该比例仅为5.89%，这可能是由于京津冀主要都是内陆城市，缺乏世界级的港口群。财政收入由于天津和河北的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京津冀整体财政收入占全国的6.68%。

 

从经济增速看，北京与河北的GDP同比增速与全国GDP增速基本保持同步，天津GDP增速一直高于全国GDP增速，但在2017年GDP“挤水分”的政策下，天津GDP增速出现大幅度下降，从2016年的9.1%下降到2017年的3.6%。从人均GDP来看，京津冀三地区人均GDP73681元，高于全国59660元的平均值。其中，河北人均GDP低于全国人均GDP，北京、天津人均GDP显著高于全国人均GDP。

 

京津债务占比较低，河北债务压力中等。从一般债务余额占比来看，北京全国排名倒数第七，天津排名倒数第四，河北排名相对靠前第十一；若从债务压力与偿还能力角度看，北京和天津在一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与财政债务率两个指标上均处于全国靠后位置，都在全国排名倒数后四名。河北省两项指标排名分别是第19和第15，债务压力中等。

 

4.2 京津冀教育科技优势凸显，产权交易联盟助推要素一体化

 

从教育与科技的角度看，京津冀优势凸显。京津冀三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占全国的10%，教育经费占全国的8%。河北在普通高校数量上多于北京，但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为突出。“211”工程重点大学，全国112所，北京26所，占比为23%，京津冀三地区的占比为27%。2016年全国研究生培养科研机构总数217所，北京81所，占比为37.3%。科技方面，2016年京津冀三地区的专利申请受理数占全国的10%，其中北京占了5%；2016年京津冀三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目占全国的61%，其中北京占44%，天津占10%，河北占7%。北京优质的科技教育资源为雄安新区的人才储备奠定了基础。

 

京津冀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稳中趋升，2017年该比例为13%，其中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7%，也即北京金融业增加值占京津冀三地区金融业增加值的50%以上。截至2016年末，北京共有A股上市公司281家，总股本2.3万亿股，占全国41.54%，总市值12.2万亿元，占全国24.1%，居全国第一。新三板挂牌公司1479家，四板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4199家。2016年，共有26家法人金融机构落户北京。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之后，作为又一新设的国际金融组织，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总部选址北京；全球最大的信用卡组织VISA在京设立中国总部；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网联）落户北京，优质金融资源加速聚集北京。

 

北京拥有全国最大的产权交易中心——北京产权交易所，其是以企业产权交易为基础，集各类权益交易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市场平台。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对国家各部委在机构改革中的国有资产进行重组、产权转让、资产并购、股权融资、资源整合等全要素、全流程服务。二是，服务于多品种权益交易的基础性资本市场平台。北交所是中国最大的产权交易桥梁和纽带中心。2013年度交易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16年交易规模达到60371.55亿元，已经成为全国要素交易市场的中心市场和领先机构。

 

此外，为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推动京津冀三地产权市场的发展，北京产权交易所成立了“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该联盟由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在自愿协商、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发起设立，有助于提升三地交易平台的市场功能，增加交易品种，扩大交易量，助推各类要素资源突破区域限制，在更大范围实现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三地产权市场的协同发展。

 

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具有各自独特的优势。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技术交易、环境交易、金融产品交易，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非上市企业股权交易和融资服务、农村产权交易，河北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共资源交易等各具优势，三地市场之间具备较强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巨大。“京津冀产权市场发展联盟”，将会大大有助于三地要素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北京的金融业与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差距。通过对比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分析北京与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在金融业的综合竞争力、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生态环境五个指标，发现北京金融业的集聚效应和综合实力与上海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金融市场规模方面短板较为明显。此外，根据2018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5]城市排名，北京排名为第11名，低于上海的第6名，深圳的排名为第18名。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和东京。

 

4.3 京津冀房价依次递减，“多节点”区域城市显投资价值

 

与金融业相比，京津冀房地产行业在全国的占比并不高。2017年，京津冀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44%，其中，北京占比为2.69%，天津占比为1.19%，河北占比为2.56%。从趋势上来看，三地区的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相对比较平稳，三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大致稳定在10%左右，2017年该比例为9.79%，其中北京占比为3.36%，天津占比为2.03%，河北占比为4.39%。

 

从房地产价格来看，北京房地产平均价格远远高于天津和石家庄。2017年底，北京住宅平均价格42486元/平方米，高于一线平均价格41201元/平方米；天津住宅平均价格14516元/平方米，高于二线平均价格12684元/平方米；石家庄平均价格9559元/平方米，低于二线平均价格，高于三线平均价格8335元/平方米。从价格变化趋势来看，三地区住宅价格同比都处于下降趋势，从下降的时点来看，北京早于天津，天津早于石家庄。从库存占比来看，北京的去库存力度最大，占全国库存的比例明显下降，但北京的房价预期指数也处于历史最低。说明，未来北京的房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否。

 

我们进一步看天津的房地产价格。自2017年GDP挤水分以来，天津GDP累计同比出现断崖式下跌。2016年天津GDP累计同比增速为9.1%，到2017年四季度 GDP累计同比增速为3.6%，2018年一季度GDP累计同比增速进一步下降到1.9%。天津实体经济的不断下滑不利于未来房地产价格的上行。此外，天津住宅平均价格从2015年初的11228元/平方米上行到最高2017年一季度的17366元/平方米，上涨幅度高达54.7%，2017年底时住宅平均价格为14516元/平方米。从住宅价格同比增速来看，已经处于下行周期，未来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从最近的交易数据来看，无论是商品住宅成交面积还是成交额都处于历史低位（5月份的反弹主要受“海河计划”人才新政的影响），但土地供应和土地成交额并没有随之下行，供给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大房价的下行压力。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说明面对房地产的低迷，天津仍希望走“土地财政”的思路刺激经济。但天津又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是全国的“高考洼地”，高考优势仅次于北京，天津985大学招生本地化率16.3%，全国第一。因此，我们对天津的房地产市场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相对看好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房。

 

最后看雄安新区的房地产市场。雄安作为新城，未来房价上涨具有较大的空间。但雄安新区作为制度创新的示范园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建立多元化住房供应体系，严控房地产开发，建立严禁投机的长效机制。

 

雄安新区的初步设想是，在大数据管理支撑的基础上，新区就业者将实行积分制，来新区工作的人都可以租房居住，工作时间长、贡献大的市民攒够一定积分，就可以把房子买下来，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卖。如果要出售房产，政府将有优先购买权，以略高于同期银行本息的价格回购，避免房屋频繁“倒手”推高房价。由于制度和政策的限制，雄安新区的房子并非投资品。我们认为位于京津冀发展架构“多节点”的区域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更有投资价值。 

 

五、雄安新区的国际经验启示——以韩国世宗市为例

 

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对于大都市区的新城建设缺乏经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城市化起步较早，在大都市的新城建设上有着广泛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我国建设雄安新区提供丰富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随着产业过度急剧以及人口过快增长，“大城市病”逐渐显现，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国家通过发展都市圈和建设新城来缓解交通和环境的压力；然而随着多中心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引领作用，近些年来，伦敦、纽约等城市由强调疏解转为强调增长。与西方传统发达国家不同，韩国世宗市建设起步较晚，定位于首尔部分功能的迁移，与雄安新区的定位类似，目前还处在建设疏解阶段，对于现阶段我国建设雄安新区有着更强的借鉴意义。此外，首尔都市圈与京津冀也十分类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都包含一个首都（首尔、北京）、港口城市（仁川、天津）以及一个土地面积较大的行政区（京畿道、河北省）。因此，我们主要以韩国世宗市为例分析雄安新区的国际经验。

 

 5.1 韩国新行政中心世宗市——功能迁移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首都首尔市人口快速增长，到1990年，首尔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密度高达17500 人/平方公里。多年的过度发展导致首尔“城市病”日益严重：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导致首尔居住成本大幅度增加，城市竞争力下降。鉴于此，韩国政府通过首都圈建设和新城建设，来疏解首尔的人口和产业。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包括首尔、仁川、京畿道，总面积11686平方公里）位于韩国偏北部，只占韩国1/10的土地面积，却集中了韩国47%的人口、50%以上的经济力量，与欠发达的中、南、西、东部相比悬殊太大。首都圈过于强大令地方精英人才流失，对地方发展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为了缓解首尔的“大城市病”，推动区域均衡发展，2003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决定将韩国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往韩国中部地区（后来具体设在世宗特别自治市，以下简称为“世宗市”）。

 

世宗市，总面积为465.23km2,约占首尔总面积的3/4，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 公里处，相比较而言，和雄安新区到北京距离类似。世宗市位于忠清南道的东北部，东临忠清北道的清原郡，西临公州市，南临大田市，北与天安市相邻，由原忠清北道清原郡一部分、忠清南道公州市一部分和忠清南道燕岐郡一带而合并组成。世宗市作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全韩国国土的几何中心，大部分韩国国土都在距离世宗市200km 辐射区，因此通过高速公路、航空、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两小时内可达全国大部分地区。

 

导致首都圈资源过于集中并非只源于经济发展，更多的是由于韩国中央政府权利过大，权利过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企业纷纷搬向首都圈。为了打破这样的格局，首先要改变政府职能，将部分中央政府职能进行下放。2012年，首尔除了保留总统府和国会在内的外交、统一、法务、国防、行政安全、女性等部门，其它部门都将在2014年之前完成行政首都迁移至世宗市的工作，包括16个中央行政机关和20个相关部门的1万。

 

世宗市的开发建设是基于城市成长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城市的初期，着重于行政功能的建设，从政策层面对核心设施建设进行优惠补贴，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专项资金，形成城市的雏形；第二阶段是城市的成长阶段，投资于教育医疗科技等产业，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扩展自足功能，吸引民间资本，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三阶段是城市的成熟阶段，进一步完善各项设施，强化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世宗市采取由内而外的发展带动模式。在世宗市内设立“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地区”为发展核心驱动，在核心周围划定“指定周边地区”作为核心发展所带动的辐射地带，同时，强化与周边重要城市的连结，形成都市群网络，发展“忠清都市群”。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地区”被划分为6个组团，并进行空间规划和产业配置，通过中央行政部门的迁入提高吸引力，设立或者引进高科技企业、大学、研究所等，通过产学研集群构建开发计划。同时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建设公园绿地。在行政和公共服务上，按照“基础生活单元”配置，每个单元限制在2-3万人，一共21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规划所需的学校、商业、住房、基础建设等设施。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地区向周边延伸4到5Km的范围，被划定为“指定周边地区”，约223.8Km2,采取限制原则，以保护环境为主，避免向中心区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在区域内包括东、西、南、北等4个居住生活圈。

 

广域区域规划圈占地面积3597Km2,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圈（包含首尔以南150Km的光州、大邱、釜山等韩国重要城市），主要涵盖忠清南道和忠清北道的大部分地区，即“忠清都市群”，是与首尔都市圈同等级的国家级都市圈。广域区域规划圈是以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地区为核心，连接周边各级城市发展，再向外扩张而成一张城市网络。以既有的两大都市圈，即大田市为主的“大田广域市”都市圈和清州市为主的“清州市清源郡”都市圈，来支持行政中心区的发展。

 

当然，世宗市的建立也受到一些质疑，如认为这是双首都模式。目前来看，一是新都吸引力不足，暂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二是将政府一分为二，导致办公效率低下。

 

 5.2 世宗市建设经验对雄安新区的启示

 

新城区建设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是减轻城市核心区人口承载压力、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和格局、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参考韩国世宗市的经验。具体来看，如下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1、合理定位，明确短、中、长期的建设重点

 

在区域层面，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非首都功能疏解作用；在城市层面，加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协同发展，明确自身定位，促进京津“做优”、河北中等城市’做强“、小城市”做大“；在地区层面，通过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多中心、网络化“的城镇空间格局形成。

 

正确认识雄安新区的资源优势和劣势，循序渐进，合理确定短、中、长期的建设重点。即在建设的初期，明确雄安新区的历史定位，即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当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控制落后产业的进入。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完善交通建设，降低雄安新区到北京的交通成本，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做准备。在建设中期，利用未来10年左右时间，完善居民生活便利设施，提高生活舒适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完成部分行政功能、部分央企以及教育医疗资源的搬迁。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后期，利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转移，成为一座生活宜居，科技引领发展的新兴城市，成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一极。总体规划一旦确定就要坚持执行，避免短期政绩考核与城市长远利益不一致，将长远的总体规划和现实指导性有机的结合起来，逐步实现由“新区”向“城市”的转变。

 

2、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作用各有利弊，在雄安新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应结合发展规律，正确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纽约新城的建立完全由市场主导，导致新城区郊区化、主城区影响力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巴西利亚是迁都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设计过于理想化，将城市整体布局设计成飞机形状，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韩国世宗市的建设则体现了更多的政府和市场的融合。

 

新城规划之初和开发建设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国情、主城和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阶段，正确处理主城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做好产业分工和功能的合理定位。在新城建设的初期，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带头作用，成立专项资金，对于一些产业和企业进行优惠补贴。待新城具有一定的功能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来新城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人口的规模要依据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而定。在资金来源上，要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多发挥社会资金的集中优势，也可以成立新的投资公司，负责新区的规划。雄安新区的主要功能在于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但也要看到，短期内北京可以析出的资源还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新区应该从首都获取能够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资源，降低与北京的差距，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3、有序引导产业迁移，避免出现削弱大城市核心竞争力

 

新城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内生逻辑，根据定位，有序的引导产业迁入。新城建设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情况及时调整。由于历史积累的要素基础和产业的路径依赖，导致大城市的吸引力较大，短期内难以有效的引导产业迁入。但也要避免采取强制的政治手段，过快的疏解北京的产业结构，导致北京城区的吸引力快速下降。北京应该通过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把自己打造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大城市。

 

4、以“人”为本，高标准培育优质公共服务功能

 

新区的建设，要以“人”为本，既要考虑到整体设计的美观，更要充分考虑到普通居民的需要。重视公共服务配套与发展，建设水平一流、便捷完善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优质的公共服务功能。发展理念由从服务”产业“为导向转变为服务”人“为导向，针对”生产、生活、生态“各自单一的功能区向统一协调的科技新城转变，提高居住的舒适度和便捷性，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设计。尽力避免巴西利亚的城市设计，人为的将整个城市分割为行政、文化、居住等区域，忽视了人的复杂需求，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

 

六、 投资方向：地产投资看“节点”，产业投资看高端

 

6.1 房地产投资看好京津冀架构“多节点”的区域中心城市

 

未来京津冀的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架构是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推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构建以重要城市为支点，以战略性功能区平台为载体，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纽带的网络型空间格局。

 

北京市的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是疏解非首都功能，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17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7万人，已经基本接近中期规划的上限。2017年也是北京常住人口第一年出现负增长，比2016年末减少2.2万人。鉴于北京的未来主要是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难以出现大规模的增加，而且北京的房价已经位居高位，因此未来北京的房价难以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不具有增值功能，但随着北京首都核心功能的优化提升，北京的房地产仍具有保值功能。

 

天津市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但由于天津GDP增速出现断崖式下跌，产业结构转型较慢，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在2015年开始的房地产上涨周期中，天津房价上涨幅度过高，目前天津土地供给和土地交易额仍处于高位。但天津又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是全国的“高考洼地”，高考优势仅次于北京。因此，我们对天津的房地产市场整体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但相对看好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房。

 

河北省的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雄安新区作为新城，房地产升值空间较大，但由于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很难成为投资品。我们最为看好京津冀发展架构的“多节点”城市，具体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未来这些城市将是产业和人口聚集之地。通过与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长三角对比，发现京津冀首都圈住宅价格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为7.6，长三角地区对应值为6.6；京津冀最高值与中位数之比4.4，长三角对应为3，说明京津冀都市圈主要城市之间的房价水平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位于京津冀发展架构“多节点”的区域中心城市未来房价具有上涨空间，如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

 

6.2 产业投资看好环保地热开发以及高端产业

 

雄安新区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雄安新区建设的七大任务中，首要两项就是建设绿色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主城区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信息安全、量子技术、超级计算机等尖端技术产业。外围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文化创意、军民融合等高端新产业，多节点布局网络智能、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综合判断，环保、地热开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大数据、量子技术等产业将会受益于雄安新区（具体公司详见下表）

 

[1]陈甬军.雄安新区建设：背景、功能与展望[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4）：28—33.

[2]“环京津贫困带”是指亚洲开发银行调研曾发现：在河北省环绕京津的区域有25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集中连片，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指标甚至更低。

[3]李兰冰、郭琪、吕程.雄安新区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22-31.

[4]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7）《雄安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调控提升研究》。

[5]该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及综合等方面对全球重要金融中心进行评分和排名，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