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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为转型赋能 同质化风险凸显

 

文 | 张明 陈骁 魏伟 郭子睿
 
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经金融电子化的1.0阶段、金融移动化的2.0阶段,正在步入科技重塑金融业态的3.0阶段。无论是业务发展趋势的倒逼还是银行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选择,科技与银行业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必然趋势。本报告是我们新时代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研究系列的第五篇专题,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金融科技如何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发展赋能。
 
>> 海外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经验
 
政策环境:各国建立起金融科技发展框架,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支持的关键技术,并通过创新中心、监管沙盒和创新加速器等模式建立包容性的监管环境,缓解金融创新与监管的矛盾。同时,将金融科技涉及业务按照功能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发展与金融科技相适应的监管科技,以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新变化。典型路径:初期选择开展跨界合作、股权投资/收购科创公司或者设立子公司孵化器储备科技和人才实力,在IT基础设施建设抢占优势。现阶段依据自身战略定位,选择不同路径的数字化转型,一是实现已有产品、业务流程及渠道的数字化改造,二是探索数字化、开放化的商业模式变革,发展平台化、场景化的金融服务模式。
 
>> 金融科技为我国商业银行转型发展赋能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环境面临信贷整体风险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增长乏力、表外业务不断被压缩、金融风险上升并不断显性化等一系列嬗变,银行业金融机构净利润增速放缓,不良资产及拨备压力增大,传统“存贷汇”业务亟需转型。
 
金融科技能够为银行负债端、资产端、支付端、商业模式的转型赋能。负债端,搭建线上平台拓展低成本资金的获取渠道,智能投顾打造“千人千面”的财富管理方案,满足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资产端,消费信贷加强场景建设;依靠“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运用大数据优化信贷业务流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支付端,大数据用于支付过程中的用户行为分析和交易欺诈识别,生物识别技术提高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云计算提高支付业务系统承载能力,区块链优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满足小额高频的支付需求。商业模式,向智能化、数字化、开放化方向转型,创新适应客户需求的盈利模式,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布局提速,但同质倾向与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负债端,各大银行纷纷试水智能投顾,但主要作为销售辅助工具存在,未来需要加强投资者风险意识教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明确法律监管和行业定位。资产端,消费信贷、普惠金融领域的场景化、平台化建设初显成效,未来应更加注重新兴信贷领域的风险识别与管理。支付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支付系统目前多应用于某一具体的支付结算业务,全面推广面临着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的障碍。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不断加深,但开放化仍需谨慎推进。短期来看,将API视为新型获客和引流的模式,是大多数银行较为合理的选择。最后,理性看待金融科技,科技转型赋能仍将持续发力,但同质倾向与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一、Fintech3.0来临,科技重塑银行业发展
 
1.1 金融科技的发展概述
 
根据FSB(Financial Stability,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和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从金融行业来看,金融科技应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1)金融行业应用科技技术对现有产品、服务以及业务流程进行变革;2)互联网公司、初创企业等新的市场参与者提供的新的产品和服务;3)科技发展冲击现有竞争格局或者竞争模式,带来行业内部甚至行业间的竞争。从技术对金融行业的推动和变革来看,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金融科技1.0阶段: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内设IT机构来实现办公和业务的电子化,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这一阶段IT公司并不参与金融公司的业务环节,IT系统在金融公司体系内属于成本部门。代表性产品包括银行的交易系统、信贷系统、清算系统、ATM、POS机等。
 
金融科技2.0阶段:主要是指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本质是对传统金融渠道的变革。这一阶段金融业搭建在线业务平台,通过互联网或者移动终端渠道汇集海量用户,实现金融业务中资产端、交易端、支付端、资金端等任意组合的互联互通,达到信息共享和业务撮合。代表性业务包括移动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P2P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等。
 
金融科技3.0阶段:这一阶段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核心技术改变传统的金融信息采集来源、风险定价模型、投资决策过程、信用中介角色,解决传统金融发展痛点。金融机构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科技创新和技术引进过程中,金融管理理念朝着智能化、创新化方向发展。代表性应用如大数据征信、智能投顾、供应链金融等。
 
放眼世界,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经金融电子化的1.0阶段、金融移动化的2.0阶段,正在步入科技重塑金融业态的3.0阶段。与以往科技革命最大的不同是,这一轮科技的发展模糊了行业传统的竞争格局和边界,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新兴科技企业、监管机构、消费者、基础设施运营商都成为了科技行业和金融业态的参与者,他们以新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导向、以新兴前沿科技为支撑,带来了新的业务形态和生态圈。对于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来说,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不仅是应对行业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实现“换道超车”绝佳契机。
 
从历史发展来看,银行业务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在磁条技术和芯片技术的发展下,银行信用卡诞生;20世纪60年代,电子交易技术日益成熟,1967年英国巴克莱银行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ATM,POS机也走入银行业务领域;90年代,计算机的应用普及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金融服务逐步实现数字化,银行网银技术日渐成熟;2010年后随着手机的普及,银行同样在移动支付端快速布局,满足客户的移动金融需求。从银行自身的选择来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L*K,人力(L)和资本(K)越大,科技(A)的规模效应越强,经济效益越高。商业银行在资本和人力规模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也成为探索科技赋能最为积极的先行者和实验者。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一直是IT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特别是2009年以后,包括美银、花旗、富国、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以及高盛在内的六大银行先后在支付、借贷、财富管理领域追加战略投资。总而言之,银行业一直是对科技创新保持高度敏感的行业,无论是业务发展趋势的倒逼还是银行基于自身发展的战略选择,商业银行从未缺席每一次科技创新,金融科技步入3.0阶段,科技与银行业的深度融合也是必然趋势。
 
1.2 海外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各国监管机构鼓励银行业发展金融新范式,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扶持,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相对宽松包容的环境,缓冲监管与创新之间的矛盾。顶层设计上,各国建立起金融科技发展框架,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支持的关键技术。如新加坡将金融科技视作建设“智慧国家”的首要任务,2015年8月成立金融科技和创新团队,并设置支付与技术方案、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实验室三个办公室,鼓励支持金融业在新加坡设立创新和研发中心,2016年5月成立金融科技署,专门管理相关的金融科技业务。再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2017年1月发布《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阐述培育积极的金融服务创新和创业精神、增强普惠金融和金融稳健、优化金融监管框架等金融科技的政策目标。在支持创新的具体措施上,大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
 
1)创新中心模式:即支持引导机构理解金融监管框架,识别创新中的监管、政策和法律事项,为金融机构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支持或更广泛受众的支持引导。这一模式因为非正式化、可操作性强的特征,已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地广泛采用。以最早采用这一模式的英国为例,2014年10月,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设立创新中心并发布“创新项目计划”,该项目主要帮助金融科技创新企业熟悉金融监管原则,提供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咨询服务。自推出以来累计有600多家机构向FCA寻求支持,经过甄别,FCA对其中300家提供了直接的帮助,标准是企业有创新想法且能使消费者获益。
 
2)监管沙盒制度:即通过为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小规模、短周期的安全测试环境寻求支持创新、控制风险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平衡。2016年5月,英国FCA率先推出沙盒监管计划,在有限的客户数量、时间等范围内,允许参与的金融科技企业对新产品或新服务进行测试。使企业有机会了解消费者对不同定价策略、传播渠道、商业模式和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基于收到的反馈信息对其商业模式进行持续评估和改进,同时FCA采取适当控制措施,以尽量避免伤害消费者权益。此后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欧盟先后借鉴了“监管沙盒”模式。
 
3)创新加速器:即监管部门与业界建立合作,通过资金或政策扶持的方式加快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运用。比如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从2012年11月启动项目催化计划,致力于推动各国政府与企业合作探索,降低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渠道或方式的偏见。2016 年9月,新加坡金融监管局(MAS)与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s)签署合作协议,承诺分享关于新兴 Fintech 趋势及监管方面的创新事宜,在彼此管辖权范围内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与本土公司相同的支持。
 
单独从银行业来说,各国监管机构倾向于支持“负责任的创新”,鼓励银行“创新或改良金融产品、服务和流程,以符合成熟风险管理以及银行业整体商业战略的方式,满足消费者、企业和社区不断变化的需求”,在2016年3月货币监理署(OCC)发布的《货币监理署:支持联邦银行系统负责任的创新》白皮书中建议,银行和其他金融科技提供者开展“富有战略性和审慎”的合作获得双赢,银行以资金和客户资源交换创新技术。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意识到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给传统金融业态和传统监管模式带来挑战,在强化监管方面逐渐形成“一致性监管”概念,并探索发展与金融科技对应的“监管科技”。
 
1)一致性监管要求对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建立统一监管标准。例如,2018年7月,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宣布接受从事银行业务的非存款金融科技公司的银行牌照申请,获得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需要满足与同类银行一致的标准。此举便于监管层抓住金融科技的金融本质,把金融科技所涉及的金融业务按照其功能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
 
2)监管科技简单来说是各国监管当局注重将科技应用于监管。英国FCA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发展云平台、大数据和软件集成工具创新科技手段,减低合规成本,采用实时、系统嵌入式风险评估工具对金融犯罪风险、反洗钱、客户分析和行为进行监测,提升金融服务机构的运营效率。同时,FCA在2018年2月发布《关于利用技术实现更加智能的监管报送的意见征询报告》,计划探索将监管规则翻译成机器语言命令,对于机构数据库进行自动访问,实现实时监测。
 
此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就金融科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性原则,并基于共识性原则尝试建立统一标准的监管框架。共识性原则包括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消费者保护为前提,以发展普惠金融为重点,以风险防范为核心,以标准规范为基础,鼓励多元化的主体良性竞争与合作等等。基于共识性原则,先后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金融理事会、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国际机构发布全球范围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不过,当前各国监管措施各异,缺乏全球统一标准,监管合作应对不足,依然是全球金融科技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结来看,各国监管机构通过顶层设计制定建立起金融科技的发展框架,明确发展金融科技的总体规划和关键技术,通过创新中心、监管沙盒及创新加速器等模式建立包容性的监管环境,缓解金融创新与监管的矛盾。同时,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业态和监管模式的冲击也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一方面建立统一监管标准,将金融科技涉及业务按照功能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发展与金融科技相适应的监管科技,以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新变化。此外,国际层面消费者保护等共识性原则逐渐形成,但全球范围内统一标准的监管框架仍有待建立。
 
 
1.3 海外先进银行金融科技布局的典型路径
 
海外银行业金融科技布局起步较早,部分领先的商业银行率先依托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成熟的金融体系完成技术和人才储备,已经在IT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目前,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实践是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主流模式。
 
1.3.1初期:多举措获得技术支撑,完善IT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对全球100家领先银行的调研结果显示,52%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37%的银行采用风投或私募的形式布局金融科技。从国外案例来看,传统银行初期涉足金融科技主要有三种路径:
 
1)对于需要集中突破特定业务或特定功能的商业银行,可以与互联网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开展跨界合作共享科技成果。这种方式有助于实现两者优势互补,银行从而获得打入新市场的机会,如富国银行和Paypal合作开拓电子支付业务;英国巴克莱银行与比特币合规公司 Chainalysis 以及账目初创公司 Wave 开展区块链技术合作,2016年10月完成全球第一笔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结算服务。
 
2)对于具有颠覆性新型技术的科技公司,银行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或收购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其技术和人才。如摩根大通、桑坦德银行先后设立基金用以并购或投资科技企业;高盛银行自2016年以来已经投资29家金融科技公司,投资技术方向覆盖大数据征信、保险、理财、借贷等,并通过入股Square和Bluefin等支付服务提供商,获得最先进的网络支付技术;花旗银行旗下的花旗风投专注于金融科技股权投资,较为著名的是投资一家移动支付公司Square。
 
3)通过设立子公司作为孵化器,培养自主研发和应用能力。银行可以成立科技创新实验室,对接创新企业、科技公司及科研院所等机构,重点突破区块链、人工智能、监管科技等核心领域的技术研发,在培育金融科技创新的同时储备科技人才。2015年7月,花旗银行自主研发3条区块链分布式总账系统的应用,并成功运行加密货币“花旗币”应用于跨境支付;富国银行每年投入60-80亿美元用于投资新技术,与新兴技术公司签署mentor协议,进行银行经营知识的顾问指导,并开放银行后台给这些技术公司实现技术测试。
 
目前国外领先的商业银行基本完成金融科技发展所依赖的IT基础设施,例如澳洲联邦银行建立起完整的双速IT架构,为新兴业务和传统业务的差异化发展提供骨架支撑;新加坡星展银行云战略深化率达到93.8%,能够将所有的应用及客户渠道迁移至云端,同时以API为基础,从传统点到点的渠道业务模式快速向“平台化+生态圈”模式转变。
 
1.3.2当前:以自身特点为基础,开展数字化转型应用实践。
 
从战略定位来看,部分中小银行选择颠覆式变革模式,希望依托技术先发优势抢占市场;大型商业银行侧重于将科技赋能传统银行业务和系统化改造,旨在巩固竞争力和稳定市场份额;较为谨慎或资源约束趋紧的商业银行选择重点突破某一业务模式,以提升客户体验为战略目标。
 
1)基于已有产品、业务和渠道进行改造,全面提升客户体验。①产品的数字化创新方面,不同银行秉承差异化产品设计理念,实现原有产品的数字化升级。如摩根大通针对不同客户推出三款细分的手机银行产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低成本、安全快捷的增值服务;奥克兰储蓄银行针对学龄前儿童设计“专属虚拟存钱罐”,将金融服务与实体玩具结合,拓展儿童这一银行服务蓝海客户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推出能够对接房地产搜索引擎数据的APP应用“Property”,客户可以直接搜索房源并享受一体化的放贷体验,将金融服务渗透到客户的消费过程,提升了与客户的交互频率和客户的使用黏性。②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创新方面,有数据表明,银行只要聚焦20-30个核心客户流程改造就可以大幅降低40-50%的运营成本,使银行收入增长25%,服务效率提高20-40%。英国劳埃德银行筛选了十大客户流程进行改造,3年内扭亏为盈,节省了1.5万名人工,节约了20亿英镑的成本。具体操作层面,西班牙对外银行实现数字化开户流程,使客户提供最少信息便可注册使用基本功能,将开户时间缩短10-15分钟;花旗银行实现数字化银行卡挂失流程,使客户在发现银行卡遗失后即可通过手机客户端冻结卡片;汇丰银行尝试触摸式ID、声音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为核心客户带来便捷化的增值服务。③渠道信息的数字化创新方面,包括荷兰ING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内的国际先进银行已将打造全渠道银行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目的在于无论客户通过线上、线下还是远程渠道接入业务,银行都可以识别其身份和历史行为,提供无缝连接的服务。麦肯锡研究表明,通过多渠道获取银行服务的客户持有的产品比使用单一渠道的客户多80%。
 
国外领先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星展银行的数字渠道客户为星展银行贡献的收入相当于传统渠道客户的两倍;意大利圣保罗银行端到端的渠道运营效率提升了15%;花旗银行过去三年的数字渠道交易量增长了15%,移动客户总量增长了40%。
 
2)拓展新渠道、平台和场景,实现商业模式变革。数字化时代下银行业正在经历巨大的商业变革与战略升级,这种数字化转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银行通过直销手段实现渠道创新即直销银行;第二阶段通过服务移动化实现场景创新即互联网银行;第三阶段通过数据开放共享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即开放银行。麦肯锡估计,数字化转型可以让一家典型的欧洲银行的收入提升30%,尤其是那些高周转的产品,如个人贷款和支付,并且通过数字转化,这些银行可以削减25%的成本。目前西班牙对外银行、花旗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等国际领先银行已迈入开放化实践,他们通过数字领域的持续投入与开放API平台的搭建,允许第三方开发人员围绕来自金融机构的数据开发应用和服务,构建开放共赢的银行生态。诚然,开放式有助于银行业务增长并带来转型红利,但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竞争壁垒。举例来看:
 
荷兰ING银行是在直销银行领域最早进行尝试的商业银行之一。为拓展海外零售业务,其直销银行ING Direct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直销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ING Direct将服务紧密地嵌入各个生活应用场景,通过与线上高频用户平台对接合作,增加高频应用场景和客户触点。目前,数字化业务已成为ING Direct的重要收入来源。
 
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是全球首家以商业化模式运作开放 API 的银行。BBVA于2016年宣布上线open API平台,为互联网金融创业公司、个人开发者开放四类接口:银行卡支付信息、授权访问BBVA服务、授权访问账户信息、绑定BBVA支付方式。2017年5月,BBVA正式推出BBVA API Market,截止目前向西班牙、美国、墨西哥3个国家所有客户开放10大类API接口,主要基于零售客群数据、企业客群数据、多渠道数据整合和支付贷款授权,展示了银行业务模式从集中式到协作式的转型尝试。2017年BBVA宣布其数字战略转型成果已经具备商业可量化性。从具体数据看,2018年,该行可归属净利润达到53.24亿欧元,较2017年增长超过51%。其中2018年该行数字化渠道销售收入占比为40.7%,说明该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明显的收入增长与效率提升。
 
新加坡星展银行于2016年4月在印度推出了首个纯线上的数字银行“Digibank”,以直销银行的模式快速打入印度市场。Digibank融合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供完全无纸化、无需客户签字确认、无需前往支行办理任何手续的便捷服务。目前,该平台在印度和印尼的在线用户已突破200万,并预计在2021年增至850万。在2017年推出全球最大的API平台DBSDevelopers,目前该平台上已开放了超过350个API,功能包括积分兑换、资金转账、账单支付等,包括美亚保险、麦当劳、Property Guru(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房地产门户网站)等50多家企业通过接入API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东南亚的出行服务平台Grab利用星展银行的实时转账 API,使得拥有星展银行或新加坡邮政储蓄银行账户的司机可以立即将收取的车费转入其银行账户中,不必如以往资金先存在Grab钱包中,等到下一个工作日才能转入自己的银行卡,极大提高效率优化客户体验。2018年,星展银行启动了一项名为“Startup Xchange”的计划旨在与初创企业、银行内部与银行中小企业客户开展合作,建立共享开放平台,针对业务上遇到的问题,共同创建解决方案。如新加坡的一家初创公司 impress.ai 通过与星展银行人力资源团队合作,推出了东南亚第一个银行虚拟面试官JIM,用于银行的招聘面试。
总结来看,海外先进银行依托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成熟的金融体系率先开始了金融科技的布局。初期,银行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开展跨界合作、股权投资/收购科创公司或者设立子公司孵化器储备科技和人才实力,在IT基础设施建设抢占优势。现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银行依据自身战略定位,选择数字化转型实践的不同路径。总体来看,一是致力于深入挖掘核心技术的应用场景,实现已有产品数字化创新、端对端业务流程改造以及全渠道信息融合互补,二是探索数字化、开放化的商业模式变革,发展平台化、场景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转型诉求与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功能定位与业务模式难以适应经营环境与竞争环境的变化。本章从负债端、资产端、支付端及商业模式四个角度归纳了商业银行面临的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分析商业银行如何运用金融科技寻找转型的切入点,并由此探讨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赋能作用。
 
2.1 低效同质化竞争严重,传统“存汇贷”业务亟需转型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环境面临信贷整体风险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增长乏力、表外业务不断被压缩、金融风险上升并不断显性化等一系列嬗变,伴随利率市场化持续深入推进,同时叠加经济增速下行,企业整体投资回报率下滑,以存贷款利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传统盈利模式面临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净利润增速放缓,不良资产及拨备压力增大,传统“存贷汇”业务面临转型压力,低效同质化竞争严重。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负债端成本上升,高收益产品对银行存款和理财的替代效应增强。随着企业居民理财意识逐渐加强,财富配置向股票、债券、货币基金、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产品等回报率更高的资产倾斜,分流了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来源。以余额宝为例,从2013年到2018年末规模大幅增长266倍,尽管余额宝收益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高于银行存款水平。如此一来,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提高理财产品收益等各种形式吸收资金,大大提高了资金成本,而银行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越来越难维持,对客户的吸引力减弱。因此,增加低成本的储蓄来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理财服务,成为商业银行负债业务转型的关键。
 
第二,资产端对公信贷议价能力减弱,信贷结构转型陷入“迷茫期”。一方面,资产端脱媒加速,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存量比重上升,上市公司和大型国企对商业银行信贷依赖度明显降低。随着中国企业去杠杆以及地方政府控杠杆进程的推进,企业业绩暴雷与地方政府暴雷的案例将会越来越多,低风险、优质的贷款项目面临的市场竞争相对更加激烈,银行议价能力减弱。另一方面,近年来监管层通过多项政策限制小微贷款利率上行,进一步加剧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下行的压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将零售业务作为提高信贷收益的突破口,推动零售业务智能化转型。
 
此外,受产业发展阶段的影响,过去十年商业银行形成以中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为主要投放对象的对公信贷结构,而对新兴产业和服务行业的信贷支持不足。在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面临转型压力。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中低端制造业面临市场出清,有效信贷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政府针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调控给银行在房地产和基建行业的信贷配置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中小微企业融资、绿色融资等新兴板块的融资业务将快速扩张,但这些新兴的信贷业务板块的投向甄别和贷后管理并非银行传统擅长的领域,因此,捕捉中小微企业及新兴领域的信贷需求、提高信贷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成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转型的关键。
 
第三,第三方支付发展迅速,挤压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空间。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这一专属优势使得商业银行在支付结算领域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交易速度快、交易环节少、交易成本低的特点获得广泛接受,其依撑的云计算技术可以对客户数据信息进行高效的存储和计算,从而更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发生网络支付6481.5亿笔,其中商业银行占18%,第三方支付平台占82%,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数量是商业银行近4倍,从发展速度看,商业银行支付数量增速集中在0-20%,而第三方支付增速高达50-100%。因此,商业银行应该以互联网思维推进移动支付业务,满足小额高频的支付需求,结合自身特色构建金融服务生态圈。
 
此外,伴随金融脱媒的加剧,交易过程中的支付环节、清算环节呈现相对分离的发展趋势。支付环节更加侧重于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支付需求,而清算环节则侧重于提供信息传输、资金结算的制度体系和技术安排,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资金流转的成本和效率。因此,商业银行应注重完善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特别是提高跨境支付的结算效率、降低成本、保障资金安全。
 
第四,传统客户关系管理模式不适应客户行为变化,同质化的低效竞争呼吁科技驱动的差异化。越来越多的金融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实现,严重削弱商业银行掌握客户账户、产品和服务偏好等垄断性信息的优势,客户不需要直接与银行接触,导致商业银行客户粘性下降,演变成客户关系脱媒。目前银行业网点业务布局扎堆、集中营销大户、对集团客户过度授信等现象较为突出,在客户基础、业务结构、产品组合、收入格局上同质化严重。这必然会导致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引发金融供给过度与金融服务不足并存的问题,不利于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因此,银行应致力于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创新发展平台化金融,推动商业模式朝着数字化、轻型化、智能化、开放化转型。
 
 
2.2 负债端:发展平台化业务吸收低成本资金,打造“千人千面”的智能投顾
 
2.2.1 搭建线上平台拓展低成本资金的获取渠道
 
在传统金融业态下,银行主要通过物理网点吸收储蓄,而当前创新型金融科技平台汇聚了大量小额资金的收支使用,对于银行形成资金沉淀是一种挑战,银行不得不通过搭建线上平台拓展低成本资金的获取渠道:
 
1)以移动计算提供综合化、全景化的个人金融信息服务。某些金融科技创新企业为用户提供全景化的个人金融信息服务,例如消费账务、投资账簿、家庭财务规划等,形成客户黏性进而提升资金吸纳能力。银行可以利用移动计算技术与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信息服务充分结合,设计更具综合性的个人金融服务方案,通过一个账户绑定存贷业务、财富管理、投资理财、保险服务等综合服务,并获取前端客户,提高用户依赖性,有效形成账户沉淀。
 
2)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人力资源服务,实现企业员工的资金沉淀。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本金融化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金融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外部金融机构管理各种人力资源计划,满足员工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这些综合化的金融服务方案涉及:工资现金管理、薪酬奖金递延发放、补充养老金、员工个人财富管理、保险计划、股权激励、企业年金计划等诸多门类,管理起来非常繁琐。部分金融科技创新平台把握这一商机,通过用户体验良好的移动工具,协助中小型企业管理相关计划,实现企业和个人服务黏性,进而推广到提供相关金融服务。银行可以与这些创新企业合作,以账户管理为核心推动综合化企业人力资源金融服务,拓展获客渠道。
 
3)利用移动计算提供个人信用管理服务。越来越多的个人用户都开始关注自身的信用状况,很多金融科技公司专门提供个人信用管理服务。银行可以考虑合作搭建个人信用管理平台,实现多渠道的个人征信数据和报告汇集,为个人提供有价值的信用数据。银行以该平台为基础,辅之以投资、理财、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功能,将有助于增强个人客户黏性,充分挖掘客户的派生需求。
 
2.2.2 智能投顾打造“千人千面”的财富管理方案
 
传统的财富管理服务往往以理财经理、理财管理顾问为主体,在服务推介、客户管理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人工成本,难以适应现阶段金融服务的大众普惠特征。而在智能投顾模式下,银行基于用户的理财需求、资产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个性化的风险偏好及其变化规律,以投资组合理论与风险偏好结合算法模型定制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并利用互联网进行实时跟踪调整,以提供更为高效率、低成本的财富管理服务。
 
相对于传统财富管理,智能投顾有如下几方面优势:第一,技术替代人工提供理财顾问服务,改善传统投顾服务成本高(行业费率2-3%)、效率低(面对面服务为主)、资产选择依赖人工经验、非理性化等缺陷。成本方面,智能投顾平台费率大大降低(招行摩羯智投申购费率0.4%);效率方面,可以实现全天候实时数据披露并快速匹配投资者理财需求;资产选择方面,可以通过平台对多类型标的投资管理,由算法决定策略,不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第二,大规模复制用来服务长尾客户,实现普惠金融。传统投顾一对一人工服务成本较高,智能投顾首先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和门槛,而后通过大规模复制可以将边际成本几乎降为0。埃森哲报告显示,中国可投资产在30万元以下的中低净值投资者占总投资人数比例约 97.6%,长尾比重极高,受传统投顾行业高费用制约接触投顾服务十分有限,智能投顾迎合大众理财的需求,发展前景广阔。
 
2.3 资产端:消费信贷加强场景建设,依靠“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小企业
 
2.3.1 信贷业务向零售化转型,加快消费信贷场景化建设
 
银行传统信贷服务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领域,其竞争已经白热化,难以实现资产收益的提升,对于传统金融尚未全面覆盖的普惠金融领域,如收益率较高的大众化消费金融资产有待进一步开拓。我国消费金融的供给主体有三类: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商业银行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是目前市场份额最大的消费金融提供者。总体来看,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前景广阔,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虽较前期有所下滑,但近五年平均增速依然保持在10%左右,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同时,未来一段时间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消费群体成为银行的核心客户,这一群体是与中国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乐于借助杠杆消费,在追求品质生活的同时实现财富跨期配置,乐于尝试多样化、便捷化、人性化的融资服务模式,将会成为推动我国消费金融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而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满足多元化、移动化、个性化的消费金融需求奠定技术基础,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有助于识别和开放依附于各个消费链条上的场景,并通过自建消费场景,或借用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金融科技信息平台场景,将金融服务嵌入场景中,实现场景与金融服务的无缝对接。
 
目前场景化已经成为消费信贷领域突破同质化竞争、抢占市场份额的主流方式。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场景可以批量获取客户的需求。从客户营销角度而言,单笔支付金额较高的消费场景本身就有信贷的潜在需求,这些场景自然地成为金融机构批量挖掘客户的入口;其次场景聚焦用户特征。同一类场景下批量获取的信贷客户具备类似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向具备同类特征的客户群体提供信用贷款并深入挖掘其他方面的信贷需求,提高精准营销能力;最后场景是风险管理的要求。场景中的客户资质、消费需求、交易行为、资金流向等信息,可用来对贷款用途的真实性和客户资质水平进行判断评估,预测客户还款能力。
 
2.3.2 突破供应链金融发展瓶颈,助力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供应链金融发展瓶颈
 
供应链金融就是银行以核心企业为依托、以真实贸易为前提、运用自偿性贸易融资方式,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货权质押等手段封闭资金流或控制物权,为供应链金融上下游企业提供的综合性金融产品和服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供应链金融兴起,一度被视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微企业因资产不足、信用缺失而遭到银行拒贷、惜贷的方法。从理论上看,商业银行通过考察整条供应链而不是单个企业的信用状况来做出信贷决策这一过程无疑提升了中小微企业的信用水平和信贷能力,但从发展实际来看,供应链金融并没能使银行的中小企业服务得到明显改善。究其缘由,当前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仍存在以下现实挑战:第一,信息不对称问题仍然严重。核心企业虽能满足银行单独授信标准,但其自身科技系统是否能将供应链条上下游成员企业交易信息整合在一起,使得链上的采购与销售信息透明且可信赖,这决定银行是否能够获得对称信息而支持对上下游成员企业的授信。实践中,企业的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企业资源计划)相互独立,部分核心企业不愿意将自己的ERP系统公布给银行,如果线上的商流与线下的物流无法达到信息透明且全程可视,贸易背景信息的真伪难以验证,银行对质押品特别是动产质押的控制权具有不确定性,便会制约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发展;第二,授信对象存在局限性。由于全国征信系统尚不完备,银行对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授信依托的是核心企业的信用。除了需要核心企业配合外,银行也只能局限于核心企业的一级供应商或一级经销商,其数量不足供应链企业总数的三成,至于二级以下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因为与核心企业没有直接采购或销售合约,银行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第三,风险控制仍是难题。受制于“1+N”模式,供应链金融中资金供给方会将核心企业的信用级别视作整条供应链的信用级别,实际上形成了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的信用捆绑关系。因此当核心企业出现信用风险时,该风险会向上下游企业传导,增大供应链整体的信用风险。此外由于技术发展还不够成熟,业务操作风险和物流监管风险仍然存在。
 
物联网、区块链如何突破供应链金融发展瓶颈
 
物联网技术是指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RFID)、红外线供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约定的协议,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进行信息的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网络。“物流网技术+供应链金融”模式主要是通过GPS、生物识别等手段,对目标进行识别、定位、跟踪、监控等系统化、智能化管理,然后进行数据汇总并分析,使客户、监管方和银行等各方参与者均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全面感知和监督动产存续的状态和发生的变化,进行动产质押物流和库存的风险监控,降低银行风险管理成本。
 
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去信任、时间戳、加密及智能合约等特征。分布式是去中心化的大数据系统和分布式的云计算网络,能够在没有中央银行、没有中心服务器的情况下完成数据存储和交叉验证;免信任是指强大的数据运算系统和分布式存储特点保证了数据的真实一致,无需节点之间的信任;时间戳能够被用来证明某个文件或某样数字资产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已存在及其内容;加密技术是通过提供公钥和私钥,保证内容的一致性和隐秘性;智能合约是触发条件时自动执行代码,无需担心违约。结合区块链技术开放共享、真实可溯、多方确认以及不可篡改等特性,能够实现供应链金融中交易信息的透明可视化。一是有助于确保“三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信息的准确性,改善信息不对称和授信局限问题。将区块链应用于供应链溯源方面,能够帮助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商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全供应链上“三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信息的分布式记录、公开共享以及追踪查验,银行业可以通过区块链获取供应链中的各种信息。在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将比核心企业具备供应链金融的经营优势;二是减少了银行从事供应链金融的各类风险。第一,区块链技术使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历史在网络上一览无余,这使得所有企业都有诚实经营、保持较高征信的动力,极大地减少了中小微企业因为违约成本低,骗贷以及不诚实使用贷款等的可能性,核心企业无需对上下游企业进行信用捆绑,降低了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此外,区块链技术通过将产业链金融数字化可以大幅度减少人工介入,其多方认证、去中心化的特性免去了传统供应链第三方监管的部分,降低了欺诈等道德风险及操作风险,同时提高运作效率。
 
2.3.3 大数据优化信贷业务流程,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传统金融业态下,受限于用户信用评估要求,企业和个人信贷申请流程较为繁琐。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打造大数据平台实现信贷流程的低成本管理。在客户营销环节,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清洗、分析、挖掘,掌握客户的行为特点和交易习惯,制定个性化营销解决方案,推出符合各类群体需求和风险偏好的信贷产品,从“依据经验”到“依据数据”,实现对客户的精准营销,预先测算出客户可接受的最大风险敞口,提高风险控制的效率;在授信审批环节,大数据技术能够扩展信用数据的边界,将一些非传统信用数据作为非常重要的信用评估来源。例如,以往时期银行评估客户信贷偿还能力,基本依靠银行流水、固定资产等显性数据信息。但是在整体市场消费升级的情况下,个性化消费比例逐步增加,消费习惯也在发生巨大改变。仅以银行流水和固定资产作为评估条件,显然并不足以阐释和还原用户信贷偿还能力。银行在收集用户基础消费数据时,可以依据高端奢侈品、金融理财产品及生活必需品等商品浏览习惯作为信息获取路径,对非结构化数据信息进行充分整合,分析其中是否存在非理性消费特征,进而利用客户评分模型、违约预测模型更加精准地定位客户的长期还款能力,给出合理的贷款定价;在贷后管理环节,建立风险预警信息系统,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还款还息资金来源与贷款资金去向等资金流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实现实时的风险防控与客户监测,用于风险的提前预警与化解。
 
 
2.4 支付端:科技赋能移动支付,区块链改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
 
2.4.1 科技赋能移动支付
 
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相比,商业银行在移动支付领域起步晚、初期重视程度不足,这导致了部分中小商户的消费支付场景被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占领,商业银行手机银行存量用户数量与第三方支付软件相差甚远,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先发优势提高了银行开拓消费支付场景的成本。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应围绕自身特色和客户需求开展差异化支付业务,提高手机APP性能,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将银行的移动支付方式嵌入智慧支付的场景中,满足小额高频的支付需求。
 
1)大数据应用于支付过程中的用户行为分析和交易欺诈识别。在用户行为分析方面,通过大数据精准提炼用户画像,对用户行为进行深度分析。在对客户精准分层的基础下,针对不同层次用户进行精准营销,同时也能为特约商户定制财务管理、营销规划等服务。在交易欺诈识别方面,大数据可以利用账户基本信息、交易历史、位置历史、历史行为模式、正在发生行为模式等,结合智能规则引擎进行实时的交易反欺诈分析[1]。例如腾讯云构建的“天御”大数据反欺诈平台,主要应用于银行、证券、保险、P2P等行业客户,能够准确识别恶意用户与行为,解决客户在支付、借贷、理财、风控等业务环节遇到的欺诈威胁,降低企业的损失。
 
2)生物识别技术提高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在支付端,指纹识别、声纹识别、人脸识别等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人工智能识别技术被应用于支付交易中用户身份识别和指令验证环节,与传统的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相比,生物识别技术具有精度高、速度快、防伪性好等特点,有助于提高客户体验和支付的安全性,有效削减欺诈和盗用等事件的发生。
 
3)云计算提高支付业务系统承载能力。在支付清算行业中的应用。支付市场交易具有很高的波动性,其交易频次会在节假日期间出现突发性增长。云计算技术具有高扩展性、高连续性的特点,支付服务与云计算技术的结合,能够迅速扩张服务能力,动态支持海量支付交易和相关服务需求,提高支付业务系统承载力。
 
2.4.2 区块链改良支付清算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支付清算体系存在以下不足:就银行间金融机构支付清算系统而言,异地系统间的资金流转存在时滞,会计核算系统依赖人工等问题,造成境内银行间结算效率低下。跨境支付业务长期依赖SWIFT系统,SWIFT系统采用委托代理的运行方式,汇款行、代理行、收款行等参与方的账务处理机制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缺乏授信,每笔交易需在各机构之间分别记录并清算对账,且报文通信处理手续复杂、运行成本高,因此,跨境支付业务普遍存在清算周期长、中转费用高等突出问题。尽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自2015年启动以来发展迅猛,但仍沿用清算行-代理行模式,当前仅有20%的跨境人民币业务通过CIPS办理。更何况,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境交流的不断发展,跨境个人金融服务越来越频繁,大众化、小额性的特点显现。银行若要维护自身在跨境支付领域的领先地位,迫切需要依靠新理念新技术,实现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
 
从支付属性来看,区块链在支付清算中的应用有三方面优势:1)时效性方面:从交易发起环节开始由智能合约自动触发,交易验证环节由数据库实时审验,交易账务处理环节可实现跨系统信息实时同步并自动记账,通过点对点的传输实现交易双方端到端支付,使结算与清算同步进行,大大减少支付清算过程的中间环节,便利交易双方操作并提升资金转移的效率。2)安全性方面:区块链每个节点采用分布式记账,任何一个节点不能单独篡改数据,相较于将数据存储于中心机构的传统模式具有数据不可篡改、不可伪造的优点,应用非对称的密码学原理,借助分布式系统各节点的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等共识算法,一方面防止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保证数据安全。3)信用中介角色:支付行为向外延伸依赖于双方的信任,在现代支付体系下交易双方为确保相互之间的信任,往往要在商业银行等可信的中心机构开立备付金账户。而区块链的信任关系建立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开源算法及公开透明的运作规则,在不借助任何第三方的情况下建立起满足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任环境,实现价值的顺畅转移,为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提供可能。
 
2.5 商业模式:智能化、数字化、开放化
 
传统银行往往以线下有形网点为主要营销与服务渠道,对客户的了解主要依赖于开户基本信息和账户交易情况,不但运营成本高,而且难以适应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的消费需求。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在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客户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旨在提高客户满意度和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2.5.1 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智能化银行
 
人工智能就是能在不同环境中独立或交互地完成各种拟人任务的自动化设备,在银行业应用领域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应用语音识别与处理技术提供人工智能客服,通过影像识别、证件读取、电子签名等自助服务,帮助客户快速办理业务,并提取大量分类电话银行业务数据,实现数据的结构化与标签化,同步完成客户信息挖掘,实现精准营销;智能客服还能实现一定的监督功能,例如通过分析客服人员的应答话语和态度,对银行服务进行监督检查,使银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高服务质量。②通过智能机器人将网点轻型化、智能化。在现有银行网点设置网点机器人代替大堂经理进行客户引导和分流,完成部分标准化咨询业务,同时配置智能预处理终端和手机APP,实现客户在线预填单和预约排队,节省人力成本;安排巡检机器人自动巡航,实现潜在风险的及时排查与处理;③依托计算机视觉优化客户服务、加强风险管理。依托人脸识别技术,预先识别VIP 客户,从而及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及时判断可疑人员、提示相关可疑行为动作,进行人像监控预警;帮助客户完成实时身份认证、远程开户及登陆授权等客户端线上业务,结合生物识别技术提升人机交互的场景体验。例如平安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在客户进行产品交易时,以智能视讯代替人工视讯坐席,所有客户在产品交易环节同步进行视讯鉴证,大大提高风险评估和交易的效率;④运用机器学习基于海量数据构建知识图谱,通过不断获取外围和内部数据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获取借款人关系图谱、消费行业图谱、供应商图谱,了解其风险偏好和消费习惯,应用于支持金融预测与投融资决策,实现智能化资产管理,提升反欺诈和信用风控模型准确率。总体而言,智能客服、网点运营、客户营销、风险管理及资产管理等领域,是目前商业银行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方向。
2.5.2 数字银行、开放银行
 
直销银行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型银行经营模式,主要通过线上渠道拓展客户,降低了银行网点的经营费用与管理费用,具有客群清晰、渠道便捷的特点。直销银行打破了传统银行网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可以为客户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金融服务,并能够更快地响应客户的各种金融需求,提供更好客户体验。
 
虚拟银行基于高速移动网络、利用视频等增强现实技术支持,模拟面对面、场景化的服务体验,实现银行网点向低成本、高效率、轻型化转型。银行可以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在降低网点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增强服务现场体验,提升银行营销低柜复杂业务的能力。例如通过实现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增强现实技术,通过地理位置信息,使用复合的技术叠加实时的图像、声音和其他感官内容到现实世界中,比如用户可以在等待登机时,用手机扫描最近的银行图像来购买旅行保险,助力于精准的交叉销售。
 
开放银行通过与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等其他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及其他业务功能,重构金融生态系统,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开放价值的实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1)推进银行目标市场和客户扩张。基于API的开放体系,第三方机构可以经授权读取用户的存款余额及资金收支明细,提供多维度信息用于贷款人信用水平的判断,推进目标市场向长尾客户扩张;其平台化的运作模式将打破地域限制,帮助银行开拓跨国市场;不论是否在银行开户,用户都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取开放银行的服务。2)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第三方机构可以经授权读取用户拥有的银行存款、购买的基金产品等所有账户信息,综合分析收支情况,提供更好地财务管理规划,将自身服务植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平台,通过B端、G端无感融入所有人的生活和生产场景,为不同定位的客户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实现从一次性交易服务向连贯性价值服务转变。3)实现数据资产的价值增值。开放银行的核心是数据双向开放,在开放银行模式中,银行既是数据的提供者,也是数据的接收者,银行相当于把自己的数据资源、销售渠道及后台核心系统商业化,将数据资产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这种“银行即服务”的理念下,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关系从相互竞争转变为协同创新。
 
三、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本章从政策环境,科技布局以及关键技术在具体业务中的应用水平三个方面,介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探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
 
3.1 现状:金融科技布局提速,同质化倾向有所凸显
 
3.1.1 政策环境:支持创新与规范发展并重
 
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起步较晚,2017年之前,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更多采用“科技创新”“互联网金融”的表述,直到2017年5月,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金融科技的概念才被正式明确。金融科技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开展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金融科技标准,加强监管科技的应用实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在金融科技相关的政策文件中,国务院侧重于制定技术创新的发展规划,标志性的有国务院将科技金融创新列入“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金融科技的重要底层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上升到战略规划的高度。由于金融科技涉及央行、银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也涉及工信部、科技部等科技监管部门,防范风险、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相关文件以为多部门联合发文,比如2015年央行、工信部等十部委联合出台《关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银监会、工信部等十四部委联合出台《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银监会、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将P2P行业纳入监管。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与“抓好金融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工作主题,高度警惕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此后高度重视创新和高度重视防范风险的政策导向逐渐明确。强化监管方面,2017年国务院及各部委先后对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分类管理,对前期ICO等互联网金融乱象进行清理整顿;同年6月,央行在《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展“监管科技”。支持创新方面,高层会议及讲话多次释放信号,鼓励金融科技在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纾解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作用。201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强调应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优化信贷流程和客户评价模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监管科技的应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6月13日,易纲行长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人民银行积极支持上海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电子商务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8月22日,人民银行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为金融科技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8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应用金融科技创新消费信贷产品和服务。10月24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3.1.2 金融科技纳入战略规划,银行多举措增强科技实力
 
截至2018年,A股共有32家上市银行,其中6家国有大型银行、8家全国股份制银行、13家城商行、5家农商行。通过盘点上市银行年报中提及金融科技的次数及相关表述,可以看出,上市银行普遍树立起对金融科技重大战略意义的认知,国有大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于金融科技的重视水平远高于城商行、农商行。国有大行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均将“科技引领”上升至战略规划层面。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也都将金融科技加入自身的发展战略之中。从年报提及次数、篇幅及所定位的战略高度上来看,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是所有银行中最重视金融科技的银行。国有银行中,建设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同样非常重视。
 
开展外部合作通常是银行增强科技实力的第一步,也是中小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必然选择。2017年以来,五大国有银行率先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五大科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挥技术实力、客户基础、业务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互补优势,共享客户、场景、信用资源,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中国银行与腾讯、农业银行与百度、建设银行与腾讯联合成立金融科技实验室,加强对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技的探索。工商银行与京东联合推出“工银小白”,面向年轻群体打造零售金融新场景。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受制于规模和资金实力,独立研发并不多见,通常选择借助外部合作商提升金融科技能力。如杭州银行联合阿里云及CityDO等生态合作伙伴建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探索金融科技公司化运作模式;南京银行与蚂蚁金服合作开发“鑫云+”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蚂蚁金服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输出搭建线上业务端的核心系统、网贷系统、理财系统、聚合支付系统、产品系统以及大数据平台。
 
不过,银网合作双方在决策机制、激励制度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合作痛点逐渐显现,加上强监管下商业银行牌照优势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向内部孵化转型,在IT架构、科研投入、体制改革、人才储备以及科技输出等方面深入推进金融科技布局。
 
其一,IT架构取得阶段性进展,研发投入持续加码。IT架构方面,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都在年报中提及IT架构转型的实践与成效。工商银行启动实施智慧银行信息系统工程,建立开放化的账户服务体系。建设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采用“集中式+分布式”融合架构,用于建立全面风险控制体系,构建公有云服务、智慧政务服务等平台。邮储银行34个系统已实现云平台部署,招商银行1/3的应用已迁移至云架构,中信银行53%的系统已迁移至云平台。研发投入方面,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银行业整体IT投资规模为1121亿元,未来几年内将持续增长,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1351亿元。盘点2018年银行年报,平安银行2018年IT资本性支出25.75亿元,同比增长82%;招商银行2018年信息科技方面投入达65.02亿元,同比增长35.17%;交通银行信息科技投入较上年增长6.10%。由此可以看出,银行自身金融科技投入力度正在逐年加大。
 
其二,改革体制机制,加大人才储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的年报中都提及推进金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具体措施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激励与创新项目孵化机制的建立等。机构设置上,工商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先后成立网络金融部、交易银行部发展直销银行等业务;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成立渠道管理部整合线上线下的渠道资源;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等设立全行级别的金融科技委员会、金融科技创新办公室,增强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再如平安银行对标金融科技公司,建立零售专属IT团队;招商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将“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基金”额度由上年税前利润的1%提升至上年营业收入的1%;农业银行上线“农银e创“,在全行范围手机、评选、发布产品创意。在披露信息科技人员占比的7家银行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的信息科技人员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各行谈及2019年发展战略时,大部分都表示将会加大科技人员引进力度,优化存量人才结构。
 
其三,设立科技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将科技输出作为未来业务支撑点之一。2015年以后,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率先成立了首批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平安银行背靠集团旗下平安壹账通、平安科技等科技子公司的科技力量,研发、上线场景经营等方面的科技应用。从业务方向来看,银行系科技子公司大都以服务母行数字化转型、提供科技支撑为主,同时为中小银行、非银机构、中小企业、政府等其他客户提供云服务。各家子公司的发展定位依赖于母行的资源倾斜,例如兴业银行作为国内最大的金融同业平台,兴业数金的发展定位便是为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行业云服务;招商银行作为零售龙头,招银云创的发展定位是将招商银行IT系统30年稳定运行的成功经验和金融IT的成熟解决方案对金融同业开放。不过,目前来看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在人才、机制、文化等方面仍然承袭银行现行做法,能否扛起银行自身科技转型的重担,以子公司的身份推动母行全面转型;以及能否打开外部市场,实现商业层面的可持续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综合考量发展基础、资本实力和机制灵活度,我们认为规模领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科技赋能的最佳战场。
 
 
3.1.3 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同质化倾向凸显
 
负债端:银行智能投顾业务处于试水阶段
 
2016年12月,招商银行推出“摩羯智投”,构建以公募基金为基础、全球资产配置的“智能基金组合配置服务”,截至2018年累计销售规模已达到122.33亿,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智能投顾。结合摩羯智投的发展经验,智能投顾体系至少包括了解客户、资产管理和服务交互三部分。了解客户方面,摩羯智投主要是从风险容忍度和流动性安排出发去把握客户需求,将风险承受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十档,投资期限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类,客户只需选定风险偏好及投资期限两个指标,由平台自动筛选出一揽子基金。资产管理方面,摩羯智投首先进行大类资产配置,对全市场资产进行分类优化和指数编制;然后对市场上的基金标的进行筛选,建立一个基金经理数据库,形成独有的基金经理风格评价体系;最后,运用多象限风险模型动态跟踪并优化调整。服务交互方面,招商银行借助零售业务的成功经验,精简用户在线操作的流程,定期发送投资组合的业绩报告和异动点评。
 
除了招商银行的“摩羯智投”外,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先后推出智能投顾产品,通过降低投资门槛,覆盖长尾客户。从产品设计来看,各家银行的智能投顾产品大同小异,资产配置优势并不明显。1)在资产标的方面,以国内公募基金为主,投资于全球ETF还会受到个人外汇管制的限制,很难有效分散风险,用户投资组合的选择空间有限;2)在风险等级划分方面,银行多数采用大类划分,千人千面的评估分级仍难践行;3)在调仓策略方面,一般采用“黑盒策略”,使得用户难以明晰资产组合推荐和系统调仓的逻辑,影响客户信任。此外,由于基金销售与投资顾问牌照分离,国内智能投顾产品无法为客户代持资产,只能提供资产配置建议,用户需要定期手动调仓,影响客户体验;4)在量化模型方面,模型同质化严重导致同涨同跌现象明显,在市场弱势运行时智能投顾收益一致性下跌的情况经常发生。5)在产品服务及盈利模式方面,多数银行除了提供配置建议,并未依据客群特征进一步提供多元化服务,且多数产品目前通过零费率来增加吸引力,难以复制美国低费率、大客户流量的盈利模式。
 
对比智能投顾起步最早、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目前我国智能投顾的发展仍然受到投资者结构、资本市场条件、监管牌照限制等阻碍,银行试水智能投顾业务只能是“浅尝辄止”。第一,投资者投资理念尚不成熟。我国股票投资者中散户居多,往往看重个股机会,投机心理严重,风险意识不强,普遍缺乏财富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对自身风险偏好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判断。而目前大多数银行智能投顾的风险测评环节依据用户主观判断选择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与普通的理财产品区别不大,大数据信息挖掘仍有待加强;第二,资本市场条件尚不成熟。一方面,我国金融产品的品种单一、数量较少。以智能投顾最主要的投资标的ETF基金来看,2018年美国ETF规模3.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71%,品种覆盖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股指、债券、商品等多个类型。而我国上市ETF规模约合560亿美元,大多是传统的股指、债券和商品类ETF,客观上限制了智能投顾的资产配置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波动较大的特点导致被动投资理念被长期忽视。美国道琼斯指数80年来波动率仅为4.3%,大多数投资者放心于选择被动投资策略获取稳定回报,而上交所自开市以来波动率高达16.5%,被动投资并不为投资者看好;第三,监管下的金融牌照限制。在投顾产业链中,上游公司需要拥有资管牌照才能完成资产管理和交易执行,下游公司需要拥有投资咨询牌照才可以完成投资规划并提供资产配置建议,并且只有拥有基金代销牌照的公司才能完成基金销售。目前我国资管、投顾、代销牌照分开管理,监管层尚未对智能投顾行业做出明确定义,全产业链智能投顾受制于牌照问题很难建立。因而,短期内智能投顾主要作为销售辅助工具存在。长期来看,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明确智能投顾的法律监管与行业定位,是深入推进我国银行业智能投顾业务的前提。
 
资产端:新兴信贷领域场景建设初显成效
消费金融方面,汽车金融作为规模最大的场景金融领域,成为大中型商业银行抢占的新风口。目前已有中信、平安、兴业及光大等银行成立了汽车金融事业中心,以期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以平安银行为例,该行围绕客户买车、用车、养车、换车等消费场景,以线上车主运营平台和4S店经营管理两大平台切入,集合集团综合金融资源推进汽车产融生态发展。通过科技赋能,客户可以通过微信扫码、APP、网页申请、线上化授权、智能面签、OCR智能识别、车辆自动估价和AI智能出账审核等技术全流程线上化操作,有效提升客户体验。从2016年到2018年汽车金融业务贷款新发放额达767.65亿元,不良率下降0.35个百分点,汽融贷款规模在同业中位居第一。2019年7月26日,平安银行汽车消费金融中心获准开业,标志银行业首张汽车金融专营牌照落地。除此之外,商业银行零售信贷布局大体相似,一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推出快速申办和放款的一般性消费信贷产品,例如招商银行“闪电贷”、平安银行“新一贷”、兴业银行“兴闪贷”、工商银行“融e借”、建设银行“快e贷”等;二是成立加强场景建设拓展获客渠道,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实现差异化经营。
 
普惠金融方面,线上服务平台特色化发展。2018年建行、农行、交行等国有大行普惠金融贷款增速都在28%以上。各行运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等手段,推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新模式,扩大了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长尾客户的融资可得率,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降本增效。平安银行推出“数字投行”平台,旨在通过搭建中小微企业与投资机构信息互换的桥梁,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并建立中小微企业的扶持补贴数据库,助力合格的中小微企业申请政府补助和补贴。在惠农服务方面,平安银行搭建线上扶贫农产品商城,2019年上半年上线13个省份、20个贫困县的106种农产品。
 
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同样在新兴信贷领域加快布局,尝试构建本地化场景金融生态圈。如杭州银行重点打造零售信用贷款线上平台“公鸡贷”;小微金融业务方面积极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业务模式,已开发形成线上以“税金贷”为主、线下以“微贷卡”为主的微贷产品体系。不过,目前大多数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场景化建设受限于数据基础和研发能力,金融科技在获客及营销方面的赋能作用并不明显。根据2019年《中小银行科技发展报告》的调研结果,45%的中小银行初步搭建公司级数据基础规范,其中只有14%的受访银行认为行内实现较高的数据协同,大部分农商行和规模较小的城商行获客手段传统,零售端缺乏针对精准营销的系统支持,如KYC、客户画像等;对公端缺少有效数据定位中小企业的需求,无法对中小企业进行精细化客户分群。
支付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Fintech3.0时代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不过,全球范围而言,区块链技术的广泛推广仍然面临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的两大阻碍。技术层面上,区块链仍然面临计算性能低、空间占用大、算法灵活性差、无法以净头寸结算等问题,自身流通量的承载能力存在质疑。观念层面上,由于技术尚未定型,金融机构对区块链认识尚不深入,而且重构IT架构和业务流程需要投入大量成本,金融机构自身使用区块链技术的主观意愿薄弱。因此,就国内商业银行而言,目前普遍采用的模式是将区块链应用于某一具体的支付结算业务,发挥区块链技术的效率优势,简化相关业务流程。具体来看:一是点对点交易,应用包括全球支付汇款、证券交易、网络借贷等领域;二是确权,应用包括证券登记、资产抵押等领域;三是登记,应用包括记录客户资料及交易信息等。比如2016年9月,微众银行联合华瑞银行开发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间联合贷款清算平台投入运营。用于优化两家银行“微粒贷”联合贷款的结算和清算;招商银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全球现金管理领域的跨境直联清算、全球账户统一视图以及跨境资金归集三大场景,完成国内首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同业间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
 
从2019年各家商业银行的半年报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及规模较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既有业务优势为基础,不断拓宽区块链平台的应用场景。如工商银行启动智慧政务平台建设,联合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征拆迁资金管理区块链平台”;农业银行完成基于区块链的在线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平台项目一期研发,实现供应商准入、签约、转让、融资等功能;建设银行推出区块链服务平台,目前已上线5个应用场景、9大领域及61个应用。再如平安银行创新打造供应链应收账款云服务平台,借助区块链、物联网、云技术三重科技手段,为供应链金融、电子政务、扶贫等业务领域提供区块链解决方案;中信银行联合同业建立了国内银行间最大的贸易融资区块链合作平台。
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不断加深,开放银行应谨慎推进
 
其一,银行业务向线上迁移。各大银行积极发展网络金融、建立直销银行、打造手机APP,满足用户流量入口由物理网点向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的转变。如平安银行在线上升级口袋银行APP和口袋银行家APP,在线下持续复制推广“轻型化、社区化、智能化、多元化”的零售新门店,打造智能化 OMO(Online Merge Offline,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体系,通过综合化、场景化、个性化让客户能在线上线下无缝切换,为客户带来了更好的金融生活体验;招商银行坚持手机银行与掌上生活“双APP并进”的策略,构建大流量、全客群和高效率的互联网获客体系,促进流量快速增长,两大APP月活均超过8000万;工商银行全面实施e-ICBC 3.0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建立“融e行”(手机银行)、“融e购”(一站式商融服务平台)、“融e联”(用户交互服务平台),均取得较好成效。民生银行迭代升级直销银行,打造了“云+开放式+链接器”3.0模式,首推BBC开放式综合金融云服务平台,与蚂蚁金服、京东、华为、小米、三大电信运营商、两大航空公司、城商行等各类企业开展合作,深耕金融科技平台建设,成为首家投产运营分布式核心系统并建立开放式金融生态平台的直销银行。
 
银行业务离柜率的连年攀升同样反映银行网点轻型化趋势。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银行业平均离柜率84.31%;2017年行业平均离柜率87.58%;2018年这一数字达到88.67%。在2016到2018三年当中,共有9家披露了相关数据的银行离柜率平均达到了95%,体现了这些银行在线上渠道建设方面领先于行业整体水平。
 
其二,线下业务向智能化转型。主要体现在网点智能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网点分类建设、智慧机具的投放、智能机器人投产使用等。如最具代表性的建设银行,目前开设了智慧柜员机渠道创新,新增黄金积存、信用卡分期、大额存单、二类账户开立等功能,并推进智慧柜员机人脸辅助识别功能、“刷脸”取款功能等功能应用,服务对公和对私客户数持续增长。此外,建行对12 家智慧银行进行迭代开发,并开展首批5 家分行深化智慧银行网点建设试点,其智能机器人基本实现厅堂迎宾、业务咨询、引导分流和营销展示四大类场景应用。
 
其三,开放银行成商业模式变革的新尝试。浦发银行于2018年7月搭建了业内首个“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与上海口岸服务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API Bank与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进行快速对接,提供在线付汇、购汇、申报等金融功能,使外贸企业可以通过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在线提交付汇或购汇指令,仅需短短几分钟即可一站式完成服务,既提高了企业开展跨境贸易的效率,也通过与G端合作,让政府服务更加高效便民。除此之外,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兴业也在年报中明确其在开放银行方面的举措,目的是通过跨机构的开放协作,构建起“共建、共有、共享、共赢”的完整金融生态圈,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尽管,开放化建设能够将银行的数据资源转化成更大的商业价值,但其转型过程不能一蹴而就:1)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在金融数据的共享方面,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实施之后,对金融机构和数据服务商运营数据的合法性实行更严格的监管。开放银行在获取、使用及共享数据方面,诸如如何保证用户的隐私不受侵犯、如何保证共享的数据在用户的授权范围内、数据使用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如何问责等等,都面临监管问题。此外,银行在开放过程中,存在资金跨区域或绕开信贷投放监管约束的可能性,与现行属地监管原则和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的监管安排存在背离。2)银行行业壁垒的打破。在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的竞争中,牌照和数据是至关重要的护城河。开放银行概念并不一定会使得银行的科技能力突飞猛进,但却把银行在整个金融服务链条中后置,银行更多提供底层存贷款和支付功能,而客户更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由科技公司满足,这恐怕与银行加强客户联系的初衷背道而驰。3)银行自身能力的限制。开放银行不仅仅是技术投入,还需要银行改变自身传统经营观念、治理结构及IT开发流程,而我国有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大型银行往往规模庞大、组织管理层级冗长,企业文化相对固化,彻底转变经营管理观念并非易事。因此,短期来看,在个别产品层面将产品以API形式嵌入合作方场景中,将其作为一种新型的获客辅助和引流模式,是大多数银行合理可行的选择。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业金融科技布局明显提速,总体来看有以下特征:1)金融科技纳入战略发展规划,银行多举措增强科技实力。外部合作成为银行增强科技实力的第一步,也是中小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必然选择。随着银网合作分歧显现、银行牌照优势凸显,大中型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内部孵化转型,IT架构取得阶段性进展,研发投入、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储备持续加码,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商业银行设立科技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将科技输出作为未来业务增长点。综合考量,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科技赋能的最佳战场。2)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同质化倾向愈加凸显。负债端各大银行纷纷试水智能投顾业务,各家产品在风险测评、投资标的、投顾模型等方面大同小异,资产配置优势不明显,需要加强投资者风险意识教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明确法律监管和行业定位。资产端消费信贷、普惠金融领域布局相似,场景化、平台化建设初显成效,大数据获客及营销能力有待提高。支付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银行支付系统尚且面临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的阻碍,目前结合具体业务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加快落地。商业模式上银行数字化转型不断加深,开放化转型应谨慎推进,短期来看,将API视为新型获客和引流的模式,是大多数银行更为合理的选择。
 
3.2 展望:科技赋能持续发力,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重要推手,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监管部门、自律组织、从业机构等相关主体需要共同应对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挑战,促进商业银行高效、安全地运用金融科技实现转型发展,在提速布局金融科技的同时,避免同质化倾向,警惕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
 
3.2.1 监管部门营造包容性的政策环境
 
第一,坚持规则治理,引导金融科技扶持实体经济、注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应该通过制定明确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支持的关键技术,帮助市场建立理性预期,确保金融科技发展紧密服务实体经济,鼓励机构发挥金融科技手段在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等方面的优势,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微企业。注重消费者保护是其他国家对待金融科技的共识性原则,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严格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消费者补偿机制。
 
第二,坚持互动性原则,借鉴监管沙盒、创新中心模式。金融科技发展成熟的国家对金融科技的监管经历从观察到行动的过程。我国可以借鉴监管沙盒制度,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小规模、短周期的安全测试环境,通过对发展趋势的监测和互动,以业务的潜在风险作为监管实施强度的判断依据,避免出现过度监管,也避免出现在P2P、ICO等金融产品的创新过程中的被动式监管。借鉴创新中心模式,参与市场主体金融创新的过程,在与市场主体的互动中完善监管,共同推动有责任的市场创新。
 
第三,坚持一致性原则,落实功能监管,发展监管科技。金融科技本质上是借助科技手段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并不改变其金融的本质,因而面临与传统金融类似的潜在风险,应该适用相同的原则。这就要求监管应该更多依据市场行为的本质开展功能监管,对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科创企业、对线上业务和线下业务实施一致标准,借鉴欧美等国家将需要监管的金融科技业务纳入现有的监管和法律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监管科技,及时识别金融科技背景下风险的新变化。
 
3.2.2 行业自律性组织促进同业合作
 
相关行业自律组织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银行同业与跨界交流平台,分享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成功案例和典型经验,促进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开展更加深入、实质性的跨界合作。同时,以灵活性高、适应性强的团体标准为依托,加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和安全领域的标准规则研制,提升商业银行在服务流程、技术应用、风险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3.2.3 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实现转型诉求,避免金融科技供给过剩
 
商业银行需要结合自身发展规模、市场定位和既有优势,明确金融科技资源投入与业务发展需求的关系,在机制创新方面,依托事业部、实验室、孵化器等载体,探索开展与自身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相适应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建设,为激发银行内部创新活力创造有利条件。在人才建设方面,探索为稀缺人才设置更加市场化的薪酬激励和有竞争力的晋升通道,增强商业银行对高端金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大中型商业银行是科技赋能的主力军,但应避免科技布局分散、盲目跟随同业的问题,比如目前的直销银行、场景化平台大多集中在存款、贷款、理财、支付等传统业务,仅仅是线下产品的线上渠道迁移,各大银行纷纷试水智能投顾、区块链支付结算,但大多停留表面;重视消费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信贷需求,但未建立起能够准确评估新兴领域信贷风险的管理体系等等。而中小型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认识普遍不足,金融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同质化倾向尤为明显。尽管中小银行在战略规划上对金融科技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部分中小银行尚且将金融科技等同于IT技术,把金融科技部门定位于后台支持部门,而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体系来发展。这导致了大多数中小银行在金融科技的投入方面更注重短期业务的提升,而忽视了金融科技在长期对业务的创新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小银行整体创新能力依然薄弱。中小银行应以客户服务为导向,提高产品创设能力。同时,由于自主开展技术创新的难度大,中小银行普遍存在一定的技术依赖风险。应该寻找优质的科创公司及同业合作伙伴,更加注重IT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资产管理。
 
3.2.4 理性看待金融科技,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首先,传统风险仍然存在且更加隐蔽。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并加快信息传导和产品交付速度的同时,可能引入更高风险的客户群体,放大资产流动性和市场价格的波动,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及流动性风险。此外,业务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金融科技监管存在空白,加上商业银行风险本身存在重大性、滞后性和隐蔽性的特征,法律合规风险更加复杂。
 
其次,技术性风险日益凸显。随着商业银行对IT系统依赖程度加大,其数据化智能化的风险管理特征可能改变银行主要风险的权重和分布,技术缺陷和操作失误带来的技术性风险将对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数据一旦泄露会给公众对银行的信任乃至现行的金融体系会造成致命一击。
 
最后,系统性风险波动加剧。一方面,金融科技加深了金融业、科技公司和市场基础设施运营企业之间的融合,可能导致风险在三者乃至整个体系之间传导;另一方面,金融科技背景下的服务方式更加虚拟,业务边界逐渐模糊,经营环境不断开放,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传统金融风险呈现外溢效应。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内部风控部门需要培养识别风险的洞察力,加强技术安全监管,发展与科技创新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打造更为前瞻性的、主动型的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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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平安证券宏观团队“新时代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研究”系列之五,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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