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笔者团队关于数字金融的第六篇论文，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点击本文末尾的链接，可以查看我们团队的前五篇研究。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技术性部分、参考文献与脚注，全文请参加中国知网。
 

陈胤默 王喆 张明 仉力

摘要：本文基于2013-2019年全球91个经济体的跨国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从而有助于降低一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在缓解收入不平等上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当一国的科技实力越高、教育机会越多、劳动参与率越高、金融发展越好，数字经济发展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一、引言

当前，收入不平等日益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普遍加剧。根据《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财富的76%，与最贫穷的50%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里近乎翻了一番。特别是，近年来新冠疫情的蔓延使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

与此同时，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基尼系数呈现先下降后反弹的趋势，2019年基尼系数达到0.465，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阻碍。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如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降低全球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路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郑世林等，2014；左鹏飞等，2020）。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为落后国家、地区和人群实现收入增长和脱贫致富创造了新的空间。在数字经济带来经济效率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否带来公平。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一些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具有增收和减贫效应，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助力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增长（Ahmed和Al-Roubaie，2013；Asongu和Odhiambo，2019；张勋等，2019；Faizah等，2021），然而也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能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Guellec和Paunov，2017；Daud等，2021）。但现有研究存在如下两方面不足：一是当前文献多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对象，缺乏跨国层面的比较分析。受特定国家资源禀赋差异影响，从单一国家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可能只适用于一国，研究结论对其他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力度有待验证。二是现有研究对数字经济的度量往往聚焦于数字金融、人工智能等具体数字产业，或采用移动电话、互联网普及率等ICT基础设施和ICT技术变量，难以全面把握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情况。

总体而言，当前鲜有研究从跨国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是受制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困难。王喆等（2021）编制的TIMG数字经济指数给研究跨国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图1展示了TIMG全球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到，TIMG数字经济指数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国别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但这只是描述性结果，在普遍意义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搜集和整理了全球91个经济体在2013-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TIMG全球数字经济指数，从国别层面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主要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份额，数字经济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机制研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普惠等渠道产生影响。

本文有三方面的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跨国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现有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文献多是聚焦于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汇率估值、教育等因素（杨娟等，2015；Bumann和Lensink，2016；梅冬州等，2018），国内还鲜有文献从跨国层面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基于全球视野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收入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新兴的数字经济出发为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路径。第二，在数据使用上，本文从不同维度全面度量并检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当前，关于全球数字经济的经济效应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度量，而现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多维指标体系构建较难平衡时间和指标连续性。本文利用基于不同维度构建的TIMG全球数字经济指数（王喆等，2021），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第三，在现实意义上，本文检验跨国层面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不同机制，发现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等渠道产生影响。该影响机制的发现为我国依靠数字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国别层面的借鉴和经验参考。

文章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章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总结；第三章为研究设计；第四章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第五章对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机制进行探讨；第六章为稳健性检验；第七章为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数字经济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支文献：一支文献是较为广泛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另一支文献则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

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失业率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以及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其归于技术因素。Aghion和Howitt（1992）指出由于新技术的引入产生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同部门间工作岗位重新分配，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Galor和Moav（2000）等研究也表明美国工资收入的差距拉大与新技术密切相关。

关于这一时期高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溢价和工资差距拉大现象，一派学者通过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对其加以解释。Nelson和Phelps（1966）指出发生技术变革时，熟练工人能够更快地适应新技术、学习新知识。另一派学者提出“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认为新技术本质上与技能相补充（Griliches，1969）。Acemoglu（1998）则直接建立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提出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与内生的新技术偏向有关。若技术进步非中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导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地增长，就可能带来收入差距扩大。

然而大量经验研究显示，技术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不确定。一派学者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有偏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存在于发达国家（Berman等，1998）；并且相比于全球化，技术进步是收入不平等加剧更为重要的原因（Tica等，2022）。与之相反，另一派学者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Lee（2011）指出在一个国家内，研究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要保持谨慎。技术创新加剧收入不平等可能仅存在某些国家（Kharlamova等，2018），一些研究发现技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为微弱（Card和DiNardo，2002）。

此外，还有一派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Kuznets（1955）指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二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Kim（2012）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种“技术Kuznets曲线”假说，一种是基于技术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形成的倒“U”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上升后下降；另一种则是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U”型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随着技术进步先下降后上升。Gravina和Lanzafame（2019）也对技术和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究，发现证据支持收入不平等和投资专用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熊彼特观点”，即二者之间存在U型关系，当投资专用技术超过某个阈值后，投资专用技术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二）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并未得到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统一结论。已有发现可以归纳总结为如下三点：

一派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当前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对其做出解释。一方面，基于有偏技术进步的视角，Guellec和Paunov（2017）指出数字创新促进市场集中度和风险溢价增加，其间产生的市场租金主要流向投资者和管理人员，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Acemoglu和Restrepo（2018）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替代效应、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检验发现三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剧是因为数字福利的不均匀获得，可能会产生马太效应。Daud等（2021）以2011-2015年54个国家的跨国样本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进步和金融化的叠加影响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主要是因为边际集聚效应的作用，即高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金融产品和数字技术，从而拉大与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算法机制也可能强化线上金融等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歧视（Philippon，2016）。

另一派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他们主要从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和普惠性特征来考量，并且这一结论主要发现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Skiter 等（2020）基于俄罗斯样本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贫困水平。在非洲，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Asongu和Odhiambo，2019）。在东南亚，互联网普及所反映的数字技术变革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Ningsih和 Choi，2018）。该影响在印度尼西亚表现得较为明显，Faizah等（2021）研究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的接入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在中国，学者们也发现数字经济对减缓贫困、缩小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能化能够促进益贫式发展，并通过新工作创造与生产率提升途径产生影响（杨飞和范从来，2020）。同时，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张勋等，2019）。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发展水平会影响数字经济对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就越小（Kharlamova 等，2018）。在全球范围，张羽和王文倩（2020）发现全球金融科技对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关系，收入不平等随金融科技发展先增加后降低。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结合数字技术特性对数字经济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渠道进行分析。除上述研究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外，现有研究还从如下三个渠道进行分析：一是教育渠道。教育质量对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all，2009）。在发展中国家，有偏的技术创新会增加收入不平等，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有所缓解（Kerkeni和Mnif，2020）。数字经济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输的成本，并加速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共享；在此影响下对于传统利用信息优势和知识垄断获得收益的人群，其收入可能会下降；在线教育等形式有助于提高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获得教育的机会，促进劳动技能的提升，从而缩小收入差距（Smith等，2011）。二是就业渠道。数字经济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使得远距离工作成为可能（Shaikh和Karjaluoto，2015），这有助于优化跨空间劳动力资源配置，电子商务、短视频、在线直播等新兴数字业态为远距离、低收入人群获得收入提供新的机会。数字经济会通过促进自主就业缓解不平等（Skiter等，2020）。张勋等（2019）从创业机会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该促进作用尤其明显。三是金融渠道。对于以往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的人群，及金融资源匮乏的地区，数字金融既可以增强其获取金融资源的可得性，提升收入水平；也有利于降低其资金的获得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便利性，进而整体上缩小收入差距（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Asongu和Odhiambo，2019）。但是，数字金融产生的福利效应若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人群，或是金融资源丰富的地区倾斜，则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总结来看，已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一方面，学者们多采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样本，分析数字经济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范围多从具体国别展开，指标也往往采用单一指标反映数字基础设施或数字技术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某一侧面。

为此，本文将采用王喆等（2021）编制的TIMG全球数字经济指数，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旨在探究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究竟是缩小还是扩大收入差距，并对其中的主要影响对象和作用机制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我国依靠数字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国别层面的借鉴和经验参考。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即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如果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收入不平等度量

如何有效测度一国收入不平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和争论的议题。当前，基尼系数是解释一国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但受测算标准不一致的影响，采用基尼系数进行跨国数据的比较存在较大不足。Solt（2009）采用总收入和净收入数据作为基准对WIID（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进行标准化，构建的SWIID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成为度量全球收入不平等广泛采用的指标。在SWIID数据库中包含了基尼系数的净值和市场值。其中，基尼系数净值是考虑税率和转移支付收入的调整后计算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市场值是通过税前和转移支付前的收入计算调整的基尼系数（梅东州等，2018）。基尼系数市场值可以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用基尼系数市场值度量收入不平等并用基尼系数净值、WDI数据库中计算的贫困差距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指标。

2.全球数字经济度量

关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问题是学界争论的重点议题。在现有跨国研究中往往采用移动宽带和电话、互联网普及率、数字金融账户等单一指标度量数字经济发展（Asongu 和Odhiambo，2019；Daud等，2021）。然而，数字经济作为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仅仅采用基础设施或技术的某一侧面对其进行度量，则难以窥见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貌。因此，构建一套系统而全面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有利于跨国比较研究。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网络就绪指数（NRI）、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等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度量，然而已有指数存在时间跨度和覆盖国家无法兼顾等问题。

综合现有数字经济指数测度的优点与不足，王喆等（2021）从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视角构建了TIMG数字经济指数，用于全方位地测度2013-2019年全球108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分析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竞争优势。TIMG数字经济指数选取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这四个维度，并结合不同影响因素和数字经济特征设置二、三级指标。

本文将在实证研究中对总指数和细分指数分别进行检验，探究整体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不同侧面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3.控制变量

参考Bumann和Lensink（2016）、梅冬州等（2018）的研究，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还考虑了人均GDP（GDPper）、通货膨胀（Inflation）、人口增长率（Popgr）、城镇化程度（Urbanization）、贸易开放度（Tradeopen）、信息技术水平（Information）、教育水平（Education）、失业率（Unemployment）、政府开支（Government），指标度量方法具体见表1。除资本账户开放（Kaopen）来自Chinn和Ito（2008）编制的Chinn- Ito指数，其余变量来自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计量模型构建

四、实证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二）TIMG细分指标回归结果

（三）区分不同收入群体

五、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所述，数字经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并且主要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扩大，表现出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回顾已有文献，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如下四个渠道具体分析。一是技术进步。当前，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的变革。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进步产生收入分配效应是一个较为直接的渠道。例如，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在非洲的普及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Asongu和 Odhiambo，2019）。再如，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在印度尼西亚的接入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Faizah等.，2021）。二是教育渠道。教育质量对技术变革与收入不平等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all，2009）。数字技术也改变了教育的模式和形态，在线教育等形式有助于提高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获得教育的机会，促进劳动技能的提升，从而缩小收入差距（Smith等，2011）。三是就业渠道。数字经济带来的教育水平的提升，这将有助于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也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使得远距离工作成为可能（Shaikh和Karjaluoto，2015），在数字经济推动下的自主就业与创业有助于缓解不平等（Skiter等，2020）。四是金融渠道。数字金融增强了金融资源的可得性，降低了资金的获得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便利性，进而整体上缩小收入差距（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Asongu和Odhiambo，2019）。

基于此，本文分别从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金融普惠等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具体影响渠道。

（一）技术进步渠道

（二）教育机会渠道

（三）劳动就业渠道

（四）金融普惠渠道

六、稳健性检验

（一）采用工具变量法

（二）其他稳健性处理

七、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91个经济体在2013-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并且数字技术和数字市场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全球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群体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数字经济产生的收入差距减缓效应主要是由于其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份额，具有普惠性和包容性特征。

第三，技术进步、教育机会、劳动就业和金融普惠渠道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渠道。在科技实力越强、教育机会越多、劳动参与率越高以及金融发展越好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不仅需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还需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作为当前重要的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并且一定程度缓解收入不平等；但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红利惠及全体国民，可能更为重要。我国在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不仅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还需要注重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普通民众的制度分配问题。

其次，政府在引导数字经济朝着包容性、普惠性增长的方向发展时，需重点关注边缘地区、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可能，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再次，政府需加快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尽力消除不同群体在获得就业和教育机会、取得金融资源以及使用新技术方面的进入门槛和障碍。

最后，政府需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促进资源、人员等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降低收入不平等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