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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强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1、“新右翼”运动从根本上改变着美国政治的主题、结构和机制，过去丰富的知识积累未必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美国变局，相反却可能变成认识今天“新右翼”运动的思维误区。

2、现在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第一，过度参考美国主流媒体的声音；第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出发，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对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政始终比外交更为重要，外交需要为内政服务。如果只是从中美关系视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的举措，就很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第三，迷信消息。

3、在2016年大选中，很多不喜欢特朗普的共和党人之所以依然支持其竞选活动，关键原因就是下一任（2017-2021）总统将有机会提名2-3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总共9名）。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特朗普上任后能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不管他在其他领域干成什么样，共和党都是赚的。相反，如果希拉里上台，将使自由派主导联邦最高法院，保守主义价值观可能永无翻身之日。

4、与过去数十年美国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国政客现在都不再想做“全民总统”，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应特定支持群体的诉求，对反抗者激烈的抗疫乃至行动不太在乎。

5、“新右翼”政党很多时候在经济议题上站在了传统右翼政党的“左边”，有着许多偏向左翼的经济诉求。

6、严守边境、保护国民安全、强调国家主权完整、反对全球化（特别是人口可以无视法律、违反各国国境和国境管理规定的随意流动），秉持这些政治主张的“新右翼”运动的强势兴起意味着西方世界政治版图的根本性转变。

7、反对“政治正确”、反对所谓“普世价值”、支持“以强有力的国家捍卫个人安全”是西方各国“新右翼”政党借此迅速赢得众多民众支持从而强势崛起的核心诉求。

8、“新右翼”的诉求包含两个层面：第一，重申国家主权，反对人口无序并且非法的跨国流动，严守国家边界，强化国家认同。具体来说，在政治上，近年来被欧洲各国民众诟病最多的是难民（非法移民）强制分配制度。在欧盟体制下，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决定难民（非法移民）的权利，需要按照欧盟规定的配额接收乃至供养非法移民，否则将遭受欧盟的严厉制裁；第二，在国家治理中，强化公权力，要求法律被严格执行，反对少数人以“人权”为名追求无限制的“自由”和实质上的特权。

9、判定民粹主义的标准很简洁：民众提出合理的诉求，是民主；民众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是民粹。

10、具体来说，要求工作岗位和反非法移民是当前所谓“新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诉求。不过，与“新右翼”民粹倾向相比，当前更值得关注却未得到充分讨论的是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三个无礼诉求构成了其核心主张：第一，不劳而获，不工作只领钱；第二，无限制的“自由”；第三，颠倒次序的“基本人权”。

11、2016年美国大选是一次久违的关键性选举，引发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选民联盟的根本性重组。第一，民主党曾经的核心支持者“锈带”蓝领转投共和党阵营，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和共和党夺取国会多数席位的关键力量；第二，“反非法移民”和“把工作带回美国”成为2016年大选中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

12、针对选民结构的变化，以2008年奥巴马参选为契机，民主党调整了选举策略和纲领主张，重新整合了民主党选民群体，打造了包括非洲裔、拉美裔、东西海岸白领、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众多少数群体以及白人蓝领在内的“奥巴马选民”联盟。

13、虽然是传统民主党选民联盟的延续，但“奥巴马选民”联盟也有两个新变化：其一，联盟内部各选民群体的人数和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少数族裔超越白人蓝领成为民主党的头号票仓，少数群体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其二，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对民主党的忠诚度显著增强，白人蓝领的政党认同则在不断削弱。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民主党在选举中和执政时擅长应对的是经济、就业、劳工等议题，入境却越来越依赖身份政治。

14、“奥巴马选民”联盟的四点隐忧：第一，如何留住白人蓝领。环保主义让传统能源产业扩张举步维艰，高举气候政治旗帜的奥巴马不得不支持环保主义诉求，反过来否决自己曾经的能源政策。奥巴马任期内力推的TPP和TTIP彻底背弃了贸易保护主义，从根本上损害了白人蓝领的利益，削弱了他们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第二，联盟内各群体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教育平权损害了亚裔群体利益；第三，如何维持非洲裔的高投票率；第四，拉美裔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度不高。拉美裔大多是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重视家庭，社会保守主义氛围较浓，因而对民主党的宗教多元和支持堕胎、同性恋等主张存在一定不满。

15、在输掉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之后，为了扭转劣势，共和党内部也产生了拉拢拉美裔和唤醒基本盘这两个应对民主党挑战的竞选思路。拉美裔大多是天主教徒，共和党的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观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16、“特朗普选民”联盟以中南部白人和“锈带”蓝领的同盟为核心，部分亚裔、少数非洲裔和拉美裔也开始加入。在亚裔看来，特朗普的“反非法移民”主张至少能让他们保住已有的有限的话语权，不损失更多的核心利益。

17、“建墙令”主要目的是遣返以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来源为主的拉美裔非法移民，并通过一系列举措杜绝外国人通过非法方式入境，而“旅行禁令”是要全面禁止特定国家民众以合法方式（持有美国签证或者已经申请到了难民资格）入境。

18、“奥巴马医保”按州划分缴费。如果某州收入水平低于医保缴付标准的穷人少，那么中产阶层的支出就会比较少；如果某州收入水平低于医保缴付标准的穷人多，那么中产阶层的支出就会大幅增加。可以说，2016年大选前夕医保费用暴涨是特朗普当选的一个重要助攻。

19、亚裔新移民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要大于本地白人与非法移民的利益冲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外籍高学历技术人才即使毕业于美国大学，在美国缴纳了很多税费，有与美国公司签订的长期雇佣合同，也必须参加三年一次的H1B工作签证抽签，抽不中就会失去工作并且必须离开美国。即使抽中了，H1B签证也最多只签发两次，超过六年没有拿到绿卡，还是要离开美国。

20、拉美裔美国人与以拉美裔为主的非法移民之间存在直接的就业冲突。进而，非法移民和拉美裔美国人又会一起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就业、经济状况造成冲击。

21、虽然特朗普的口无遮拦和一意孤行在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频繁引起各种争议，招致对立党派、众多媒体乃至共和党内诸多要员的猛烈抨击，但是，旗帜鲜明和言出必行的政治风格也一直是他能够获得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坚定支持的重要原因。

22、长期以来，尽量模糊表达自身政治立场（以便留下多种解释空间）是美国政客的常见选择。模糊表达政治立场的好处在于，政客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得罪任何社会群体，防止损失潜在的选票。然而，含糊不清的政治风格难以吸引坚定的支持者，甚至使自己的竞选乃至其他政治行动迷失方向。含糊不清、摇摆不定的政治风格让希拉里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去凝聚坚定的支持者，这是她最终败选的重要原因。

23、20世纪60年代以来，阶层分化不明显、群体利益诉求差别不大的橄榄型社会决定了西方政治长期处于“选谁都差不多”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很难为政治人物招揽足够多的支持者。但在当前路线之争的变革时代，西方社会不同选民群体和利益集团已经发生显著分化，相互间存在着尖锐的现实利益分歧和意识形态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的语言表达、临场表现、个人形象不再重要，他们真正看重的是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兑现承诺的决心和行动力。

24、口无遮拦与一意孤行，乃至见谁怼谁和一言不合就开撕，是不是特朗普或者其他“新右翼”政治家与生俱来的性格特质并不重要，这是变革时代的需要，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需要。这就是旗帜鲜明的政治风格在今天西方政治中的意义。

25、在线上狂发推特的同时，特朗普在线下也非常积极地与选民进行广泛的面对面交流。在卸任后，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丝毫未减，在共和党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而他保持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举办持续不断的现场集会。

26、面对面的零售政治之所以回归，关键在于它发挥了以下四个作用：其一，详细阐述政治主张；其二，回应选民的被遗忘感，赢得选民的信任；其三，更深入的讨论；其四，重建基层组织。奥巴马指出，没有脚踏实地、与选民接触过少是希拉里失败的根本原因，民主党想要重新崛起，就必须重新深入选民之中，重建基层组织体系。

27、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并不只是减税这么简单，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真正反对的是减税计划的另一面：强化征税，打击避税。第一，共和党减税计划的受益者是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层；第二，美国收入最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反倒会因为共和党的减税计划而受到损害；第三，跨国公司所有者和大富豪们较难从共和党减税计划中受益，甚至可能遭受很大损失。

28、特朗普政府尝试采用各种手段迫使跨国公司将为了避税而留置在海外的巨额利润汇回美国国内并缴纳税款，当然，美国政府也做出了妥协，主动向跨国公司提供了优惠方案。根据《减税和就业法案》，美国跨国公司为了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2.6万亿美元巨额利润，只需一次性缴纳15.5%的企业所得税就可以合法地汇回美国，而不是特朗普减税计划为美国国内企业设置的21%税率，更不是过去税法规定的35%税率。

29、从实际效果看，每当特朗普发出推文抨击某个跨国企业时，该企业股价就会立即发生断崖式下跌，然后这个企业的管理层往往就会被迫向特朗普服软示好。

30、特朗普的能源政策不仅在经济上颇见成效，在政治上更是非常成功。煤炭、油气行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即使在2020年大选失利后，特朗普依然在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带各州工人中享有极高威望。

31、奥巴马政府推行TPP所带来的美国国内斗争格局是，全球流动的美国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顶尖富豪暂时压倒了在地的美国工业资本、中小企业和蓝领阶层。

32、“把工作带回美国”是特朗普的核心经济主张，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让美国资本在中国等国更好地赚钱，而是让它们难以在中国等国赚钱，从而被迫回归美国。这是他回馈支持者、吸引更多选票的基本路径。贸易战的受损者主要有四类：一是跨国公司；二是科技企业；三是底层民众；四是农业人口。贸易战的受益者则有两类：其一，仍在美国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其二是“锈带”和南部新兴工业带的蓝领阶层。

33、“奥巴马医保”的核心目标是提供“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奥巴马主张扩大医保覆盖范围，计划把此前超过3000万不享有任何医保的美国人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全面医保。奥巴马希望从三方面获得资金：其一，强制要求所有成年美国公民和雇主购买医保，违者缴纳高额罚款；其二，向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富裕阶层征收专门的医保税以及增加个税税率；其三，向医疗设备、制药、保险等公司征收额外的医保税。

34、“奥巴马医保”存在的问题包括：第一，该方案并不能做到所谓的财富转移。强制成年公民购买医保和向富裕阶层征收医保税的实质都是按人（而非按资本）征收的人头税；第二，羊毛出在羊身上，向医疗企业加征的税款又被更多地转嫁给民众；第三，该方案不仅加重了中产阶层的个人负担，强制公司为雇员购买医保也加重了中小企业负担，让它们更无力与那些在美国雇佣员工数量很少的跨国公司竞争。此外，“奥巴马医保”的具体执行也被不少利益集团利用，造成了更多问题，例如缺乏打击资本举措、效率低下、被某些行动能力极强的少数群体见缝插针谋取利益、腐败问题等。

35、与中南部白人普遍不认同全民医保相比，“锈带”企业一直有给员工购买医保的传统，贸然废除“奥巴马医保”（特别是向茶党激进诉求让步过多）很可能招致“锈带”蓝领的反感。

36、就“通俄门”调查来说，特朗普最大的不足就是在国会两院议员中缺乏追随者。美国的“新右翼”运动虽然在2016年大选中将特朗普一举送上总统宝座，但是在当时还没有孕育出一批可以担任要职的政治精英，几乎没有特朗普的追随者在2016年大选中进入国会。

37、共和党内存在三股势力：建制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茶党。控制政府支出、减少赤字规模、放松市场管制是共和党的传统主张，自然也是建制派长期标榜的政治纲领。茶党至少在两方面影响着特朗普上任以来的执政举措：其一是减税计划；其二是自2017年以来，茶党与特朗普战斗起来毫不手软。

38、民主党内部也存在自由派、进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民主党自由派以劳工政治为主战场，强调保护制造业蓝领的权益，主要包括两方面举措：一是支持工会运动，二是有限制的自由贸易和适当关税。不过，民主党自由派并不在根本上反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相比于自由派，在经济议题上，民主党进步派更加注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福利覆盖范围以及全面医保改革。相应地，更多的财政支出也就需要增加税收、扩大政府规模。此外，进步派认为资本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不平等的根源，因此主张打击资本特别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更多限制自由贸易以遏制资本通过全球流动获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并攫取超额利润。在社会议题上，除了积极支持传统的妇女拥有堕胎自主权、控枪等议题外，女权主义以及少数族裔与LGBTQ等性少数群体平权也是民主党进步派的重要议题。

39、在经济议题上，无论是民主党自由派还是进步派，都不否认美国现行体制，其分歧主要是在修补的方向和程度上。与它们不同，民主党激进派在很大程度上否认美国现行体制，要求重塑美国：其一，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与反救济；其二，全民医保与打击利益集团；其三，加税与反避税；其四，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与此同时，民主党激进派关注的社会议题也发生很大变化：首先，身份政治日益兴起；其次，非法移民成为党派议题；民主党激进派并不信任美国现行体制，他们虽然参与选举政治，但同时也习惯并擅长在体制外发起社会运动。近年来，频繁、激烈乃至暴力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常态，例如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很重要运动以及诸多支持非法移民、LGBTQ群体、穆斯林的游行等。同时，极简纲领也成为民主党激进派街头政治的鲜明特征。极简纲领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以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根本标准，强调要以根本性变革为目标；第二，反对任何妥协。

40、自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的执政策略可以归纳为“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工人家庭的孩子”。“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能够帮助拜登在民主党党内僵持不下的派系斗争中压制激进派崛起的势头，确保传统民主党人仍然能够掌控民主党大局。自我标榜为“宾夕法利亚州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回应“锈带”蓝领工人诉求，则是拜登与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竞争的关键所在。之所以“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在民主党政治中逐渐成为主流，关键原因在于，民主党内部路线之争的矛盾已经趋向不可调和，但是民主党建制派的实力依然足够强大。拜登之后，典型的并且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性（非拉美裔）恐怕很难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41、拜登政府选择“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的目的在于：其一，确保自由派精英全面掌握国家行政机构，保证白宫政令畅通，进而保障大公司和跨国资本等自由派传统金主的利益；其二，用身份政治压制民主党内部的对立冲突；其三，大量启用具有某种身份标签的人士担任政府高官，也划分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清晰边界，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民主党的反特朗普共识。简而言之，“自由派主张+进步派标签”策略的基本逻辑就是，在党内，用种族矛盾、身份政治掩盖跨国资本、金融资本等与劳动者的阶级矛盾，维持自由派和进步派的脆弱团队；在党外，以激化国内族群对立、强化与特朗普及共和党冲突方式巩固民主党选民基本盘。换句话说，对拜登政府而言，只有确保美国的分裂，才能维系民主党的表面团结。

42、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一意孤行，作为“宾夕法利亚州工人家庭孩子”的拜登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多的摇摆不定态势：一方面，延续着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基调，展现自己“心系工人”，拉拢蓝领选民的选票；另一方面，私下里通过多种方式放松了对一些国家和领域的贸易限制，维护跨国资本的利益。

43、在拜登执政期间，社会领域发生的头等大事就是2022年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其判决本身并不是“禁止堕胎”，而是裁定堕胎权并非联邦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权利，而应当是州级事物，因而应当有各州通过州级立法独立决定妇女是否拥有自主堕胎权。简言之，堕胎权是美国政治中高度对立的党派议题，具有极强的选举动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