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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单车出现之前,我已经很久没骑自行车了。

记忆中最后一辆自行车是在博士一年级期间。由于我当时已经在望京买房,学校以此为由没有分给我宿舍。我每天就骑着一辆二八男式自行车在世安望京与位于西八间房的研究生院之间穿梭。我这辆座驾真正达到了除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境界,而且还会大致按照贝叶斯概率时常掉链子。无论在小区还是在学校,我都基本上不锁车。在当时各类探头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这辆车从未非正常失踪过。最后,这辆车估计是在世安望京某个隐秘的角落慢慢地锈蚀了,可谓和光同尘、土木形骸。

在北师大读本科期间,我至少丢过两辆车。刚上大学后不久,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午后,我与隔壁谷哥坐22路公交车到西单北面的缸瓦市。每人以100元大钞为代价,各自在这个著名的自行车黑市上买了辆八九成新的二六女士凤凰牌。为了庆祝成功买车,我们两人还在护国寺附近找了家苍蝇馆子搓了一顿。不想,仅仅一周后,我的车就在西北楼宿舍下消失了。之后我天天看着谷哥骑着他的车愉快地在校园里撒欢,就恨不得一脚把他丫给踹下来。

大三下学期,我在学院南路上某黑市购买了一辆五成新的银白色山地车,换挡还算丝滑。随后一段时间,我骑着这辆车到各个学校去上考研辅导班,例如中财著名的陈文灯教授高数辅导。大四时,我还骑着这辆车,绕着三环骑到三元西桥的老国展,在那里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海投简历。后来,有一次我到北理工附近一个咖啡馆去听讲座。讲座内容早忘了,但记忆犹新的是,讲座结束后来到楼下,我发现山地车神秘消失了,之前的链子锁被剪断后仍在地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以下可能性,会不会是这辆车的原主发现了该车,开开心心地剪断锁把车骑走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势平坦,骑自行车自不足怪。不过在我的老家四川省南部县,要不要骑车就颇费思量了。南部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带,即便县城也是坡坎起伏。例如,要从我家住的三元街到我的母校南部中学上学,就先需要沿着东风路下一段几公里的陡坡,走不到一两公里平路,之后又要沿着炮台路或凌云路上几公里陡坡。在这种地形约束下,骑车上学自然是小概率事件。

小学时,我压根没想到骑车。考初中上了南部中学,父母问我要什么奖品,我心血来潮要了辆二六男式自行车,记得是飞鸽牌的。当时没人教我骑车,我就暑假里成天在三元街上琢磨。为安全起见,我先骑在自行车后座上,用脚滑行来体会平衡。等到信心上升后,就站在脚踏板上起立,成功把屁股挪到正座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摔过。但祸兮福所伏,很长时间内,我都不会一只脚蹬在脚踏板上滑行上车,上车程序都是笨拙地由后至前,确实有碍观瞻。

过一段时间后,我信心大增。随着骑车越来越溜,我自然而然就想到要搞技术升级。看过不少人双手撒把骑车,我觉得帅呆了。一次,在做完冗长的思想斗争后,我战战兢兢地松开两手的车把,继续往前骑,没想到还挺平稳。心中大乐,加快了蹬车的速度。没想到随后就碰到一个下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我连人带车撞到路边一个纸质告示牌上。车先飞了出去,我整个人被惯性拍在告示牌上,略有滞空,然后像一摊泥一样下滑到地面。这一场景,但凡看过猫和老鼠的,都知道汤姆在这方面有充分的体验。

在陡峭的东风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辆大货在缓慢地爬坡,旁边骑车的年轻人为了省力,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吊在货车车厢的把手上,借着货车之力实现自行车“自行”爬坡。我觉得这样的姿势酷毙了。于是也模仿了好几次。最后一次,货车因为有行人横穿马路而突然刹车,我反应不及,身下的自行车先飞了出去,随后自己摔在地上。爬起来后发现身体倒无大碍,只是牛仔裤的两个膝盖处都破了洞,回家被我妈骂了一顿。那时候的我的确是无知者无畏,但身体素质是真好啊。

中学时代我晕车严重,光是闻着汽油味就受不了。因此,能不坐车就不坐车,这是我当时厮混江湖的最高准则。但凡学校组织春游或秋游,只要是单程在20、30公里之内,我一律都不坐车,而是早早起床,骑车到目的地之后,等待同学们的大巴车到来。游玩之后再原路返回。好在那时道路不太复杂,不用导航也不会迷路。那时候我大爸住在距离县城十多公里之外的盘龙镇,每次去看他我也是骑车往返。南部县城到盘龙镇,有个著名的三道拐,坡度陡峭且转弯角度很大,可谓下坡危险,上坡崩溃。这种刀刃上起舞的感觉,我曾多次体会。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长途骑行,是33年前的春天。1991年,我们正在南部中学读初二。周末,一帮同学约好骑车去碑院大佛(也即现在的禹迹山大佛,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游玩。有男生有女生,有位女同学还带上了自己几岁的妹妹。女生大多不会骑车,就坐在技术较好的男生的后座。那时嘉陵江上还没有大桥。我们要先到燕子湾的渡口,与自行车一起坐船夫摇桨的大船过江。

南部到碑院路程不太远,大概10多公里,但当时的路况质量太差,到处坑坑洼洼,在上面骑车,整个人都会按照特定的频率一直共振,这对骑手、坐车人与自行车都是不小的考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去程时一切顺利,返程时问题纷至沓来。

首先,是我的车后胎突然爆胎了。路上找不到修车的。大家合计一下,把我的车龙头绑到沧龙车的后座上,由他把我的车给拖回县城。随后,我坐到王峰车的后座上。不久,路上下起了中雨,没带伞的我们只能在雨中骑行。我有点感冒,在自行车不断抖动的过程中,偏头疼突然发作。车每抖一下,就带动我太阳穴附近的神经痛一下,可谓痛不欲生。

治好我头痛的哥们是周扒皮。这时雨停了。我坐在王峰的后座上,看着周扒皮骑车逐渐赶上来。他哼着小曲,嘴里还不闲着,说自己越骑越轻松,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我正准备骂他两句,忽然看见他身后空空如也,但他一直载着女同学兰英的小妹啊。我大喝一句,妹妹呢?周扒皮往身后一看,傻眼了。我们三人赶紧掉头回去找,骑了几公里后,发现小姑娘坐在路边正在哭鼻涕呢。

后来又下起了中雨,大家都被浇成了落汤鸡。好在后来碰到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他让我们人和车子都上了背后的货箱,把一路拉回嘉陵江边。无论在货车后厢上还是后来的船上,虽然衣服已经湿透,但我们依然豪迈地唱着革命歌曲。我依稀记得,到了江中央,再次雨过天晴,我们还看见了彩虹。那时候大家一则还没有学会喝酒,二则囊中羞涩,否则回城后肯定要痛饮一番。

一个人步行、骑车、坐车与开车,速度自然不同,但同时也会影响我们心中城市的尺度。当年不骑车时,南部对我而言就是个大城市。大学骑车时,从北师大到老国展我就觉得距离遥远。而当自己开车时,就会惊讶地发现,记忆中的距离被大大地压缩了。

但与之相关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交通工具的升级与迭代,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也相应加快了。中学时代十余岁的少年,大学时代二十余岁的青年,再到现在即将知天命的自己,逝者如斯夫!

时间流逝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好在有时光中随机跳出的回忆可以令人慰藉。正如今天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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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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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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