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金融博览》专栏文章，发表于2022年第3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文中配图摄于江油窦圌山。

    2010年，我国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历史性峰值。随后，人口红利开始衰减，人口老龄化陡然提速。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全年净增人口仅48万人。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口总量的拐点可能提前到来。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老龄社会，超过20%即为超老龄社会。2021年中国该比率达到14.2%，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迈过老龄社会的门槛。

从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来看，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将会导致国内储蓄率的下降。储蓄率的下降又将导致投资率的下降，进而造成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有观点认为，老龄化社会的研发投入占比可能下降，这将会抑制创新以及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此外，老年人口占比上升也将为一国社保体系带来压力，导致现收现付制（Pay As You Go）社保体系难以为继。

与同样面临老龄化挑战的诸多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面临的一个额外挑战是可能“未富先老”。当前我国人均GDP仅为1.2万亿美元，但老龄化压力已经袭来。如果不能妥善加以应对，以至于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那么“未富先老”就可能由情景转变为现实。

导致我国面临“未富先老”挑战的原因之一，正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众所周知，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前几十年，由于每个家庭生育孩子数量的显著下降，中国的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将会显著上升，也即中国将会迎来一波汹涌的人口红利。但几十年过后，当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孩子们成人之后，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会由升转降，而且降速很快。换言之，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来也汹汹，去也汹汹。

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即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恰当应对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挑战，就非常重要。笔者认为，要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可以有近期、中期与远期三种对策，其中中期对策最为重要。

近期对策，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更好地利用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逐渐上升，然而目前全国范围内依然实施60岁退休的制度（很多单位女性职工在55岁就要退休）。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多退休老人依然处于精神健旺的状态，工作能力并未显著衰减，人生经验相比青年人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经济增长与社保体系造成的挑战。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实施65岁甚至67岁退休。从政府方面透露的消息来看，我国未来将会把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但延长退休年龄不会一步到位，而且通过阶梯性设计逐步实现。例如，从某个时点开始，一部分人61岁退休，一部分人62岁退休，一部分人63岁退休，以此类推。这种阶梯式延长退休年龄的设计可以适当缓解新政策对转型期特定人群的冲击，似乎显得更加公平。

中期对策，是鼓励年轻家庭多生孩子。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放开了三胎政策，并有可能彻底取消计划生育制度。的确，当前中国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甚至也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鼓励多生孩子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从放开二胎政策至今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并未有效遏制中国家庭生育率的下滑。这就要从更深的制度层面来找原因了。

对当前的中国年轻家庭而言，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多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生孩子），形象地说，是因为他们头上横亘着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与养老。

从教育层面来看，这些年来，城市家庭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越来越高。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庭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送小孩参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教育。为了应对“内卷”，很多家庭的选择是更厉害地“卷”。但教育竞赛的结果，其实是大多数家庭都受损。这就好比，大家在一座戏院里看戏，前排的观众不知道为什么站起来了，迫使后排的观众不得不站起来看戏。大家站起来看完一场戏，其实所有人福利都不增反降了。

从医疗来看，中国看病的成本实在太高，但广大医生的待遇其实并不高，这是因为大量的费用都被医疗系统的中间环节（例如药品、医疗设备的销售、代理与采购环节）吃掉了。

从住房来看，一二线城市房价持续攀升，为了在这样的城市里找到一个蜗居可供落脚，年轻家庭不仅大量举债，而且掏空了上一代人的钱袋子。

从养老来看，未来一个年轻家庭可能要承担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老人的赡养压力。

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重重压力下，年轻家庭不愿意多生孩子，完全是值得理解的明智选择。那么反过来看，如果想鼓励年轻家庭多生孩子，就必须要主动拆除他们头上的“四座大山”。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理解近期我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了。

教育方面是“双减”，也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医疗方面是通过实施药品与医疗设备的集中采购来压缩中间环节的成本损耗。

房地产方面则是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以及在一二线城市大力推动公租房与长租房。

养老方面则是通过一老一小政策的实施，结合中国特色，大力推进居家社区型养老体系和养老院并举的机制。

不过，上述政策实施效果如何（能否有效提高年轻家庭的生育率），以及是否需要调整，还需要观察较长一段时间。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以及鼓励年轻家庭生育都依然不能有效遏制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那么中国的长期对策，就是在未来适当鼓励外国人口移入。事实上，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事实上都在通过外部人口移入来缓解本国人口老龄化压力。日本的移民政策非常严格，因此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也是极其严重的。

当然，鼓励移民政策也会带来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原住民与移民之间的族群与文化冲突、移民可能冲击部分群体的就业等等。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政府选择开放较大规模的人口移入，这也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为之，我们不必感到奇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