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将会受限。其理由是，一国必须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本币。如果该国始终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也即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大于进口），该国总体上是从全球回笼本币，因此该国货币在离岸市场上的规模扩张将会受到限制。从这一角度来看，1994年至2025年，中国连续32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且顺差规模在波动中上升，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构成掣肘。

上述观点的重要例证是美国。1982年至2025年，美国连续44年面临经常账户逆差，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24年与2025年均超过1.1万亿美元。一方面，美国通过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持续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回笼美元。这种“经常账户逆差+金融账户顺差”的路径保证了美元的全球环流。

美国持续的金融账户顺差反映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强大竞争力。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能够大规模提供全球性安全资产（尤其是美国国债），以满足其他国家储备资产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能够大规模提供高回报率的风险资产（尤其是美国股票），以满足其他国家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例如，著名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就是指石油输出国将通过出口石油获取的美元，再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返投美国。

不过，通过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美元的模式将会面临“特里芬两难”的困扰。为满足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要，美国需通过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输出美元。然而，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会导致美国对外净债务上升。随着对外净债务规模接近投资者心中的阈值，投资者会担心美国政府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来降低债务。换言之，在对外提供美元清偿力与维持美元币值稳定之间存在冲突。当前美国对外净债务占名义GDP的比率已经超过9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时，该比率仅为20%。

货币国际化的路径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特定国家在推进本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与竞争优势来选择最优路径。通过“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很可能是更加现实且更可持续的路径。

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全球具有极强竞争力。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价格优势上，还体现在性能可靠、配套齐全、调整灵敏等方面。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到全球三分之一，且无论在传统制造还是新兴制造领域均保持强大竞争力，中国有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经常账户顺差。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金融机构与家庭均有较强的“出海”需求。对企业而言，受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影响，进行产业链全球布局是必然选择。大量中国企业将到海外投资设厂，这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持续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机构与家庭而言，有着很强的需求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以更好地平衡投资组合的收益与风险。考虑到庞大的国内储蓄有较强的全球多元化证券配置的需求，这意味着对外证券投资可能持续超过来华证券投资。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利率显著低于美国利率，导致海外的人民币融资需求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其他投资项很可能处于逆差状态，也即中国成为对外信贷资金净提供者。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表结构恰好也呈现出“经常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的局面，且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均呈现不同程度逆差。通过金融账户逆差输出人民币，通过经常账户顺差回笼人民币，正在成为货币国际化的中国路径。

与美国路径相比，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将会导致中国对外净资产规模上升，这在中期内会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特里芬两难”。换言之，中国路径的可持续性或强于美国路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后初期，美国一度也实施了“经常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的货币国际化路径。例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国家提供贷款，欧洲国家用贷款从美国购买机器设备与其他商品用于战后重建。

上述历史经验显示，一国货币国际化可能存在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国竞争优势在制造业，该国将通过“经常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路径推进本币国际化；在第二阶段，随着该国金融市场竞争力相对上升与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下降，该国将转为通过“经常账户逆差+金融账户顺差”路径推进本币国际化。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