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团队成员共有10人参与了此项研究，为此，我们还专门划分了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的成员是潘松李江与李曦晨，任务是研究传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第二个小组的成员是陈胤默、王喆与路先锋，任务是研究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创新使用（例如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等）。第三个小组的成员是刘瑶、张冲与孔大鹏，任务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张鹏与王瑶是在这个项目的后期加入的，任务是通稿与调研。

三年多时间里，围绕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创新与协调研究这个主题，我们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多篇政策要报。为了做好这个课题，我们还策划了两次实地调研。一次聚焦东部沿海某省份，另一次聚焦西部某省份。通过这两次调研，我们试图了解在当前环境下，各地政府在实施传统政策与创新政策时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提出的诉求与建议。应该说，我们这三年间从事学术研究与政策调研的心得体会，都较为充分地体现到目前这部书稿中。

这部书稿的形成颇费精力，经历了三轮修改。第一轮修改，是由张鹏在三个小组各自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初步统稿并撰写了引言，这一稿成为我们进行课题答辩的材料。第二轮修改，是由陈胤默与路先锋在2024年下半年完成的。第三轮修改，是由路先锋在2025年二三季度完成的。

在项目研究以及书稿写作过程中，研究团队严肃紧张、团结活泼地开展了工作。记得就这个课题，我们开过若干次腾讯会议，也有过不少线下讨论。大家既有梳理文献、整理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的经历，也有愉快的实地调研、发现现实重大问题的感受。很多团队成员牺牲了自己的业务时间，不计得失地开展工作，令我颇为感动。

关于本书的具体内容，可以参见书籍本身。在这篇序言的后半部分，我想分享自己长期以来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使用的八个观点。这些观点有些在本书中有集中体现，有些并未强调。在此提出来，求教于各位方家。

观点一：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是结构政策。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应该各归其位，干自己擅长的事情。

就货币政策而言，央行总体上通过调整准备金率与利率来调整市场上的流动性，至于流动性流向何处，其实是央行不必过度关注的。央行关注的是，货币政策操作能否帮助中国经济增速更加趋近于潜在增速，或者说帮助中国通货膨胀率更加趋近于合意水平。财政政策天然具有结构性特征，例如具体行业的加税或减税，财政支出的流向等。因此，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来控总量，通过财政政策来调结构。

观点二：结构性货币政策本质上是财政政策货币化。受财政迷思的限制，中国财政政策在特定时期宽松力度不足，使得央行不得不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干本来属于财政政策的活。

财政部门长期以来非常强调财政平衡，不愿出现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与中央政府债务，这就决定了在很多情形下，财政工具的使用力度受限。但为了完成很多结构性目标（例如刺激科技创新、扶持中小企业、促进节能减排、消除整体贫困等），如果财政政策实施不到位，央行就不得不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促成上述目标的实现。

观点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将部分政策成本转移到了商业银行体系，未来可能损害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再贷款，是给承担了更多结构性贷款任务的商业银行提供价格优惠的再贷款。央行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商业银行增加对特定领域的信贷，但这些特定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信贷风险。未来在遭遇特定内外冲击的前提下，商业银行提供的这类贷款的不良率可能显著增加，这些成本其实是商业银行体系最终替财政系统承担的成本。

观点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搭配，在促进地方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近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要进行新增基础设施投资可谓力不从心。2022年下半年推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地方政府申报的项目一旦能够获得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支持。一方面，该工具提供的资金可以用作地方政府基建项目一半的资本金；另一方面，获得工具支持的项目，能够很容易地获得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该工具很好地推动了2022年下半年以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来讲，现在地方政府最缺的不是银行信贷，最缺的是资本金。在笔者写作序言的2025年8月，中央政府正在落实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精神，及时出台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观点五：在当前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远高于扩张性货币政策。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无论家庭还是企业由于对未来信心不足，都不愿意加杠杆，甚至在集中去杠杆。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无限放松货币政策，微观主体也缺乏信贷需求，因此货币政策放松难以推动信贷回升。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亟需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新增需求。例如，财政资金给到中低收入群体，可以直接创造消费需求；财政资金给到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创造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我们走出困境最不可或缺的政策工具。

观点六：应该走出关于财政赤字与中央政府债务的迷思，建立现代财政理念。

目前在制约财政政策进一步放松的诸多因素中，关于财政收支平衡、避免过度举债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很多人还是认为财政赤字占名义GDP比率不宜突破3%。关于财政赤字占名义GDP比率3%、政府债务占名义GDP比率60%的限制，是当年欧元区成立时马约首倡。但问题在于，目前就连欧元区财政最为保守的德国，也早就突破了上述指标的限制。最近几年美国经济虽然过热，但每年联邦财政赤字占名义GDP比率也在5%以上。只要债务利率低于经济增速，且债务以本币债务为主，那么就不必固守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的点目标。

观点七：要彻底解决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最终仍离不开中央政府加杠杆。

迄今为止，有关部门仍本着“谁家的孩子谁抱”的理念，不愿意通过自身加杠杆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置换，其中防范道德风险的考量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一些中西部省份而言，真实的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明显超出了其自身能够解决的程度。如果中央政府一直不介入，那么这些中西部省份要么可能爆发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从基层开始），要么可能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显著上行（当地的城商行、农商行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持有大量地方政府债务）。最终，中央政府仍不得不介入。然而，中央政府越早、越透明地介入处置地方政府债务，最终的总体成本可能越低。介入得越晚，最终的总体成本可能越高。

观点八，当前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可谓一举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