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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流2016年达峰值 内资外流成主导性因素

——盘古宏观周报2017年第7期(总第44期)
 
摘要
 
中国的年度资本账户逆差与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分别在2016年与2016Q4达到历史性峰值。近年来,经常账户下的服务贸易项成为资本外流的重要渠道。2016年中国直接投资项首次出现年度净流出。其他投资项净流出一直是中国资本外流的最重要部分,但2016年,内资外流取代外资外撤,成为其他投资项净流出的主导型因素。不断扩大的误差与遗漏项净流出值得高度重视。随着外管局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措施的不断加强,预计2017年资本账户逆差低于2016年,但也不排除资本外流在特定情形下再度加剧的可能性。
 
近期,外管局公布了2016年第四季度及全年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本文将结合最新数据以及2016Q3国际收支表的详细数据,对当前中国资本外流的现状与趋势进行分析。
 
如表1所示,从年度国际收支来看,中国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已经连续三年面临资本账户净流出。年度资本流出规模呈现不断增长态势,在2016年达到4903亿美元,三年达到1.03万亿美元。由于资本账户逆差在2015年与2016年均超过经常账户顺差,导致这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分别下降了3423与4487亿美元(表2)。
 
从季度国际收支来看(表3),从2014年第二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已经连续11个季度面临持续的资本账户逆差,且季度资本账户逆差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2016年第四季度,资本账户逆差达到1872亿美元的峰值。这11个季度的资本账户逆差累计达到1.11万亿美元。
考察季度经常账户的细项(表4),不难发现,在经常账户的四个细项中,中国只有货物贸易是持续顺差,而服务贸易、初次收入与二次收入这三个细项目前均是持续逆差。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2016年的服务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423亿美元,显著超过2014年的1724亿美元以及2015年的1824亿美元。我们认为,在2016年的服务贸易逆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隐蔽的资本外流。
考察季度金融账户的细项(表5),不难看出,其他投资项的净流出是中国资本账户逆差的主要来源。不过,在2016年前三个季度,直接投资项的净流出规模也相当之大。事实上,201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年份,该年直接投资项出现了585亿美元的净流出。但如表5与表6所示,在2016年Q4,直接投资项再度出现净流入,这一方面源自外商来华投资的反弹,另一方面则源于监管加强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6年下半年的下降。
 
从季度证券投资来看(表7),在2016年第1季度,非居民对华债券投资一度大规模收缩。但随着2016年中国政府加大开放国内债券市场力度以及人民币加入SDR的影响,2016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非居民对华债券投资显著增长。这使得证券投资项在201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净流入(表5)。
 
从季度其他投资的资产方与负债方来看(表8),在2016年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非居民的其他投资已经恢复流入,而居民的其他投资在2016Q3达到流出的峰值(1271亿美元)。因此,如果说2015年外资外撤是其他投资项净流出的主导因素(外资外撤达到3515亿美元,而内资外流仅为1276亿美元),那么在2016年前三季度,内资外流已经取代外资外撤,成为中国其他投资项流出的主导因素(非居民出现184亿美元净流入,而内资外流达到1991亿美元)。如图9所示,在2016年的内资外流中,存款项净流出是一个持续的贡献因素,而在2016Q3,贸易信贷项净流出突然放大,成为推高其他投资净流出的主要因素。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从2014年起,错误与遗漏项的净流出就成为中国资本外流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2014年、2015年与2016年前三季度,错误与遗漏项净流出分别达到1083、1882与1633亿美元。在2016年第3季度,错误与遗漏项净流出达到743亿美元的季度峰值。这意味着,当外管局收紧传统的资本外流渠道之后,地下渠道日益成为资本外流的重要通道。
 
预计在2017年,跨境资本净流出的方向不会改变,人民币汇率承受的贬值压力也不会改变。随着外管局对各种资本外流的管制进一步加强,2017年的资本净流出规模可能低于2016年。但如果国内金融风险加速释放、国际范围内不确定性加剧,也不排除资本外流规模再次放大的可能性。
 
盘古宏观团队:张明、郑联盛、王宇哲、杨晓晨、周济
 
(张明为盘古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郑联盛、杨晓晨、王宇哲、周济均为盘古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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