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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转型:多元化循序渐进 国际化有的放矢

文 | 张明 陈骁 魏伟 薛威 郭子睿
 
本报告是我们新时代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研究系列的第三篇专题,本文在回顾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现阶段在业务多元化与服务国际化上存在的不足,并通过与国际大行对比分析,为股份行未来业务布局提供具体建议。
 
>> 改革浪潮下股份行快速发展,业务多元化与国际化存较大潜力
 
股份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蓬勃发展,至今已形成规模庞大、各具特色的股份行体系。但与外资大行相比,股份行在业务多元化与国际化布局上仍存明显短缺,应该成为未来重点布局的方向。
 
>> 美欧日银行多元化与国际化存显著差异
 
美、欧、日银行的多元化均与监管存在关联,欧、美、日银行国际化分别始于19世纪前、20世纪初与1931年,且能够因地制宜。多元化方面,美国银行业受监管影响最大,欧洲银行业受监管限制较松,而日本在主银行制度下多元化缺乏监管。2008年后,美欧大行均收缩多元化业务,但日本大行仍在持续推进综合金融。国际化方面,美国银行业受益于美元霸权而后来居上,并处于领先地位;欧洲银行业国际化起步早,范围广,且国际化程度深,而日本银行业国际化起步较晚,以并购为主要方式,并拥有强大的风控机制。
 
>> 金融领域加速开放,中外资银行各具优势
 
在利率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各条业务线的竞争强度显著增强。星罗棋布的子分行、高度黏性的用户群以及熟悉的文化与政策环境都是中资行相对于外资行的优势。而在业务创新与国际投资等领域,中资行则处于相对劣势。具体到股份行,在发挥优势的同时还需要补齐业务多元化与投资国际化的短板。
 
>> 股份行转型立足多元化,择机进行国际化布局
 
多元化过程中,股份行应循序渐进布局非传统业务,注重个人用户的综合金融与多元理财需求以及公司客户的多元融资与业务撮合需求,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同时建立统一的风险管理平台。
 
国际化进程中,股份行应注重以下五点:①以国内市场为根基与重点;②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地根据目标国具体发展阶段与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布局;③在国际化初期可以选择主要贸易合作方或增长前景较好的市场作为目标区域,如“一带一路”与即将结束谈判的RCEP成员国;④提升效率,合理利用资本金。除布局传统业务外,多元化重点放在资本利用率高且资本消耗较少的零售、交易与资管等领域。另外,还需要设立针对全球分支机构进行统一管理的平台,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⑤通过业务创新使得用户来源多元化。在国际化初期,客户集中于本国或与本国贸易往来频繁的商业主体上。但随着国际化的推进,加强与当地银行合作并开展因地制宜的创新业务模式来吸引各类客户变得尤为重要。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展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股份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蓬勃发展,至今已形成规模庞大、各具特色的股份行体系。但是与外资大行相比,股份行在部分业务上仍存明显短缺。
 
1.1 改革春风催生股份行,十二家银行渐显分化
 
自1987年4月招商银行设立之日起,股份制商业银行便走上了历史舞台。带着打破四大行的寡头垄断与服务好各地经济发展的使命,股份行先后经历了专业化发展阶段、商业化转型阶段、市场化转型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规模化且特色鲜明的股份制银行体系。招商、浦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广发、兴业、平安、浙商、恒丰、渤海等十二家股份行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不仅在规模上成长迅速,迅速缩小了与国有大行的差距,而且依靠较国有大行更加灵活的机制,发展成为特征鲜明的全国性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总资产在2003年-2013年期间的年均复合增速超20%,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重从2003年的13.8%震荡上升至2015年中期的19.2%。随着近年来去杠杆给股份行带来冲击,股份行总资产增速显著放缓,2019年股份行资产占比为17.7%,但较2003年仍有显著上行。
随着股份行规模的扩张,十二家股份行也显示出分化趋势。招商、兴业资产规模领先,且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光大、招商与平安的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前列;广发、民生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招商、浦发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列一二;招商、浙商、中信服务能力较佳;浦发、兴业成本收入比最低,显示出较高的经营效率;浙商的不良贷款率最低。此外,华夏对利息收入依赖度最高,渤海在规模上最小,而恒丰银行连续两年未能披露年报,难以与上述十一家股份行进行比较。整体看来,招商银行的综合能力在十二家股份行中首屈一指;光大、平安优势在于科技创新,浦发、兴业经营效率较高,浙商、中信服务能力较强,广发、民生收入来源多元化,上述八家股份行各具特色;而华夏、渤海在规模、创新等方面相对落后,有被拉开差距的风险;而恒丰则深陷危机,未来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2 业务多元化与服务国际化等方面均存较大潜力
 
对比国内股份行与国际大行2018年的收入端数据,可以发现国内股份行非息收入占比最高的广发与民生仍远低于瑞银集团,与巴克莱、摩根大通等国际大行相当;而光大、兴业与中信银行的非息收入占比虽然在国内股份行中仅次于广发与民生,属于较高水平,但低于大多数国际大行,仅略高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回归传统存贷业务的花旗银行;另外,平安、招商、浦发、渤海、浙商与华夏等全国性股份行的非息收入占比较花旗银行还有一定差距,其中,华夏银行对传统存贷业务的依赖度最强。整体来看,国内股份行对传统存贷业务带来的利息收入的依赖度整体强于国际大行,说明国内股份行在业务多元化领域仍存较大潜力。
与国际大行相比,国内股份行在业务方面差距较大的主要是投行与信托相关业务。投行业务方面,我国投行业务主要是证券公司经营,由于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原因,商业银行在投行业务方面发展较慢,且以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并购融资、资金管理、财务顾问等为主要业务方向,业务收入占比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海外大行大多拥有专门的投行部门,投行收入贡献率也远大于国内股份行。信托业务方面,我国有专门的信托公司经营该项业务,商业银行主要负责资金托管事项,这就导致我国股份行信托业务相关的收入占比远低于海外大行。
 
除了业务多元化方面之外,我国股份行的国际化布局也有较大发展潜力。近几年,我国股份行海外布局加快,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分支机构更是成为了趋势。但是由于国内股份行海外布局起步晚,无论是在海外收入规模,还是在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上较海外大行仍有显著差距。从海外分支机构数目就可以看出,十二家股份行中虽有十一家拥有海外分支机构,但大多股份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数目仅为个位数,最高的中信银行海外分支机构数为15,较海外大行动辄2000多家分支机构相去甚远。从分布上看,中国香港是股份行海外分支机构的重点布局地区,占所有股份行43家海外分支机构中的16家;其他则分布于哈萨克斯坦(7家)、中国澳门(5家)、英国伦敦(4家)、澳大利亚悉尼(3家)、美国(2家)、新加坡(2家)、卢森堡(2家)、中国台北(1家)与韩国首尔(1家)。
另外,国内虽然有大公、中诚信、联合三大评级机构及部分评级公司,但由于国内评级级别较少,且存在一定的评级泡沫,信用区分度较低,所以评级的效率低于海外市场。这就导致国内商业银行在销售或投资公司债券时更多依赖发行主体的背景而非发行主体未来盈利能力的稳定性及前景,使得政府平台债与国有企业债券较一般企业债券更受欢迎,进而拉大了民企与国企融资成本的差距。在独立性更强、专业程度更高的评级市场帮助下,海外大行销售与投资公司债券的效率较国内股份行更高。
 
在利率市场化加速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存贷业务利润将会受到明显挤压,股份行的业务多元化需求将持续增加;另外,在房地产长期调控的背景下,居民多元化投资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国际化资产配置也将走进居民视野,加上“一带一路”的推进,股份行也将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进行,股份行之间的竞争将逐渐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延伸至业务多元化与服务国际化等领域。考虑到海外大行在上述领域的发展远远领先,在业务多元化与服务国际化上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国内股份行可以在借鉴海外大行发展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的优势,发展成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金融机构。
 
二、美欧日银行多元化与国际化存显著差异
 
美国、欧洲国家与日本银行机构的发展历程与各自经济的发展开放过程紧密结合,整体上看,美国银行机构经历了由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过程,整个过程伴随着监管体系的跟进;欧洲银行机构由于缺乏监管,先天性采取混业经营模式至今;日本银行机构则采取的是由分业至混业经营且持续加深混业的模式。国际化方面,欧美日先后开始全球布局;2008年后欧美大行开始收缩布局,日本大行通过兼并重组增强了其国际竞争力。
 
2.1 美国:多元化波折中前进,国际化08年转向收缩
 
1、多元化发展历程
 
美国银行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探索多元化。大萧条之前,美国银行业在放任的金融监管之下快速扩张,经历了传统的存贷业务规模快速增加之后,美国银行业开始探索非银业务经营。非银业务的高利润吸引了大量银行进入,但天量的低成本银行贷款进入证券市场推高了证券市场的泡沫。随着信贷环境在1929年开始收紧,证券市场泡沫破裂,美国股市全面崩盘,“大萧条”来临,众多美国金融机构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经济持续低迷。
 
随着罗斯福对银行业整顿的进行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发布,美国银行业自由放任的多元化之路受到了限制,美国金融业进入分业经营与监管的时代,美国商业银行被禁止从事企业证券的发行、承销、交易等相关业务。1956年发布的《银行控股公司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控股公司扩展业务范围的限制。对银行业监管的加强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
 
70年代的美国经济开始频繁进入“滞胀”阶段,通胀高企使得银行存款实际利率转负,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压缩了银行的利润,银行资金持续流出使得银行业经营困难,对放松监管以及扩大业务范围的诉求强烈。在经济自由化的大趋势下,美国金融监管开始放松;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多元化经营的成本大幅降低,美国银行业开始了新一轮多元化发展,并诞生了金融控股公司。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则是正式宣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与《银行控股公司法》对银行业分业经营限制的终结以及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完全合法化。
 
此后,美国银行业就开启了综合经营的时代,金融机构间的并购重组屡见不鲜。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再次加紧了金融监管,并相继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来重建《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但是美国银行业的多元化综合经营模式得以延续至今。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对放松金融监管的诉求较强,不排除在特朗普连任成功的情况下对金融监管再次放松的可能性。
 
整体来看,美国银行业自发展之初就一直有多元化发展的内驱动力,只不过在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后,金融监管的加强使得美国银行业不得不放慢综合金融与创新金融的脚步。伴随着金融监管的不断完善,美国银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与创新业务仍将延续。
伴随着美国银行多元化的波浪式前进,美国银行的客户主体也逐渐从工商业企业转变为个人用户。从贷款规模之比来看,在二战后初期的1947年,美国商业和工业企业贷款与个人贷款金额之比为26.9,而2010年仅为11.7,之后逐渐反弹至2016年的16.9,2017年则小幅回落至16.4。从企业与个人贷款之比的走势可以看出,相较企业贷款,个人贷款占比长期趋势是向上的,且受监管环境的改变影响较大。在监管加强时,个人贷款相对会下滑;而在监管减弱时,受金融自由化与多元化发展的促进,个人贷款占比会有所走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监管加强带来的多元化收缩在银行资产与收入结构上也有所体现。2010-2016年,美国企业贷款与个人贷款比重持续回升,直至2017年才掉头小幅回落;而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则从2006年的高位开始持续回落。考虑到未来特朗普政府或将逐渐放松金融监管,美国银行业多元化进程有望再次加速,美国银行业可能再次将个人贷款业务作为重点,非利息收入占比也将有所增加。
从个人贷款的结构看,住房抵押贷款一直占据着居民贷款的主要份额,占比超过70%;而以车贷、学生贷款、信用卡消费等为主的居民消费贷款占比则小于30%。但是从长期趋势上看,美国居民贷款中住房抵押贷款占比长期震荡下行,而消费贷款占比则长期波动上行。这种趋势是由于经济长期发展带来居民实际收入长期上行,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得到满足后,愿意进行更多消费以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而带来的现象。但是在趋势运动的同时,周期性波动也不能忽略。
 
受美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运行影响,居民贷款结构在长期趋势外也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在一整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带来居民实际收入上行的趋势并不明显,住房消费与其他消费更多受利率变动影响。在类似2003-2005年这样的经济平稳增长阶段,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带来了居民部门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良好稳定预期,偏低的市场利率又使得抵押贷款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居民部门购买住房的需求出现回升,居民住房抵押贷款占居民贷款比重有所上行。而随着基准利率的不断上调,居民部门抵押贷款的成本持续上行,加之基准利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债务周期尾部出现经济金融环境的恶化,居民收入开始受到冲击,居民部门对未来收入的稳定预期被打破,难以负担住房抵押贷款,居民住房的有效需求回落。同时,由于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而下滑,居民部门其他形式的具有黏性的消费会更多依赖贷款,这导致居民消费贷款占比有所上行,而住房抵押贷款占比持续回落。这在2007年及之后数年有明显体现。
 
在趋势与周期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居民部门住房抵押贷款占比波动下行,而消费贷款占比则震荡上行。可以预计,消费贷款震荡向上的趋势将长期存在。
2、国际化发展历程
 
美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这也可以称为美国银行业国际化的“野蛮生长”阶段。在这一阶段,以花旗为代表的美国各大银行承担的作用除了帮助跨境货物贸易融通资金外,主要就是协助殖民者掠夺殖民地财富,甚至作为殖民者的代言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金融掠夺。
 
伴随着二战结束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受到严峻冲击,殖民地半殖民地上也纷纷成立众多独立国家,亚非拉等大部分地区在民族独立运动组织的带领下都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金融体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战前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转变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70年代由于“特里芬难题”无法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但在之后建立并延续至今的牙买加体系中,美元一直拥有核心地位。另外,伴随着战后重建运动的兴起以及全球范围经济的持续恢复,跨境贸易与投资愈发高涨,关税总协定以及之后世贸组织的建立为各国跨境贸易提供了化解纷争的平台,国际贸易的关税成本与运输费用大幅下行带来了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银行业国际化布局开始提速,并进入了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初步发展期”。在“初步发展期”,美国各大银行把握住了美元中心地位建立后的国际市场需求急剧扩张的机会,特别是利用“马歇尔计划”创造了对欧洲各国巨额投资的机会加快在欧洲各国的布局,帮助二战中惨遭重创的欧洲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利用互设代理行等方式与欧洲当地银行进行合作,为企业提供结算和融资业务。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银行业进入“全面拓展期”。随着欧洲重建项目的基本完成,美国银行业逐渐将目标转至拉丁美洲、大洋洲与亚洲。在“全面拓展期”,美国银行业主要通过新设机构与并购重组的形式大力拓展国际化区域,并与各国银行加强合作,并组建了银行战略联盟以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了竞争力。伴随着欧日银行业的崛起,美国银行业为了提升自身的实力,加大了对新兴市场的布局和投入,逐渐建成了全球范围的分支机构网络。
 
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随着美国金融监管的持续放松,美国银行业进入了“全球并购期”,且业务分布于银行、信托、证券、理财、投资等各大金融板块。
 
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银行业受到了严峻冲击,在本国经济增速大幅减缓、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美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布局开始收缩,进入了“战略收缩期”。无论是海外资产占比,还是海外收入占比均有所下滑。但是,由于美国各大银行在数百年的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客源、技术、创新与人才优势,其国际化竞争力依然强劲。
从花旗银行的国际化路径可以发现,做大做好本土业务是其国际化能够持续发力的根本所在,而“客户至上”的服务态度则是花旗能够完成其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支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花旗银行国际化的侧重点与方式也不同。在20世纪之初,由于美国法律并不允许银行海外自设分行,所以花旗在1902-1913年间都是通过并购当地银行的方式来布局国际市场,侧重点主要在欧亚与拉美地区。1914年,美国法律放开银行海外自设分行限制,花旗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局了第一家自设分行,此后直至二战前,花旗通过并购、自设分行等方式逐步扩大自身在欧、亚、拉美市场。在二战前的野蛮扩张期,花旗将海外业务的重点布局在欧洲、美洲和东亚,主要考虑的是贸易往来的需要。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地位随着美元霸权而日益上升,50-80年代,花旗银行也开始向此前并未布局的北非与西亚设立分支机构,这一阶段花旗银行的布局侧重于中东地区。OPEC成立后中东地区对原油市场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带来了贸易、投融资业务的增加,“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汇兑、衍生品投资等业务也相应发展起来。90年代至2007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带来了花旗银行在全球范围的布局以及在新兴市场的进一步深耕。截至目前,花旗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均有布局。花旗银行在“全球战略”的指导下还能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提供适应其发展阶段并符合当地法律的金融服务,“客户至上”指导下的差异化布局思路也是促使花旗能够践行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
2.2 欧洲:70年代后监管跟进多元化,近年来收缩国际化布局
 
1、多元化发展历程
 
欧洲金融业起步较早,银行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更多依靠行业自律来控制风险,所以欧洲各国银行在起步阶段就有从事多元化业务的自由,但各国表现有差异。英国银行的多元化体现为银行机构与非银机构在业务与股权控制上的交叉关系,但较强的自律意识使得英国银行与非银业务还是相对分离的。德国银行则大为不同,作为代表的德意志银行在成立伊始就是一家可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
 
在殖民战争频繁爆发的18-19世纪,欧洲银行除了经营传统银行存贷业务外,还负责承销大量国债以帮助国家筹资备战,经营能力较强的银行还会代为承销别国国债;此外,跨境贸易带来的汇兑业务与各类投资业务也进入了当时欧洲银行业的经营范围。英国的巴林银行与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就是典型代表,英国巴林银行就是在承销国债帮助英国筹资应对英西、英法及英美战争的过程中持续发展壮大;而德意志银行则是伴随普鲁士的不断壮大以及对外殖民扩张而持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各大银行不断拓展各项非银业务并开发创新业务以应对当时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尽管1890年巴林银行由于给阿根廷政府过度借贷导致其在阿根廷革命期间损失惨重进而爆发严重危机,英格兰银行组织各大银行机构进行救助,承担了临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任务,但这仅是临时事件而非制度化框架下的安排,所以该事件并未改变欧洲银行业缺少制度化监管的局面,欧洲银行业仍延续着自发性的业务多元化发展的方向。
 
这个过程一直到一战才经历了波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德意志银行遭到清算,海外资产也被战胜国英、法诸国的银行所取代,导致了此前欧洲诸国银行业齐头并进的势头出现转折,英法银行业在一战后短期压过了德国银行业。但好景不长,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致使英法大型银行遭受巨额亏损,而此前出清海外资产的德意志银行反而未遭到严重冲击,这也使得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的德国银行业趁机迅速复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使得欧洲银行业发展陷入停滞,战争初期,德国所向披靡,德意志银行为首的德国银行业沦为战争工具,负责管理被侵占国的银行金融机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银行基本处于被德国银行业接管的状态。战后,由于德国战败,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的德国银行业再次遭到清算,德意志银行甚至被强制分拆为10家地区银行。虽然一战与二战冲击了欧洲银行业的发展进程,但二战后随着重建的进行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欧洲银行业迅速复苏,并利用此前数百年的发展经验重新开展了各项业务,业务的多元化程度与规模均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直至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滞胀危机导致欧洲银行业陷入困境,在该背景下,英国出台了《1979年银行法》,授予英格兰银行法定的监管地位;此后法国出台了《1984年新银行法》,英国出台了《1987年银行法》,加上德国在60年代建立的联邦银行监管署,欧洲主要国家的银行分业监管体系基本建成。尽管对银行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比较宽松,但是对资本充足率、兼并重组、分支机构设立及多元化业务还是提出了一系列规范要求,这也是欧洲银行业第一次遇到集体性加强监管的环境。在该背景下,欧洲各大银行在70年代将主要方向放在传统的存贷业务、信用卡业务以及布局分支机构上。
 
进入80-90年代,欧洲银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再次提速,这一方面得益于监管体系对多元化的限制没有很强,另一方面也受市场对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刺激。鉴于此前缺乏监管而爆发的银行危机以及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欧洲金融监管迅速跟上,在该阶段北欧诸国率先建立了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进行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欧盟成立后,欧洲其他各国迅速跟进,在21世纪初基本建立完成对多元化业务统一的监管体系。得益于监管体系的协调完善,欧洲银行业多元化业务才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得欧洲银行业遭受打击,但是整体受损程度不及美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金融监管在多元化业务领域的统一监管体系在21世纪初便搭建完成并持续发挥监管作用,使得欧洲各大银行在衍生品业务领域并没有美国银行业激进,进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免受灭顶之灾。此后,伴随着欧债危机以及多发的银行危机,欧洲银行业监管再次发展,以2012年末英国出台的《金融服务法案》为代表,欧洲银行业监管加入了宏观审慎内容,以便于从宏观层面对多元化业务进行全面而前瞻的监管。在2008年至今,欧洲银行的多元化业务虽然仍在发展,但扩张速度较此前已明显放缓。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峻冲击,多元化业务开展困难,在该背景下,欧洲银行业多元化进程开始退坡,2012年之后,欧洲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持续回落。
在欧洲银行多元化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国家的侧重点也有明显差异。就个人贷款结构来说,德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住房抵押贷款占居民贷款总额比重持续震荡下行,且趋势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而英法两国则截然相反,1998年后,法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就出现了持续回升,仅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年内出现滞涨;英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则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上行至2013年的高位,之后维持高位震荡。英法德三国居民银行贷款结构走势的区别一方面与90年代初期德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较高而法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较低所致,另外,也与德国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下房价上涨速度慢于英法两国有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法两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持续上行,而德国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则维持区间震荡,说明了即使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德国房地产市场也并未出现大幅上涨。这也导致德国银行业在个人贷款方面重点布局在消费贷款领域。
2、国际化发展历程
 
欧洲银行的国际化较美国更早。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最早,程度也最深。在美国银行刚开始探索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的20世纪初,英国就已拥有三十多家海外银行以及数千家海外分行。在殖民时代,欧洲各大银行主要是服务于西方殖民国家的对外贸易与投资,以汇兑业务与投融资业务为主,并针对殖民地当地用户进行部分贷款业务。
 
但是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银行的海外资产与业务带来了沉重打击,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其银行业的海外业务几乎归零;而作为战胜国的英法等国,其银行业也遭受了极大打击。战后欧洲银行业的重心在于恢复,国际化业务也被同期的美国银行业抢占大半。
 
随着战后欧洲重建的完成,欧洲银行业得以恢复,并于70年代重启国际化布局。该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给欧洲银行业国际化布局创造了良机。从发达市场到新兴市场,欧洲各大银行纷纷采取新设分支机构与并购策略扩大自身的布局范围。90年代欧盟成立后,欧洲各大银行在欧洲内部市场的竞争力加强,不仅加速布局东欧地区,还加快了兼并重组的步伐,继续拓展欧洲以外的布局范围。截至21世纪初,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球范围的分支机构网络。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欧洲银行业国际化业务受到冲击,欧债危机和新兴市场危机的发酵更是使得欧洲银行业国际市场受损,欧洲银行业国际化进程遭到逆转,至今仍处于收缩状态,海外分支机构在数目减少的同时保留了对亚洲新兴市场的重点布局。整体上看,英国银行在原英联邦国家多有分布,而德意志银行则对其海外布局采取了全面收缩。
从德意志银行的国际化路径看,德银成立之初就开始布局全球业务,且由于各国对海外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不一,所以德银通过设立分行与子公司、收购当地机构、入股参股等多重方式布局海外,起初重点主要放在欧洲,中国、日本、拉美也有布局。之后,德银还联合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为北太平洋铁路提供银团贷款。1886年,德银成立专门的海外银行,主导设立了德意志美国信托公司、德国海外电力公司等,并承担了包括阿根廷、土耳其、西班牙、南非、中国、罗马尼亚、巴伐利亚等众多国家的电力、铁路、钢铁、黄金、原油、化工、路桥等大型项目。这与花旗银行早先国际布局主要服务于贸易往来有较大区别,由于德国作为早先进行海外殖民的西方国家之一,需要在殖民地进行采矿、冶炼、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便于从殖民地获取资源与财富;而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准备海外扩张时,亚非拉地区均已被欧洲殖民者瓜分殆尽,所以花旗银行起初更多着重于贸易往来而非基建投资。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银作为侵略者的工具,主要承担的是接手被侵占国家的金融机构,并非市场化的行为。
 
战后,德银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依靠其出色的金融创新能力,将其零售业务与支票卡业务上推广到整个欧洲市场;同时,德银的国际投行业务在为国际机构、各国地方政府及各国大中型企业发行股份与债券进行融资服务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另外,德银还在欧洲各国、中国、埃及、阿根廷、哥伦比亚、日本、巴西、伊朗、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并与阿姆斯特丹银行、比利时兴业银行、米德兰银行等欧洲其他银行合作成立了欧洲银行国际公司及旗下德意志亚洲银行、欧洲美国银行公司、欧洲美国银行信托公司和欧洲中期信贷银行等,极大便利了其为全球客户提供跨境金融服务。
 
随着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德银此前进行的国际化布局迎来了收获期,并且其国际投行业务逐渐成为其支柱业务,收入贡献率从90年代初的26.6%跃升为2000年的75.9%,国际员工数量占比也从90年代初的26.6增长为2007年的64.5%;其国际投行业务的迅速扩张也受益于其对别国投行机构的收购,诸如澳大利亚的贝恩公司、美国的银行信托与全国折扣经纪商集团、苏黎世斯卡德投资等。德银还在努力进行创新业务的开发,德银在90年代通过对以贵金属与有色金属交易著称的夏普斯·皮克斯利集团、创建24小时银行服务、现代化储蓄卡、绑定支付与证券交易为客户提供国际化且便捷的银行与非银服务,21世纪初至2007年间,德银还创立网上投资中心Maxblue将证券交易纳入零售银行平台,与全球各大银行合作以便于客户在全球使用各家的ATM机,收购波恩保险与阿倍人寿保险为客户提供保险服务。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经营稳健的德银也带来了冲击,同时金融危机带来了趋势性的扭转——经济出现逆全球化,金融监管趋严,地缘局势升温,这导致国际化布局广泛且业务自由化程度高的德银此前的诸多业务涉嫌违规,面临众多诉讼与制裁罚款,在该背景下,德银的盈利锐减,融资成本也大幅提升。加上金融科技的潮流在2008年后开始兴起,德银在金融科技领域仍需坚持持续大额投入,逐渐力不能支,并于2019年宣布缩减海外业务规模,并逐渐回归至传统优势业务。
2.3 日本:由分业到混业,兼并重组加强竞争力
 
1、多元化发展历程
 
日本的银行业起步晚于欧美,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于1872年颁布了《国立银行条例》,宣告了国立银行的成立,此后于1882年将日本银行设定为中央银行,并于1890年先后颁布了《银行条例》与《储蓄银行条例》,普通银行、储蓄银行开始成立并迅速发展。此后,日本利用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中国巨额赔款为银行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在这一初始阶段,日本银行业进行的还是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尚未开启多元化发展。
 
在20世纪初至1927年,日本银行在自由放任的监管环境下数量激增,出现了众多规模小业务混乱的银行,这也导致“大萧条”期间日本发生了“昭和银行危机”,众多银行倒闭。日本政府之后于1928年颁布《银行法》,对银行的资本金提出了具体要求,并鼓励小银行之间进行兼并。该阶段日本银行虽然出现了多元化的雏形,但规模小业务混乱的情况使得银行业务多元化难以有序发展。
 
1931至二战期间,日本银行业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殖民扩张的工具,横滨正金银行、劝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带有殖民属性的银行纷纷建立,并协助日本政府掠夺与管理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上述银行虽然有优越的地位和特殊权限,但是仍处于日本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所从事的也大多是协助殖民属性的跨境贸易投资的汇兑与投融资业务,日本银行业务多元化虽然起步,却是畸形发展的。
 
战后日本丢失海外殖民地,日本银行业在帮助日本重建的过程中获得迅速成长,财阀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吸纳了大多居民存款,并加快了多元化业务的发展。虽然在40-50年代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禁止垄断法》、《证券交易法》,对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权以及从事投行业务进行了限制。但是由于美国当局的干扰,日本并未建立银行业与非银业务的隔离制度,日本商业银行虽然不能从事投行业务,但是可以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银行存款也可以转化为公司股票。这一阶段,日本银行业诞生了若干规模庞大的财阀银行,且多元化业务也获得了显著进展,并走出了一条区别于美欧的多元化之路。在这一阶段,以银行直接持有公司股权为特征的日本特有的主银行制度也逐渐建立。
 
进入60年代后,日本通过对外贸易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逐渐放松了资本管制,银行的对外业务迅速发展。70-80年代,伴随着对外投资需求的持续扩张,日本银行继续在对外金融业务上发力;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扬也使得不动产担保等相关业务成为热点;证券交易与投资业务伴随着金融市场的泡沫化也持续增长。虽然这一阶段日本银行的多元化业务获得了急剧增长,但在主银行制度下缺乏金融监管却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金融市场泡沫均告破灭,日本经济持续负增长,日本的银行业也受到了严峻冲击。特别是主银行制度导致银行难以隔离证券市场的持续下行风险。在该背景下,日本银行在中大型银行间继续进行兼并重组,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等大型财团分别成立。同时,日本各大银行继续加强了混业经营,通过对银行、证券、信托等多元业务的交叉管理发挥综合金融的竞争优势。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
从日本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的走势可以看出,在近三十年中,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给日本银行业多元化进程带来了阶段性的阻碍,日本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也在1998年与2008年后经历了1-2年的显著下行,但之后均快速回升至甚至突破危机前的高位。说明日本银行业的多元化进程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仍在继续深化。
 
日本银行业居民贷款绝大多数(超过90%)均是住房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占比从未超过7%的水平。从日本银行业个人贷款结构变化来看,在1975-1981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阶段,日本房价较低,随着有效需求的上行,日本住房贷款占比稳步上行;但是在美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的80年代,日元大幅升值带来外资持续流入炒作日本资产,日本国内资产泡沫化严重,房价升至高位并持续上涨导致居民有效需求下滑,进而带动住房贷款占比回落。直至房价飙升至极高位置,导致以投机性买盘为主力的需求方再次涌入日本房地产市场,继续拉高了日本住房的抵押贷款占比。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房价一泻千里,但由于房地产泡沫崩溃带来了经济的持续下行,进而导致失业加剧,居民财产缩水,导致居民面对持续下行的房地产价格依然难以承担,这也导致在1992年房地产土地价格高位回落后,日本普通民众依然难以承担住房贷款的压力。所以,尽管日本土地价格与房价持续回落,但日本住宅抵押贷款占比较1995年并未有显著变化,一直维持在高位窄幅震荡。
 
2、国际化发展历程
 
日本银行的国际化晚于欧美,是从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对外殖民而开启的。在二战及之前十多年内,日本银行的对外扩张目标主要是亚洲东部,期间成立的横滨正金银行、劝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等带有殖民属性的银行也大多分布于东亚及东南亚。在该阶段,日本银行沦为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
 
伴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海外殖民地的失去宣告日本银行初期的国际化进程结束。直到60年代后,日本在经济迅速恢复并赚取大额贸易顺差的同时,也逐步放开了对外投资项目。在这一阶段,日本各大银行通过设立分支机构与兼并重组展开了新的一轮国际化布局。至80年代末,日本银行业基本完成了分支机构对全球各大发达经济体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全覆盖。
 
90年代,日本虽然经历了资产泡沫的破裂而陷入长期衰退,但日本银行业并未采取全面收缩的战略,反而通过进一步的兼并重组与混业经营来加强各大银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目前而言,日本大行已能够在部分领域与欧美大行一较高下,且其竞争力仍在持续提升。
日本的三菱日联银行是东京银行、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大和银行、东海银行等数家金融机构经过数次合并而成。作为三菱日联银行的前身之一,东京银行曾有过国际化布局,无奈伴随着日本经济与金融泡沫的破裂而以失败告终,受此影响以及美欧对日本银行另征1%银行融资保险费的限制,三菱日联银行一直以国内市场为重。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大行的国际化战略转为收缩,以三菱日联银行为代表的日本银行业由于此前重点一直放在本土市场,所以受到冲击有限,并抓住机遇开始进行国际化扩张。三菱日联在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化布局方式与美欧大行不同,主要以并购方式进行,且并购目标主要位于美国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亚太发达地区。三菱日联的并购进程循序渐进,并购后重点放在巩固市场与业务整合上,并没有采取激进式的国际化并购。在2008-2012年,三菱日联在亚太与美国的收入占集团总收入比重由11%上升至22.5%。在2012年安倍再次担任首相之后,三菱日联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受日本量宽下低利率的刺激而加快步伐,并将并购重点放在了以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上。同时加大在海外市场的分支机构布局以吸引非日资用户。在加快并购扩张的同时,三菱日联还重点拓展了东南亚国家的银行零售市场和资产管理市场,并提供投行业务与撮合服务。另外,三菱日联还强化了全球的统一风险管理,成立全球业务部来全面统筹国际业务,并与地区总裁形成对海外项目的双线审批机制。除了在集团内实行统一风险管理外,三菱日联还在美国等重点市场成立风险委员会,以实现实时监督流动性和风险暴露。
三、金融领域加速开放,中外资银行各具优势
 
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中资股份行面临的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市场对国际化与多元化服务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股份行亟待转型以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3.1 金融领域加大对外开放,“鲶鱼效应”将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新时代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自2017年下半年正式开启。2017年7月中旬,习近平主席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2018年4月,在海南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确保已宣布的重大金融开放举措尽快落地。”相应的政府规章也做出了重大调整,2017年12月-2018年2月,原银监会连续修订《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对外资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代客境外理财托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被清算的外资金融机构提取生息资产等业务由此前的审批制改为报告制。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中资银行和资管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约束。另外,银保监会还废止和修改了关于外资限制的部分规章。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在信用评级、银行理财、养老金管理、货币经纪、人身险、保险资管、保险行业准入、债券承销与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放宽了股比限制或准入条件。
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行加大了金融各条业务线的竞争强度。伴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加大,国内金融机构在“鲶鱼效应”的影响下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力。对银行来说,利率市场化的加速会更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银行业的竞争。面对外资行多元化的业务布局以及国际业务的多年深耕,国内股份行需要加快自身转型步伐,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还需加快多元化与国际化业务的进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长与蜕变。
 
3.2 中资行在国内市场存客源文化优势,业务多元化与投资国际化外资行占优
 
面对在外资行准入门槛持续放低的环境下竞争加剧的格局,中资行也并非没有优势。星罗棋布的子分行、高度黏性的用户群以及熟悉的文化与政策环境都是中资行相对于外资行的优势。而在业务创新与国际投资等领域,中资行则处于相对劣势。具体到股份行,在发挥优势的同时还需要补齐业务多元化与投资国际化的短板。
 
中资银行在全国范围的分支机构为数众多。特别是国有大行,不仅布局广泛,而且深入县镇农村,分支机构数近7万家,占全部银行金融机构的40%左右。股份行由于规模小于国有大行,且机制灵活,主要分布于大中型城市,且按照业务量大小设置分支机构,经济发达地区分布集中,分支机构超1.5万家,占全部银行金融机构的10%左右。而外资行在国内市场分布数明显偏少,拥有国内网点最多的外资银行机构之一的东亚银行在国内也仅拥有100个分支机构左右,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占全部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不足1.5%,与国内银行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决定了中资行在零售业务的开展上具有明显优势。
 
国有大行与大部分国有企业与大型机构的合作长达数十年之久,相互熟悉与信任度较高,这也导致大多国有企业与大型机构作为国有大行的用户具有较强的黏性。股份行通过重点布局与多年经营,也与部分大中型企业和地方机构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也具有一定的黏性。而外资行由于此前业务限制较多,且经营风险大于中资行,所以并没有积累太多用户群体。近期准入门槛虽然放低,但是由于缺少存量用户的积累,新增用户面临的竞争强度较大,所以在用户黏性这方面较中资行有较大落差。
 
对文化与政策环境的熟悉是中资银行的另一大优势。经过数十年的磨砺,中资银行对国内市场的熟悉程度非外资行可比,无论是机构业务还是个人业务,中资行都建立并完善了整个服务体系。从用户情感和倾向度来看,国内机构与个人用户对中资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从管理架构上看,中资行在国内开展业务一般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效率与执行力上也高于外资行。另外,由于国内政策环境与海外存在一定的差别,中资行对政策的敏感度与对政策环境的适应能力也非外资行可比。
 
上述优势的存在并不会使得中资银行在国内市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由于利差收窄而面临利润的挤压,银行各项业务的竞争强度也会加速抬升。而外资行在综合金融的多元化业务与国际化投资业务上积累数百年之久,分布也基本覆盖全球,在上述领域,无论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与外资行相比都存在明显不足。在国内用户对多元金融以及国际化投资需求激增的环境下,中资行需要加紧布局相关业务,补齐短板。
 
四、股份行转型立足多元化,择机进行国际化布局
 
就股份制银行而言,其在面对外资行准入门槛放低带来的竞争压力可能更大。这与股份行在机构分布、用户黏性以及政策敏感度不及国有大行有关。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股份行转型应更加重视多元化业务与国际化拓展的机遇,同时也应规避一些风险。
 
4.1 循序渐进实施多元化,监管体系需跟进完善
 
从欧美日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银行业务的多元化依赖于两个方面——市场需求提振与放松监管。但是监管的过度放松又会导致监管体系的落后与银行业务多元化快速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就我国银行业而言,由于当前正处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且证券、信托业务与银行业分离,所以我国银行多元化的方向更多是在为企业与居民的一体化综合金融需求提供服务上。
 
由于居民部门对存贷、保险、基金、证券等多种业务的需求一直存在,且日益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加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存在,且近年来更加凸显。在该背景下,作为一体化综合性金融服务的零售银行前景可观。目前,股份行中以招商、平安、光大、中信、民生等银行零售业务相对领先,与国有大行及外资行相比也不遑多让。
 
另外,我国房地产中长期机制即将落地,房地产暴利时代行将结束,在居民房贷需求逐渐回归理性的背景下,居民理财需求将持续增长。如何匹配居民各层次风险偏好度的理财需求也是股份行近几年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银行理财业务面临重大转变,此前以委外投资为主的模式将转变为通过理财子公司进行独立管理。在国有大行与股份制银行纷纷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同时,外资参股设立理财子公司的放开一方面增加了理财子公司的竞争强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刚刚诞生的理财子公司带来国际经验。如何确定理财子公司的运营管理模式是各大银行近年来的重点任务之一。另外,近期银行代销理财产品而暴雷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在合规的基础上将证券产品融入理财,并通过不同风险评级给予多样化的金融理财服务也是各大银行需要考虑的问题。
 
由于零售银行与理财业务面临着庞大数据的归类梳理与探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应用也成为了银行开展多元化业务的必备工具。由于我国在上述领域进步较快,已成为上述领域全球领跑者之一,所以提前在上述科技领域有布局的招商、平安、光大等股份行将在未来的零售银行与理财业务的转型过程中率先受益。
 
除此之外,在证券、信托与银行的交叉业务上,包括股份行在内的中资银行相较外资行有较大差距。这首先需要监管层在相关领域的限制有所放开,以给予股份行在内的中资银行先行先试的机会。而中资银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应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同时,为了避免美欧大行过度多元化进而导致的潜在风险,监管还需要对逐步放开的新兴业务进行密切跟踪,并根据情况适当完善相关的监管体系,使得银行多元化业务得到稳步推进。股份行在开展多元化业务的同时还应主动防范风险,建立统一的风控机制,对重大项目需要双线或多线进行审批。
 
4.2 “一带一路”与RCEP提供机遇,有的放矢进行国际化布局
 
与国内机构数方面中资银行数碾压外资行数对应的是,海外机构数方面中资行则大幅低于外资行。与国际大行早在数百年前就开始国际化布局相比,中资银行海外布局可谓迟缓。截至目前,中资行海外布局最广的主要是国有大行,而股份行海外分支机构较少,且主要分布于中国香港。
 
虽然当前股份行的重点仍是巩固并扩大国内市场,但国际化布局也需要推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与投融资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从外资行国际化布局的历程可以看出,银行业国际化布局是基于深厚的国内市场,由跨境贸易与投融资需求所激发的,且会随着本国经济的起伏而波动。另外,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需要对目标市场的重大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否则可能遭到重大的投资损失。
 
当前,我国的“一带一路”已全面推进,由于沿线各国分化较大,部分国家在重大基建项目上所需的投融资需求甚多,缺少融资渠道但本身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项目并不在少数,股份行可以在帮助沿线国家的项目融资的同时,积极在相关国家布局分支机构,以此为起点进行国际化布局,这不仅有助于相关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建设,还能够给国内企业与居民提供好的合作与投资机遇。
 
另外,包括中国、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能即将落地,这将给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打开新的局面。伴随着RCEP内部跨境贸易与投融资需求的激增,国内股份行的国际化可以在RCEP成员国先行布局。由于RCEP成员国拥有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并覆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与澳洲等地区,占亚太地区大半,在上述国家进行布局还可以积累国际化的重要经验,以便未来将布局范围扩展至全球。
 
同时,为了防范出现海外市场开拓与国际化投资的重大风险,监管层也要对监管体系进行完善,以能够对潜在的国际化风险进行排查和预警。
 
整体来看,股份行当前国际化布局应注重以下五点:
 
第一,以国内市场为根基与重点。美欧日大行国际布局之前已在本土市场建立深厚的基础,当前国内股份行的重心仍应放在国内市场,对私业务上主要是零售银行与多元理财两大业务,对公则主要是多元融资与投行业务。只有具备了在国内市场深厚的积淀,才能在国际化过程中拥有持续的动力。
 
第二,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地进行国际化布局。欧洲大行虽然最早进行国际化布局,但德银由于过度激进而身陷诸多诉讼与制裁之中,无奈只能采取收缩战略;而美国大行虽然国际化布局较晚,且起初多着重于传统业务,但花旗等美国大行能够因地制宜,根据目标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相符的业务规划,从而能够持续深化全球布局;日本大行在初次国际化败北后收缩战线回归本土,但是抓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欧美大行战略收缩的时机果断重启国际化,三菱日联等大行积极采取并购策略,适时在美国等发达市场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开拓进取,成功在相关市场站稳脚跟。我国股份行在进行国际布局的时候切忌盲目激进,在时机到来时应果断进取。同时,针对不同国家,股份行应根据各国具体发展阶段与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布局。当前,“一带一路”与即将结束谈判的RCEP就为股份行国际化拓展提供了较好的先行布局积累经验的机会。
 
第三,有的放矢进行国际化拓展。在国际化初期,全面大规模进行海外布局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全球银行业背景下并非理性选择。有的放矢地在目标区域进行重点布局才是合理选择。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大行,在国际化初期均选择了主要贸易合作方或增长前景较好的市场作为目标区域。我国股份行在国际化初期可以选择与我国贸易规模较大的美、欧、日等发达市场进行传统业务的布局,并在东盟、俄罗斯、中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进行多元化业务的布局。在取得阶段性进展并积蓄力量后再逐步扩大国际化布局范围。
 
第四,提升效率,合理利用资本金。国际化进程对资本金的要求较高,且无论是并购还是设立分支机构,都需要较高的资本金进行支撑。德银就是因为过度消耗资本金的背景下激进扩张导致违反诸多条例,进而受到多国制裁罚款,且诉讼缠身。而日本大行则是由于对资本金的合理利用才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国际化布局,并在部分业务上可以与美欧大行一较高下。我国股份行在国际化过程中除了布局传统业务外,多元化业务应将重点放在资本利用率高且资本消耗较少的零售、交易与资管等业务领域,并构建零售业务网络与综合金融的业务模式。另外,还需要设立专门的公司或部门来对全球范围的分支机构进行统一的平台化管理,以提升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
 
第五,通过业务创新使得用户来源多元化。在国际化初期,一国银行的主要客户集中于本国或与本国贸易往来频繁的商业主体上,欧美日大行皆如此。但是随着国际化的推进,客户来源与结构的过度单一化将造成较大的潜在风险,客户来源的多元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国股份行在完善业务多元化的同时,还能够加强与当地银行的合作并开展因地制宜的创新业务模式来吸引各类客户,并从与中资企业联系紧密的当地企业入手,发展海外客户,使得客户结构多元,进而降低潜在风险。
 
注:本文为平安证券宏观团队“新时代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系列研究”之三,欢迎转载,但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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