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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外需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内市场增速明显,消费增长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内挤外压之下,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然选择。
 
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着行政管制、各自为政的竞争发展格局,以省域为界的发展思路引发了诸多问题,各地之间发展不均衡更是引发全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张明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带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性变化、重组生产资源和资本要素,释放新增长潜能。
 
张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明及其研究团队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尤其是在新型国际形势下的风险、机遇等,做出了多次有前瞻性的分析和预判。
 
2021年,张明与团队出版《五大增长极》一书。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张明和团队就开始就新时代中国区域一体化进行深度研究,尤其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部三角、西三角是当前中国最富增长潜力的五个经济区域,出版了多部在市场上引发关注和影响的报告。
 
中国五大增长极的优势与不足
 
FT中文网: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五大增长极》?
 
张明:你看我这本书的封面,用“弯弓搭箭”这个比喻就把五个区域联系起来。
 
弓背是三个城市群组成,由北到南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中间的那支箭自西向东则是西三角、中三角,以及与弓背交汇的长三角。这五个城市群构成了中国经济最具增长潜力的五个区域。
 
区域先行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策略之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很可能就是代表这五个核心区域的五个城市三角形。无论增长动力还是投资领域,市场与投资者都应该集中关注这五个城市三角形。
 
FT中文网:五大发展区域,您最看好哪一个?
 
张明:我最看好的是粤港澳大湾区。该区域有三大优势。
 
首先,这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有异议。市场化程度高、服务型政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优势,这就意味着市场效率高,这是商业繁荣的基础。
 
第二,经过几十年发展,粤港澳区域已经把科技和金融这两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充分融合协调,两者之间可以形成市场合力。在这里有你能想到的一大批中国的优秀高科技企业,还有深交所,由此建立的多层次融资市场,帮助不同程度的企业发展,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
 
第三,这也是其他几个区域没有的优势,香港和澳门的加入使得这个区域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拥有一个完善的离岸金融市场,亦是吸引国际资本进入的最佳跳板。同时,香港拥有亚洲最好的教育资源之一,众多高校培育了大批高水准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深圳的一个短板,就是我接下来要讲到的教育。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明显,但也有几个方面需要提升。
 
首先就是我刚提到的教育资源,以及医疗资源等公共产品。虽然这些年深圳引入了很多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但源自深圳的顶级高校尚未出现。我把粤港澳大湾区跟硅谷湾区对标,两者有很多相似性,但其中一个明显差别就在于高校资源,后者的繁荣与斯坦福大学等顶级研究型高校的成功、以及围绕斯坦福生长出来的风险投资生态密不可分。
 
这个地区另外一个情况是核心区域发展很好,但是外围区域发展层次较弱。相较于长三角均衡发展,广东的粤北和粤西等地区现在仍是欠发达地区。从卫星上看夜晚的中国,只有长三角地区夜晚灯光分布均匀,整个区域都是明亮的,珠三角则是沿着珠江和沿着海岸线的方向灯光明亮。京津冀对比更明显,只有北京和天津两个区域格外突出。
 
如果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能够得到改善,粤港澳大湾区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三,我认为是潜在隐患,就是深圳的房价。过高的房价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能够在这里发展的企业只有两类:第一是金融企业,第二是发展到巨头的科技企业。房价过高,影响最大的就是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
 
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深圳的城中村其实是深圳的资产,而不是负债。它为很多来深圳的年轻人提供了立足之地,同时也降低了很多中小型公司的成本。
 
对于深圳而言,某些热点区域高房价不可避免,少数人的确有这个购买力。同时,深圳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为更多人提供价格适中的住房,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深圳的竞争力,帮助粤港澳大湾区获得更大发展。
 
FT中文网:怎么看长三角发展?
 
张明:长三角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我之前提到的区域发展均衡,而且浙江的均衡程度、一体化程度又高于江苏,所以中央把共同富裕示范区给了浙江,也是颇有深意。
 
一方面,未来15年,共同富裕将是未来中国的一个核心词汇。另一方面,长三角是中国唯一一个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旗鼓相当的区域。江苏和上海是国有经济更胜一筹,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势头更好,综合一下两者都不错。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是民营经济的天下,而京津冀则是国有企业优势明显。
 
另外一个特点,也是长三角的短板,那就是这里孕育出了一大批民营企业,但是却没有像粤港澳大湾区一样,成批地生长出很多世界级的公司,阿里巴巴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代表。
 
这里有很多原因,我想特别提到一点:那就是省际竞争。你看粤港澳大湾区,除了港澳之外,剩下其他的城市都在广东地区。这里没有省际竞争,其他几个区域都是横跨几个不同的行政省市。现在我们考核省委书记的KPI很重要一点就是当地GDP,那么每个省当然会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跨省融合并不容易。
 
但它的优势是发展均衡,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齐头并进,为接下来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另外,长三角是中国产业配套最完整、产业链最密集的区域,所以这里是中国推动内外循环的示范区。
 
接下来为推动共同富裕,在这个区域将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都让人非常期待。
 
FT中文网:怎么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张明:京津冀的问题在于,北京优势太明显了,虹吸效应导致河北发展相对落后,而国有企业优势明显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不足。
 
但这里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优势,
 
第一是政策优势明显,资源调配能力强;
 
第二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丰富。全国最好的高校1/3集中在这里,三甲医院的数量也是全国前列。但可惜的是北京的公共资源优势并没有向外扩展。
 
雄安可能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新突破口。雄安的功能之一就是疏解北京的大城市病,把一些非首都功能搬迁过去。随着更多的国企、学校和医院疏解到雄安,进而带动河北的发展,只有河北发展起来了,京津冀的未来才能更有吸引力。
 
FT中文网:怎么定义中三角?为什么选择了郑州、武汉和合肥三个城市?
 
张明:这三个城市都因为高铁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郑州和武汉曾经是中国交通大枢纽,但航空时代使他们的优势下降。合肥过去的交通枢纽角色不突出,没有占据任何交通要道,靠不上京九线也离长江很远。但这三座城市因为高铁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它们是为数不多拥有米字型高铁的城市,是高铁最密集的城市,它们之间距离也不远。
 
更重要的是,通过它们可以链接其他几个城市群。中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大通道,也是生产网络当中重要一环。
 
对民众而言,这里房价适中、教育和医疗资源丰富。除了郑州稍微差一些之外,武汉和合肥都是教育重镇。武汉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相当于武汉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大学生;合肥的实力也很强,中国第三个国家科技城市,它现在也是网红城市,新能源汽车的重镇,在这里产研一体化是趋势。
 
怎么样留住年轻人,吸引更多人才来到这里,是这个区域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
 
FT中文网: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区域,怎么看西三角的发展?
 
张明:长期以来,成都和重庆都是西部地区的核心城市。对于第三座城市,我们在西安和贵阳之间考虑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西安。因为西安拥有非常优质的教育科研资源。
 
西三角三大优势:第一是可以辐射整个西部地区;第二是这里的教育、科研水平都很高,它们完全可以排进全国前十,总体比较强;第三就是人力成本相较于其他几个区域要低很多,可以很好对接从粤港澳和长三角溢出的产业;同时,人的幸福感也很高。
 
但整个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大,尤其是落后地区不少,西三角在探索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辐射这些地区,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如何避免不同区域之间差距过大?
 
FT中文网:五大城市群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这些城市之外的地区呢?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张明:我们有三个纬度来分析中国。
 
第一个是瑷珲-腾冲线。这样五大城市群都在东南部,西北一个都没有;另外一个是几何中心线。沿着中国地图中心线拦腰一切,占据中国50%版图的西部就只有西三角一个亮点。第三个是秦岭淮河分界,只有京津冀在北边,再加上郑州和西安的一部分。
 
现在摆在政府面前有两个难题:第一是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让经济要素按照需求向五大区域积聚,那么未来中国的不同区域差距会很大,也许十五年后我们看到的中国就跟今天不一样;
 
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出手干预,让资源要素都留在当地,不能自由流动,那么中国继续成为割裂的大市场,各地都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从而变成了“低水平均衡”。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会倾向于让资源要素更加市场化的流动。另一方面重点改善中国农村的发展。
 
中国目前贫富分化最重要的一块还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民生差距大,那么农村问题怎么解决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五大城市群的发展。究竟是希望这些人都留在农村,大力振兴乡村,还是说鼓励这些人往五大城市群聚集?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人都是趋利的动物,他总愿意去对他更有利的地方。与其花大力气把人都留在农村,不如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进行城市化,农村人口少了,自然生产效率和科技水平就会提升,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
 
当然,想要让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农地改革,推动农地流转等配套改革,使他们具有财产性收入,从而推动这部分人口收入增加,会缓解贫富差距。
 
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同时,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收入分配失衡。增收财产性税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包括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可能相继提上日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想带动更多人实现共同富裕,没有转移支付是做不到的。
 
注:本文为FT中文网记者戈杨对笔者的访谈文章,已经笔者本人审定。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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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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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Asset Managers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与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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