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外人看来，前段时间温州企业家的纷纷跑路与跳楼，主要原因是温州地下融资链的断裂。借高利贷的，还不起钱，结局自然不是跑路就是跳楼，正所谓出来混的，一定要还。然而，温州还有很多企业家，跑路与地下金融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正规银行融资惹的祸。而且这些企业家，尽管跑路的结局相同，但跑路的原因迥异。正如托翁所言，幸福的企业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企业各有各的不幸。列位看官，且容我一一道来。

A企业是最传统的企业了，做服装，绝大部分单子出口。过去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从需求层面看，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爆发，造成最主要出口国美国与欧盟市场不断萎缩，需求持续疲弱。从供给层面看，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且升值幅度难以预测，不能在合同中充分规避汇率风险；贸易融资变得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切均造成A企业生产成本显著上升。由于服装行业是买方市场，A企业难以将成本上涨全部转化为价格上涨（这会造成出口额显著下降），因此A企业不得不以压缩自身利润空间为代价，依靠自身消耗掉一大半成本上涨。2013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格外坚挺，这对A企业对美国之外的市场出口大幅下滑，由于不能获得足够利润，A企业不能按时对银行还本付息。无奈之下，A企业关门大吉，甲企业家跑路了。

与A企业相比，B企业在过去10年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由做服装转为做机电产品，且出口市场已经由欧美多元化到全球各地。因此，无论是欧美增长疲软，还是国内要素价格上涨，对B企业的冲击都远远低于A企业。那么，B企业的老板乙为什么也跑路了呢？

故事要追溯到两年前。当时，中国经济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增长率显著下滑。为提振经济增长，政府放开了信贷闸门，鼓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商业银行戊的信贷经理找到B企业老板乙，苦口婆心地劝B企业多贷款。老板乙看到贷款利率的确很低，抵抗不了诱惑，从商业银行戊借入大笔资金。由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用不了这么多钱，因此老板乙将大部分银行贷款资金，投入到温州的房地产市场，购买了多套住宅与商铺。随着温州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老板乙获得了可观的账面财富。

遗憾的是，在温州房价最高点时，老板乙没有将投资变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开始上升，银行的风险控制开始加强。尤其是2013年上半年，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商业银行纷纷开始收缩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贷款。因此，商业银行戊开始对B企业施压，要求B企业提前偿还银行贷款。不幸的是，此时，温州的房价已经显著下跌，且交易量急剧萎缩。为偿还银行贷款，老板乙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出售房产，从而导致企业出现显著亏损，老板乙不得不跑路。

如果说A企业老板跑路是因为经营出了问题，B企业老板跑路是因为投资出了问题，这都还有情可原。那么C企业老板跑路就变得令人难以理解了。首先，C企业经营没有任何问题，与B企业相仿，C企业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由低附加值的服装鞋帽转为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其次，C企业老板丙生性谨慎，没有过度借入银行贷款投资于资产市场。因此，与A企业和B企业这两个坏企业相比，C企业应该算是非常好的企业了。那么，为什么C企业的老板丙最终也不得不跑路了呢？

问题出在一年前。一年前，银行的放贷意愿依然强烈，但放贷标准已经收紧。因此，A企业仅凭自身已经难以获得银行融资。因此商业银行庚的信贷经理将A、B、C企业的老板甲、乙、丙召集到一起开会，苦心婆心地劝三家企业用联保的方式获得融资。这样，不仅资质较差的A企业能够获得融资，资质较好的B企业与C企业也能降低贷款成本，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因此，尽管之前互不认识，三家企业还是乐呵呵地签署了联保协议，三方各向商业银行庚借款1000万人民币。

对C企业来讲，过去半年里，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首先是A企业在内外冲击下大幅亏损，老板跑路；其次是B企业在房地产投资方面遭遇巨大亏损，不能还本付息，老板也跑路了。尽管C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经营行为稳健，并未投资于资产市场，但现在，商业银行庚要求C企业同时按期偿还三家企业所有借款，否则就要告上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在悲催的联保协议下，C企业老板丙尽管满腔悲愤，最终也不得不跑路了。

吊诡的是，曾几何时，联保互保被认为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自发创新，这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然而一旦发生系统性冲击时，联保互保却沦为惩罚好企业的恶机制。这不由得不让人深思。

2012年至2013年上半年，这样的故事反复在温州上演。更令人遗憾的是，故事尚未结束。据说，在2013年下半年，更多的温州好企业，将在联保互保的阴影下继续倒下。企业与银行都成为了输家。那么，谁从这样的游戏中获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