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世界经济的滞胀时期与长期性停滞时期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通胀高而后者通胀低，而高利率本质上是高通胀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全球通货膨胀率自2022年开始显著攀升？从供给侧来看，这与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价格的扰动、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对进口商品价格的抬升密切相关；从需求侧来看，这与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各国实施的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直接相关。从更深层次分析，世界经济进入滞胀时期，与全球化遭遇逆流密不可分。全球化退潮会阻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进而导致增长放缓、通货膨胀上升。

展望未来五年，笔者的基本判断是：世界经济的滞胀状态大概率将延续，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主要因素。

一、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第一，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继续遭遇逆流。从全球贸易增速来看，2008年与2018年是两个明显的增速拐点。1990—2008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达6.7%，显著高于3.6%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速；2009—2018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回落至3.4%，与3.3%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基本持平；2019—2024年，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2.3%，明显低于2.9%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速。贸易全球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未能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内部实现相对均衡的分配，社会中低层蓝领工人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损者，而相关获益者并未对受损者进行充分的利益补偿。全球化受损者的不满情绪被民粹主义者煽动，成为推动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的重要原因。

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三年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刻调整，诸多发达国家着力推动产业链向“更短、更近、更可控、更多元”转型。例如，部分发达国家推行所谓的“中国+1”战略，试图在中国之外建立替代性核心节点；又如，美国政府更是提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政策主张。迄今为止，尽管真正意义上的“脱钩断链”尚未发生，但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碎片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产业链的区域化与碎片化在带来冗余性与弹性的同时，也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商品价格抬升，进而造成相关福利损失。

第二，地缘政治冲突易发频发，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与此同时，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红海安全危机、美以打击伊朗等各类地缘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美国日益内顾化、孤立化与民粹化，未来国际社会将陷入动荡。例如，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美国将整个西半球视为“自家后院”，宣称绝不允许其他大国“染指”，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地缘冲突的根源。2026年以来，美国派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并拘捕总统马杜罗，特朗普还试图强行“收购”格陵兰岛，以及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此类行径严重违背国际法准则，破坏现行国际秩序。此外，美国从欧洲与中东等地区的“战略性撤退”，也将给这些地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地缘局势动荡。

地缘政治冲突将通过多种渠道冲击世界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会造成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进而直接冲击世界经济。例如，如果未来美国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那么全球油价、有色金属价格、粮食价格均可能出现异常波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会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作用于金融市场。近期黄金价格屡创新高，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能够有效对冲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的资产种类十分有限。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可能严重削弱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进而导致美元汇率在中期内显著走低。

第三，大国博弈加剧给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当前，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大国博弈在多个层次与维度进行。国际关系领域有“三个三角”的说法：从世界经济维度看，存在美国—中国—欧盟的三角关系；从世界军事维度看，存在美国—中国—俄罗斯的三角关系；从新兴市场增长维度看，存在中国—印度—东盟的三角关系。上述三个三角关系，既会在各自内部展开博弈，也会在彼此之间进行互动。各方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权衡利弊，根据自身利益决定与他国的亲疏远近关系，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利益均衡。大国双多边博弈的持续性、多变性与复杂性，将持续给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与投资决策。

无论美国国内政局如何演变，其遏制打压中国的趋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不过，特朗普第二任期表现出强烈的“交易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例如，短期内中美关税战可能暂时平息，两国货物贸易与跨境直接投资也可能有所恢复。但总体而言，中国必须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有清醒认识，始终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综上所述，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继续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冲突易发频发、大国博弈加剧，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五年世界经济的灰色基调。世界经济增长将依然承压，全球通货膨胀率短期内难以回落，世界经济大概率依然会处于滞胀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与长期性停滞状态相比，滞胀状态下高利率与高政府债务的兼容性较低。换言之，若利率持续处于相对高位，政府债务高企国家的财政与债务可持续性更令人担忧。例如，当前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双赤字”（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与“双债务”（国内政府债务与海外净债务）的担忧日益加剧便是明证。又如，随着日元大幅贬值，日本正面临较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在此压力下，日本央行可能被迫加息，而国内利率上升将使日本巨额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演化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这轮科技革命的成果能否尽快落地，真正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催生新一轮经济繁荣，终结世界经济的滞胀状态仍不确定。笔者认为，科技革命推动经济繁荣的可能性虽存在，但不宜过于乐观。一方面，技术本身的演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即便技术真正落地，受益的也可能是少数国家，期待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向全球多数国家扩散过于理想化。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未来五年外部经济环境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第一，在外部环境风高浪急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坚定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包括推动扩大内需与消费升级、助力国内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换言之，要用内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第二，中国应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良性互动。在贸易层面，一方面要更好地把握对外贸易与企业“出海”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要扎实做好“出口转内销”工作，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在金融层面，应进一步加快国内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开放进程，支持更多中国金融机构开展全球经营。在开放布局层面，应充分依托国内自贸区与自贸港，结合各片区资源禀赋，先行先试差异化政策举措，并推动各片区形成协同效应。

第三，中国应持续大力支持中国企业“出海”，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所在区域全方位拓展，同时应更加重视GNP核算工作。在推动企业“出海”的同时，需防范国内产业空心化问题，更好统筹企业“走出去”与向国内中西部布局的发展节奏。随着美国推行“唐罗主义”，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的布局可能遭遇较大冲击，对此应尽快谋划应对举措。

第四，中国应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重点推动大宗商品领域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向全球投资者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安全资产，构建自主可控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体系。

第五，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更好地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治理赤字。中国不仅要支持和维护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现行国际多边机制有效运转，而且应加大力度推动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由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机制和平台的建设与发展。

第六，中国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发展才是最大的安全，没有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安全；另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发展就会受到各类不确定性的干扰，其速度与可持续性均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政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举措。此外，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