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施展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1、历史学家不仅要把“此刻”记录下来，还要在历史中找到那些构成记忆节点的“此刻”，为它们赋予统一连贯的意义，让它们构成我们的“历史”，构成“我们”；在灾难之时，为这个民族埋下他日能够精神涅槃的种子。

2、应对突发风险的正确姿势，是让专业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

3、全社会拥有基础共识，这是现代风险社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前提。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基础共识，对法律的正当性的共识就会破裂，一般的合作规则也就失效了，最终只能依靠暴力来维系秩序。所以说，基础共识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4、在有共识的情况下，人们的争论首先是基于逻辑的，是尊重知识的。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迭代演化、风险社会的自我升级。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

5、舆论场中共识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丧失。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社会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习惯于与不同观点共存、辩论，在辩论中突破自身观点的偏狭，完成共同体意识的更新。

6、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7、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还带来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在其中进行公开的交往和辩论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他们在交往及辩论中，都是带着多重身份属性的。

8、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而且由于多重身份属性的存在，人们也通常会主动节制情绪的宣泄，不会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地站队。人们之间即便有争论，也会更倾向于从逻辑出发，而不是从立场出发，讨论就更容易具有建设性，也更有可能达成基础共识。

9、算法的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人们不再习惯于与不同的观点共存，而是更愿意待在自己所熟悉、喜欢的信息茧房里。

10、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

11、过去的公共空间所设定的议题没有了，世界就直接以公共事件来狠狠地刺痛所有人，让人们被迫走出茧房，重新进入同一事件场域。

12、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潜意识，情绪会迅速取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需本来未必那么坚定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进入更加撕裂的状态。

13、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

14、信息茧房在当下就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它会导致人们经常用情绪替代理性，用观念遮蔽现实，当下社会中的各种撕裂，都与此有着很深的关系。

15、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一切都必须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判，应当以政治空间为单位来观察和思考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各种问题。这种思维方式会让我们本能地把各种问题都封装在一起进行思考，政治空间则是用来封装这些问题的外壳。我把这种思维称之为“封装式思维”。

16、民族主义封装式思维，对内要从观念上把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给化约掉，形成相对均质化的社会；对外要从观念上强化本国和外国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不可通约。

17、意识形态的“主义”提供价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直接说清价值方向。

18、目标要想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动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人奋不顾身，理性则会让人认真地计算。

19、“极端民族主义”和“抽象世界主义”是互为镜像物的。

20、中国的规模决定了它是世界秩序的自变量。

21、超大规模国家可以参加世界的底层秩序的博弈。

22、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遵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执行规则。在国际秩序中，有能力执行规则的，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因为它们的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压倒性的优势。

23、和一般的国家不一样，超级大国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博弈。一个层面是，它们彼此之间会激烈竞争，这些竞争经常是不受那些表层规则约束的。这就是底层秩序的博弈。另一个层面是，超级大国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接受表层秩序的规则约束，因为这样在其他国家面前才有权威，更容易让它们支持自己来做规则执行人，从而在底层秩序的博弈上更有优势。但是，一旦设计根本性问题，超大规模国家就不会顾忌那些表层规则的约束，并且它们要是搞起事情来，也没有谁能真正约束住它们。

24、在国际秩序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会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对表层规则的遵守，经常会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25、因此国际秩序分为两个层次，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或者说自变量层次和因变量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起来理解。

26、中国只有在成就世界时，才能成就自身。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维护世界秩序才能实现。作为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在一种世界主义的格局中才能得到落实。

27、过去三十年来国际经济上发生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

28、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很具体地体现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珍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会怎样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29、当各国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还在的时候，人们都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可一旦基本信任关系被破坏，人们就会转而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

30、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这样之后才能重建并保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同时仍然获得世界的信任。

31、西方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和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者的时间耦合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在21世纪如此高速地增长。而在这个解释框架里，很多人常说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仅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32、外包业务的承包方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效率和谈心这两个要求。中国则同时实现了这两个要求，方法是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和弹性放在不同的位阶上。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作为极为基础的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被拆解到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这样一来，高度专业化的单个中小企业保证了效率；通过中小企业不断动态重组相互间的配套关系，整个网络又有了弹性。

33、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了一个反向的历史进程。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是工业化引导城市化，而中国土地财政的逻辑是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先把开发区建设起来再说。

34、中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从开商场的战略格局出发，主动为已经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

35、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成文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成文法对法律的发明，就是通常所说的立法。立法机构以一些基于理性推导出来的理念、价值为基础，依照一整套法学思维方法，制定出非常整齐划一的、具有美感的法律。习惯法则主要是案例的堆积。

36、普通法经过这样不断抽象提炼的过程，逐渐就只剩下程序正义了。成文法系就不一样了，它会承诺实质正义。

37、普通法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成文法国家多半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

38、在非创世论背景下，既定的命运是主宰，个体要顺从命运；在纯粹的创世论背景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才是主宰，它赋予个体以自由意志，个体要去主宰、创造自己的命运。

39、清教伦理下的政治一定是个人主义的，而非集体主义的。这种个人主义不承认“民族”“国家”之类的东西会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只能来自上帝对个人的直接赋予，个人是独立地对上帝负责、对自己负责的。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责任不指向任何特定的族群或文明，只指向上帝，它会表达为一种可以超越任何疆界、任何人群的普遍价值。清教政治伦理将世界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来看待，个体才是权利的基础，国家则是个体聚合在一起，用来为每一个个体服务的工具。

40、这与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和道德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族主义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不可被还原的国际法实体组成的，每个国家都以其命运——传统或曰民族认同为基础，个体要从属于国家、民族。

41、清教徒的这种立国精神，使得美国的国民具有强烈的国家道义感，而这种道义感又可以与对本国政府的高度不信任相结合。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在清教政治伦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深刻理解。

42、基辛格对核威慑战略的研究堪称经典。他提出了威慑所必备的三要素：实力、使用实力的决心，以及对手能够意识到你的实力和决心。这三点缺一不可。

43、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是少有的同时拥有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的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依托的是蒸汽机技术和工厂化组织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托的是重化工业技术和大财阀组织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依托的是电子技术和跨国公司组织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依托的是信息技术和分布式组织技术。

44、中国在重化工业和电子技术产业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性优势，但是在信息技术产业上则并无此优势，而是与美国各擅胜场，倘若没有更大的开放力度，未来还有可能局部失去已有的“胜场”。

45、从长远看，国际性数据公司未来必须超越主权国家秩序、去国家化，才能确保其数据能够中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