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县乡生活》这本书由30余篇短篇调研报告组成，分为“过日子”、“流动生活”、“消费变迁”、“婚难时代”、“小镇青年”、“老龄社会”六章。以下读书笔记均为笔者对原书内容的摘录，并不代表笔者必然认同这些观点，也不代表这些观点必然是县乡生活的主流形态。不过，这些调研报告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值得有关各方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剧变》，吕德文、胡晓映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版。

1、乡土社会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在经济上，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家庭再生产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二是在社会上，人们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建立了家族和村庄共同体，并以此规定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三是在政治上，农村普遍存在地方性规范，自下而上的地方性规范和自上而下的国家规则相互交织。

2、大部分一代农民工还是会选择返乡退养。绝大多数一代农民工还保留了农村的退路。

3、在城乡社会中，乡土社会和都市社会两种社会形态并存，人们在两个生活系统中穿梭。尤其是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一方面保留了村庄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嵌入城市的生活系统中，践行新生活方式。

4、城乡生活方式正处于迭代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向市民化转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买房、拥有小汽车等交通工具，农民的生活方式逐渐都市化。另一方面，数字生活推动了城乡生活方式迭代，使得城乡生活方式逐渐趋同。随着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各类数字平台向农村下沉，城乡居民数字生活的代差逐渐减弱，二者同步经历了数字生活革命。

5、网络购物的流行和数字购物平台下乡的背后，是城乡之间高度融通的物流体系。

6、城市和农村的单身情况有显著不同。城市社会是普遍的男性青年和女性青年晚婚的问题，乡村社会则是普遍的男性青年面临终身单身的问题。在30岁以上的乡村未婚男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的对象，极有可能面临终身不婚的风险。

7、客观上，当代青年能否过上有质量的都市生活方式，以及可否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取决于其父代家庭的支持力度。

8、农村年轻躺平青年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极其贫乏，社交比较封闭，大都在社交网络或网络游戏中寻找意义。他们的消费主要花在网络直播和网络游戏中，衣食却很简单。

9、“断亲”现象正在农村蔓延。对返乡农民工而言，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人情交往的任务。因此，人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窄，人情交往从五服、三代亲戚的交往范围，越来越收窄到亲兄弟姐妹的交往范围内。

10、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庭都不再是共同体，而更像是合作社。因此，哪怕是组建了家庭，人们也习惯于将个体体验凌驾于家庭事业之上。夫妻双方一旦无法合作，便会选择离婚。

11、农村正在形成自养秩序。老人往往独居，依靠积蓄和力所能及的劳动所得自己养活自己，他们的生活原则是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中年人则在退养阶段继续从事高强度劳动，因为他们需要继续支持子女的城市生活，还要为将来的养老生活做好准备。年轻人则对养老没有太多概念，他们的重心在于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无暇顾及养老责任。

12、缺乏经济物质资源、缺乏精神慰藉、缺乏日常照料成为乡村社会养老面临的普遍问题，各种病痛则构成乡村社会养老面临的突出问题。

13、这些年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种以孙代养育为核心的家庭秩序已经形成，核心家庭的主要资源要集中于孙代养育，这导致初代老年人所获得的代际反馈不多，因此出现了养老困境。

14、农村养老主要由三种类型构成：一是“自保式”养老，很多老年人背井离乡在外务工多年，在完成家庭任务后存一些养老钱度日；二是“自杀式”养老，极少数老人因遭儿女嫌弃，生病后选择了喝农药自杀；三是“寄宿式”养老，兄弟关系破裂导致部分老年夫妻只能分别跟着不同子女生活，或是轮流在几个儿子家居住。老年人的年龄越大、疾病越是严重，后两种养老方式就越是普遍。

15、由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不匹配，城乡生活方式迭代让进城农民面临进退失据的伪中产生活陷阱。

16、在县城买房的农民中只有30%左右的农民在本县市就业，剩余70%左右都不能在本县市就业，只能到外省市或者发达地区去寻求工作。

17、农村老人在家务农、年轻男性劳动力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妈妈在县城陪读的“一家三制”格局，在农村地区并不罕见。

18、伪中产生活陷阱的一个后果是家庭危机凸显，农民家庭日益脆弱。在城镇化生活方式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家庭生活压力增大，农民家庭风雨飘摇，离婚率日趋上升，家庭的完整性越来越差。

19、家庭危机凸显的另外一个表征是年轻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不再愿意生育小孩，或者说尽量选择少生育，人口再生产的危机加剧。

20、网络借贷的流行，也从侧面说明通过透支消费维持中产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

21、婆媳关系往往决定了一个大家庭的整合程度。

22、所谓平衡术，主要就是家庭资源配置中的均平策略。从治家的角度来说，所谓家庭资源配置其实就是代际支持的分配，涉及的主要是父母家庭与若干子家庭的关系。代价支持大致包括两类。第一类是物资资源的分配。第二类则是劳动力支持。

23、在婚姻市场中不再是男性而是女性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其结果是儿媳妇开始在家庭政治的权力格局中占据上风。

24、育儿精细化使家庭成员将精力和资源前所未有地投入育儿领域，它不断制造着青年人与老一辈的育儿焦虑，影响着家庭的经济决策与代际关系。

25、与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民家庭的生计方式以半正规就业为主，中年男性通常从事建筑工作，中年女性及青年人则进入服务业，这使得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点。当这种不稳定性的收入方式与进城后稳定的生活消费、债务偿还对接时，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

26、在城镇化兴起之前，农村家庭再生产围绕婚丧嫁娶这些关键环节设置家庭消费生活，日常生活发挥着储蓄功能，关键节点则进行大宗支出；在周期性的“储蓄—消费”环节下，农民家庭虽然也会面临经济紧张的困境，但这些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可以通过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完成平滑的过渡。落脚县城后，农民家庭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是日常消费与大宗消费的双重挤压，农民家庭的消费节奏也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农民的大宗消费都是依靠私人借款和银行按揭支撑，家庭既有的储蓄在勉强支付大宗消费后很难迅速偿还。此时，透支就成了一种必然。

27、县城城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消费性质的县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驿站而非终点。

28、两代人似乎生活在两种价值观中：父母拼命自我剥削进行家庭积累，子女则过分注重个人享受和超前消费，整个家庭在再生产上没有形成代际合力。

29、对大多数缺乏社会资本的小镇青年而言，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由地方经济和社会精英主导的消费场景。问题是，这种看似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升级不仅会增加小镇青年的消费负担，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小镇青年也可能在消费升级中沉沦和迷失自我。

30、当县域城乡居民到县外或网上购物越来越频繁时，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被汲取收益的程度还会大大提高，进一步压缩本地从业者的收益空间。比如网络平台和团购模式的发展使本地超市的经营状况变得越来越差。

31、以子代结婚为时限，一代人“折腾”的阶段主要在两代人结婚成家之间。成家后，第二代拥有自主选择权和第一代全方位的支持，能够通过“折腾”实现发展。然而，等第三代成长到结婚年龄后，家庭发展重心转移至第三代，第二代也就失去了“折腾”的资本。于是，第二代像第一代一样转变为建议者和支持者，维系着家庭的再生产。

32、中西部县城由于没有工业支撑，人口变动呈下降趋势，这就决定了消费市场的体量有限，低门槛、同质化创业的内卷更加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和利润减少。

33、县城经济的能量不能被盲目夸大，需要理性认识中西部县城的发展定位。县城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上，把县城的生活成本降下来，这样，无法留在大城市而选择返乡的年轻人才能在县城里安心生活。

34、与第一代农民工退守农村养老不同，青年农民工返乡并不是直接回到农村，而是在家乡县域经济社会空间中寻求发展机会，“返乡不回村”成为返乡青年的特点。

35、青年农民工返乡也促进了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县域青年作为县域社会内生主体，高度嵌入县域城乡经济空间和社会关系网格，对县域社会的归属感和长期发展面向更强。在人口外流的背景下，县域青年为县域城镇化和乡村人才振兴提供了主体补充。

36、对小婷的家庭而言，其父母仍抱持着浓厚的“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这一伦理观念有三个核心面向：一是家庭发展目标的双重性，即城镇化目标和子女教育成就目标；二是父系主轴，仍然以“父子一体”“生生不息”为生命伦理基础；三是通过代际合力与代内协作实现家庭的整体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