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李巍、罗仪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版。

1、在信息时代，学术文献近乎以流水线的方式被批量生产出来，给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学术茧房”。知识在逼仄的“学术茧房”中反复地内循环，得不到现实的检验；而我们困于其中，沦为形容枯槁、精神萎靡的“学术民工”，对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丧失敏感性和好奇心。当论文成为满足量化考核的手段，当学者不再是“精神贵族”，学术研究的初心不再，智识之光也黯然退却。今日世界日趋复杂，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包容的学术精神，而不能深陷狭隘的理论范式和学术藩篱之中敝帚自珍、顾影自怜。唯有现实世界才是检验学术创造的根本标准。

2、继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之后，中国作为工业文明兴起以来的第三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全面呈现。这使美国对中国崛起和自身霸权动摇产生了更加真切的认知，并开始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

3、近年来，以电子通信（含半导体）、电动汽车、航空航天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被视为关乎大国权力竞争的战略性产业，它们对内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拉动效应，对外关涉着国家实力投射和抵御外部影响的能力，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息息相关。战略性产业已然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必争之地，而大国围绕战略性产业的“攻城拔寨”主要围绕超级企业展开。超级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通常掌握行业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具备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并对构建整个行业生态具有关键的牵引作用。

4、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不仅依仗传统的军事、金融和意识形态主导权，更深深植根于其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控制力，我们称之为“产业权力”。这种权力已超越传统制造环节，延伸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掌控与“断链”威慑能力，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护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

5、英国是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霸权国家。英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主要建立在三大基础之上：无以匹敌的海军实力、金本位制度以及遍布全球的殖民体系。

6、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力的极端形式——国家之间的毁灭战争，并非发生在当时国际体系中作为霸权守成国的英国和作为新兴崛起国的美国之间，而是二者两次联手压制来自第三方的秩序挑战者，即德国和日本。对美国接替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霸权性国家而言，这种历史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7、美国霸权对全球体系的强大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产业、资源、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二战之后美国霸权的根基，是“美国式霸权”的标识性特征。

8、在如今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且全球生产网络业已形成的时代，产业控制力体现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尤其是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而不仅仅是对生产环节的控制。霸权国掌握“断链”能力，以此为基础形成产业权力，进而威慑对手。这是霸权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拥有的一种新权力。

9、外交、融资和创新是美国霸权的根源以及决定美国霸权走向的三个维度。从美国在这三个维度的表现看，其全球性霸权正在步入“黄昏期”，但美国并未坦然接受这一变化。

10、当代霸权国的外交能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二是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三是争取盟伴支持的能力。

11、外资进入和资本回流的水平是衡量霸权国融资能力的关键标志。

12、霸权国需要拥有综合性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不同主体的创新和不同路径的创新之间相互促进、有机配合的良性互动。

13、美国霸权体系的分析框架可以提炼成外交能力、融资能力与创新能力三大维度。外交能力体现为平衡霸权成本与收益，具体涵盖塑造国际制度、拓展市场及构建盟伴的能力；融资能力依赖国家财政与市场资本的协同，既要避免“金融诅咒”对制造业的侵蚀，又需通过全球融资支撑战略目标；创新能力则是技术垄断与产业控制的核心，需兼顾国家与市场主导的不同创新路径。三者相互依存，唯有形成良性互动，方能维系霸权的体系控制力；任一能力的失衡或衰退，都可能引发霸权的结构性危机。

14、美国将关税战、技术战与金融战作为霸权护持战略的三大对外手段，最终目的是通过给中国施加巨大的产业离心力，迫使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国转移，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削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进而实现竞赢中国并捍卫自身霸权的目标。这三场“经济战”将加速全球产业地理格局的重组，其实质都是通过施加反向推力促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

15、中美围绕外交的竞争聚焦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制度的外交竞争。二是拓展市场规模的经济外交竞争。三是捍卫资源供给安全的外交竞争。未来中美之间的外交竞争，从根源上看是中国所倡导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所主导的盟友体系之间的博弈。

16、铁锈地带是美国摇摆州的集聚地，掌握着大量对选举结果至关重要的选举人票。理解铁锈地带的利益和价值诉求，成为研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方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17、选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规则一方面将总统的选民基础从全国范围内转化为以州为单位，另一方面也使分散的选民利益得以在州的层面聚合，从而强化了州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及其在总统选举中的显要地位。

18、由于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化，两党分歧日益加剧，美国总统越来越代表其选民“基本盘”的利益诉求，而不是致力于成为“全民总统”。

19、铁锈地带的支柱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遭遇了近乎摧毁性的打击，该地区因此成为美国逆全球化势力的大本营。产业大面积衰落导致的经济困境在铁锈地带逐渐衍生出一种贫困文化、福利文化和民粹文化。

20、铁锈地带成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主要投射的地区。选民自身的价值诉求和政党偏好并没有太大意义，哪个政治人物和政党能够满足其迫切的经济利益和情感诉求，就能得到该地带选民的支持。

21、铁锈地带的选民主要有两大政策偏好及诉求。在国内经济政策上，这些选民总体上支持建立更好的福利体系，支持对大资本增税；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这些选民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制造业回流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锈带危机导致美国的产业和经济政策逐渐出现“向内看”的倾向，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表现出明显的“破坏性”特征。

22、一方面，共和党正在由传统亲商的政党转变为中产阶级和宗教保守派的代表，共和党的支持力量总体上有更强的内部认同和政治凝聚力。另一方面，民主党正在演变为代表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松散大联盟。这个松散联盟主要由支持全球化的科技界和金融界人士、自由派知识精英、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在经济上失败的有色族群构成；这个联盟虽然在整体人数上有优势，但由于内部纷争突出，在凝聚力上大不如共和党。

23、本章将展现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议程，一方面将霸权国的对外国家能力“找回来”，全面拓展关于国家能力的传统研究；另一方面将产业发展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找回来”，以揭示国家力量、地缘政治和产业发展之间的深层联系。在这两方面努力超越“产业经济学”的范式，尝试构建一个“产业政治学”分析框架，为理解当代大国产业竞争和国际竞争格局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24、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创新往往产生于有意识的引导。一方面，产业政策能够刺激“创造性破坏”的出现，通过重组现有经济资源实现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能够培育创新活动赖以生存的“产业公地”，进而为之提供知识、技能及人才等资源。因此，产业政策不仅被视为市场的补充机制，也是国家塑造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5、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成功地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制定符合其初始诉求的产业政策，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战略性产业领域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予以支持。

26、在现代经济中，随着技术的复杂性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效应日益增强，国家的协调能力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27、政治学界的大量研究表明，大部分国家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缺乏国家能力，即政府没有能力制定和执行正确的产业政策。

28、日本作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具备四个关键要素：一是精英官僚队伍，其职能在于识别关键产业，并为之确定发展方案和监督市场活动；二是作为”保险阀“的政治制度，其既能确保官僚队伍拥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也能够通过立法和司法部门对官僚队伍进行监管；三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干预方式，即国家在将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的同时，也需要保障市场的竞争活力；四是类似通商产业省的引航机构，该类机构既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产业发展目标，又不会滥用其职能。

29、韩国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有条件的产业补贴措施将关键要素的相对价格“搞错”，以克服落后状态带来的不利影响并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二是大型企业集团与政府之间存在相互挟持的合作关系，政商共谋降低了二者间的交易成本。

30、中国展现出以战略规划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制度调适能力为核心的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并很快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还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的深度协同，以及对市场机制的高度尊重。这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互动机制，为“发展型国家”理论提供了升级版实践样本。

31、美国在1958年成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打破了美国以市场主导创新的模式，主动识别关键技术并为之分配资金，同时积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跨越从研发到商业化的“死亡之谷”。

32、到冷战后期，军队、军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即“军事—工业复合体”。军工复合体不仅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还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旋转门机制深刻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国家安全型国家”中的重要力量。

33、在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带来的地缘政治挑战，特别是军事威胁，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安全型国家”体制。在其主导下，联邦政府开始全面介入与军事、国防相关的创新活动，这不仅帮助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还在美国激发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帮助美国在1990年代彻底战胜工业“新秀”日本和德国，重振美国霸权雄风。

34、美国“经济安全型国家”主要通过对内实施产业政策、对友建立产业联盟和对敌实施产业打压三大手段实现其目标。

35、在对外方面，美国商务部下设的工业与安全局（BIS）是美国实施技术出口管制的重要机构；美国财政部则通过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实施金融制裁，这两大机构成为美国进行产业打压的重要制度工具。此外，由财政部领导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还负责对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跨国直接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36、在政商关系方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巨头正日益成为美国现代产业战略制定的核心参与者，它们也构成了“经济安全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科技—工业复合体”在特朗普新任期伊始便高调露面，昭示着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在经济安全问题上的进一步融合，未来“科工复合体”将成为“经济安全型国家”中政商关系的突出特点。

37、“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与强大的国家能力密切相关，这种国家能力特指国家在与国内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能力。其次，国家还具备渗透能力，即国家能够深入产业体系的各个层面获取市场与技术信息，并借助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动员企业与社会各方，以实现对产业发展的有效引导。最后，国家还展现出卓越的协调能力，即国家能够构建高效的制度体系，以实现政府、制造商、供应商、消费者、劳动者以及科研部门等多元主体的协同。

38、对内国家能力和对外国家能力共同决定了国家能调动哪些国内和国际资源助推产业发展。其中，发展型国家强调制定和执行国内产业政策的能力，核心在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安全型国家则强调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开展产业外交，以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全球霸权护持。这两大理论分别从后发国家和霸权国家的视角，为产业政治学提供了国家能力的理论根基。

39、美国遭遇的来自苏联和中国的两次外部竞争压力，为其突破经济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分别进行“军事安全型国家”和“经济安全型国家”建构，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形成军事—工业复合体和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两大政商网络创造了契机。

40、2023年4月27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号召美国大力动用国家权力工具，从内政（产业政策）和外交（经济外交）两个方向入手，全面复兴美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能力，以实现其大国战略竞争的目的。这场演讲标志着美国新型产业战略的正式形成，并吹响了全面复兴美国制造业的号角。

41、为解决产业链的薄弱点，并通过产业补贴等激励措施助力美国的产业发展，拜登政府利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拥有优势地位的有利局面，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三大关键法案，致力于推动美国国内的基础建设，改善投资的硬件环境，同时培育半导体和系能源等关键产业的可靠供应链及本国生产能力。

42、从表面上看，供应链峰会及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是美国同全球各国构建的多边合作框架。但实际上，这仍然是“美国优先”理念在全球维度落地的体现。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由其主导的供应链联盟和基建计划整合全球的贸易和基础设施网络，将这些国家进一步捆绑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供应链联盟的建立使得美国能够挑选可靠、安全的供应来源，基建计划则为美国制造业创造了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而形成了具有韧性的生产—出口循环。

43、2022年5月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对华竞争机制。该框架包含中美经济竞争的四大关键领域，包括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IPEF的四大支柱是中美经济竞争的核心战场，也是国家经济安全最敏感的领域，其中“韧性经济”是美国构建产业联盟最重要的支柱。

44、通过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和北约这两大平台，美欧在经济上和安全上进行深度联动，同时也为美国军工产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利益。这不仅是为了巩固自身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领先地位，也是旨在通过制度性合作将中国排除在外。美欧在制定国际标准和控制供应链安全上达成的共识，意味着未来全球技术竞争的主战场或将转向标准制定和产业规则的争夺。

45、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这在人类二百年工业史上，是继美国在1890年制造业产值超过英国之后，又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

46、对外，拜登政府从全球、区域、双边和小多边四个层面出发，以价值观为“绳”、以安全为“结”，编织一张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联盟网络，旨在削弱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在印太、欧洲、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拜登政府通过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等地区机制安排多点辐射，布局了广泛的供应链、技术和军工产业联盟。从具体产业领域看，拜登政府精确瞄准半导体、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太空四大关键领域，联合盟友共筑一道高墙，企图将中国隔离于国际产业格局的核心之外。

47、产业霸权不同于产业竞争力，它是指一国对某种战略性的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方面的控制和塑造能力。这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权力工具，能够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美国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霸权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控制、资本控制和市场控制三个方面。

48、产业权力是一种与贸易权力和货币权力呈三足鼎立之势的经济结构性权力，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基于产业层面的分析视角。它是一国对某种战略性的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方面的控制和塑造能力，行为体可以通过行使该能力，使该产业发展符合自身的战略意志。在当前的产业全球化时代，权力的来源变成了对产业链中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利用。

49、技术创新的本质实为技术的“自我创生”，即从既有技术组合中孕育出新的技术，而既有技术领先所带来的“垫脚石效应”和积极反馈效应往往会导致收益递增趋势。这说明，技术优势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自我强化，进而催生技术创新的马太效应。这种效应在技术创新周期短的情况下会显著增强，因为赶超者与领先者的差距在技术升级迅速的条件下会被进一步拉大。

50、大部分半导体企业对美国资本和融资渠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这使得它们都得服从美国的各种法律和政令。一方面，美国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政府审查对相关企业的并购等商业活动进行干预，进而实现遏制竞争对手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还可以直接通过切断半导体企业的融资渠道，来发挥类似切断技术链的威慑和惩罚效用，进而实现对半导体产业的控制。

51、超级企业基于效率逻辑建立起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以整合全球资源，但这种商业行为深嵌于地缘政治环境之中。地缘政治通过改变一个国家对产业的“引力”和“斥力”塑造全球产业格局。产业向心力与产业离心力是地缘政治环境塑造企业供应链布局的关键。

52、产业向心力是一个国家因要素禀赋、市场规模、政策环境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吸引力。产业向心力生效的前提是在良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制定了供应链的效率战略，并以此来进行供应链布局。

53、产业离心力同样来自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力量。在经济上，产业崛起国本身经济因素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升高，会产生产业离心力，促使企业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地理空间进行产业转移。在政治上，产业离心力则体现为国家间关系发生负面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推动产业迁移的力量，这种推动力会促使企业制定供应链的安全战略并进而采用多元化布局。

54、产业向心力和产业离心力相互拉扯，给企业带来供应链安全困境。供应链安全困境是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地缘政治环境剧变对企业造成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指企业在供应链集聚带来的效率优势与供应链多元化带来的安全优势之间面临两难选择。

55、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观察和理解跨国产业链安全问题的表现。第一层次聚焦的是本国能否融入跨国产业链，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链脱离问题；第二层次关注的是本国在跨国产业链中从事什么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链锁定问题；第三层次观察的是本国在跨国产业链中的活动是否顺畅，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链阻塞问题。

56、跨国产业链安全问题是指一国在参与产业链的过程中丧失参与的自主性与可控性，可以分为产业链脱离、产业链锁定和产业链阻塞三种情形。产业链安全问题形成的底层逻辑在于产业权力分布的不平衡。

57、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大国战略博弈中，中国产业发展的特定优势可转化为五大红利。第一，中国拥有配套齐全的产业环境所形成的产业红利；第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容量形成的规模红利；第三，中古拥有教育长足发展所形成的人才红利；第四，中国拥有基础设施突飞猛进所形成的基建红利；第五，中国的制度红利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显现。

58、中国可以采取以下路径应对美国的产业霸凌。第一，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全面加强对外开放，持续扩大单边开放的范围，对冲美国的脱钩压力；第三，加强对欧经济外交，推动中欧深度经济合作与市场全面整合；第四，加强对跨国公司的外交，增强跨国企业的在华存在；第五，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排查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第六，更加积极引领全球性规则的制定，利用特朗普“退群”的时间窗口加强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