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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动力

    注:下文是笔者2015年6月27日、28日在广州与深圳的“岭南大讲堂”的演讲实录,感谢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先生的整理,已经笔者审阅。


    在本讲座中,我将从生产函数这一简单的分析框架出发,讲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改革开放的前30年(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为何能够高速增长;第二个故事,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2008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为何增长乏力;第三个故事,是如果中国经济要重塑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性改革必须落在何方。

    生产函数的左边,是GDP增速或人均收入增速;生产函数右边有大致四个变量:变量一是劳动力数量;变量二是劳动力质量(也即人力资本);变量三是实物资本;变量四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即除劳动与资本之外其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要素,我们可以主要将其视为技术与制度)。

                    1978至2008,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何在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能够以1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增长动力源自何方?有这样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这个层面主要是有两个人口红利在起作用。

第一个人口红利是过去30年内,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也就是16-60岁的人口数量,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率不断上升。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78年到08年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行呢?计划生育是一个重要的制度根源。计划生育在前30年扮演了很积极的作用,降低了被抚养人口占比,增加了总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因此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最初的30 年间,农村富余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又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城市,这就使得上述劳动力流动压低了城市的工资水平,使得中国获得了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再加上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廉价劳动力成本与世界市场相结合,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工厂,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后一道环节的集大成者。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30年内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一直很快。

    要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主要是看中低收入阶层愿意将多少收入投资于子女的教育。1978至2008年期间,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很可能从草根阶层进入城市的中上阶层,甚至可以带动一家人进城,从而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一代人的积累基本实现温饱,通过几代人的积累实现阶层的跃迁。为什么中国家庭愿意投入这么多钱给子女的教育呢?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很高。那为什么当时的回报率很高呢?从制度根源来讲,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个人通过努力完成阶层的跃迁是机会很大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当时的阶层板结性程度不高。因此,中国中低收入阶层愿意将很多钱投资在自己子女教育上,从而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这其中的逻辑链条是非常清晰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实物资本的积累速度很快。当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差不多50%,说明中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的经济体。

    造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快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投资收益率非常高。首先,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企业成立之后无论生产什么都有需求,初期整个社会的产品匮乏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有利可图;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正好赶上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大概是5%以上,所以提供了强劲的外需。中国的高投资紧密结合出口导向战略,外需足以将中国投资形成的产能全部吸收。此外,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年均超过10%)。换言之,内需和外需都很强劲,使当时的企业投资有利可图。

    造成中国实物资本积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中国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比较喜欢储蓄,很高的储蓄率可以支撑我们这么高的投资率,从而抑制了融资成本的上升。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例如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文化、习惯等。然而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人口红利一。过去三十年内,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自然会水涨船高,这是因为净储蓄者比重增加、净消费者比重下降。

    最后,过去3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一是因为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二是由于重大制度创新能够不断产生。

    第四个原因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速度很快。主要原因是我们有很大的后发优势。中国从很低的技术水平启动改革,技术落差使得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改良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盗版抄袭不足以显著影响其它发达国家的利益。所以这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善意忽略”的态度,我们可以借机实现技术升级。

第五个原因是每10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创新。1978年至2008年,经济增长不是没有起伏。而一旦经济增速跌破8%,就有产生一次重大制度变迁,重新塑造了增长动力。这30年间有三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首先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城市的放权让利(也即承包制)改革。其次是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从小平南巡启动改革,到国企下岗分流、住房商品化。最后一次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工厂。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再次跌到8%以下。如果没有重大改革,中国经济增速很难再回到8%以上,这也是全社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高期盼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为何衰减

     了解过去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能比较好理解当前的问题何在。从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这是大家普遍的感觉。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五个层面的动力来源都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度都在悄然减弱。

    首先,两个人口红利目前都正在消失。

    工作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前后已经达到峰值,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已经逐渐加速。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老年人的人口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数量开始下降,那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就会减弱。如果做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中国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要严重,其制度性根源也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一把双刃剑,1978年至2008年期间,出生率被压低,人口抚养比降低,同时也压低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换言之,计划生育在前三十年让我们享受到人口红利,但是现在让我们尝到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苦果。

    如今的中国农村,能够外出务工的农民都已经出来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基本结束。1978年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剔除通胀之后,基本没有变化,但2007年之后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在剔除通货膨胀之后,差不多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工资的增长对农民工是好事,但是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十年前一个农民工的月工资在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但目前在广东4000块钱想招到人也非常困难。简言之,两个人口红利都在悄然消失。

    其次,在人力资本方面,近年来中低收入阶层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已经显著下降。这几年有很多研究表明,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最典型的就是北大,北大在八十年代差不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可以占到1/3,但是在最近十年,来自农村的学生不到10%。换而言之,就是因为城市和农村的教育水平正在逐渐的拉大,导致农村的孩子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重点大学非常困难。上学开支巨大,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往往大学开始之日就是家庭举债之时,大学毕业之日就是家庭破产之时。因此,目前农村家庭愿意出钱让子女上大学的意愿越来越弱。换言之,过去这十年投资教育的回报率显著下降了,自然会降低中低收入阶层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而如果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自然会下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教育的回报率下降了呢?制度性根源就是目前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显著下降了。现在一个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已经越来越难。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目前阶层之间的板结性已经显著增强。换句话说,就是想实现阶层跃迁的梯子似乎被拆掉了。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这句流行语就是阶层之间流动性下降的最佳注解。

 再次,和人力资本非常相似,过去十年实物资本的积累速度也在显著下降。从最近的宏观数据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已经降到过去二十年的最低点,这就是中国经济最近为什么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产能过剩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最佳体现。目前,制造业领域几乎面临全面的产能过剩,该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同样面临过剩。在基础设施领域,中西部地区08年新增的不少基础设施投资同样面临收益率严重偏低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的一大原因是外需与内需的同时走弱。2007年至今,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不到3%,外需明显下降。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只有不到7%,内需也明显下降。内外需都在下降,这自然会通过加剧产能过剩来降低企业投资的回报率。

    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二是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有很多原因,例如融资链条显著拉长、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风险溢价显著上升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下降。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龄化。总结来说,内外需疲弱,产能过剩加剧,造成企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降低了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四,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开始悄然下降。

    技术上我们曾有很强的后发优势,但是现在正日益消失。首先就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在不断进步,距离国际先进技术的落差正日益缩小。其次,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其他国家对违反知识产权的做法不再是善意的忽略。美国政府最近正在试图在大西洋(TTIP)和太平洋(TPP)构筑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重塑全球的贸易投资规则。个中原因在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在WTO的框架下如鱼得水,现在要建立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标准来约束你。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对中国善意忽略,而是开始重视。中国想以比较低的成本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技术创新也不甚得力。为什么我们创新动力不足呢?首先,是所有制的问题,国有企业由于创新者不能获得相关回报,创新动力肯定不如民营企业。现在很多行业仍然是国有企业垄断一切的格局,这会损害我们创新的动力。其次,过去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薄弱,可以使我们以低成本从海外获得技术。但是现在我们要进行技术创新,没有相关的保护,民营企业也没有动力进行创新。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共同导致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去三十年中国有十年一次的重大制度创新,这夯实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遗憾的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现在的这14年间,还没有意义上可以与前三次制度变革相提并论的重大制度创新。正是因为前一个十年没有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造成制度创新比较缓慢,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如果再没有重大结构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可能急转而下。所以,新一届政府不得不在执政的前五年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这是不容易的,可能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阶层,阻力可能会很大。

                      如何重塑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回溯历史之后,我们现在就要展望未来了。在当前这样一个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解的背景下,能不能通过结构性改革获得新的动力,就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那么,如果政府想重新使中国经济增长焕发活力的话,可能在哪些领域做文章呢?

我们依然从劳动力数量开始。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延长或者转变人口红利。人口的老龄化是不能逆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的局面。首先就应该取消计划生育制度。但是在取消计划生育初期,工作年龄占总人口比重反而会加速下行,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为长远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放开。根据我们社科院人口所相关研究人员的预测,在未来一两年之内,所有家庭的二胎都可能会放开。延长退休年龄也是缓解劳动力数量下滑的举措,对你我来说肯定是65岁退休了。此外,如果依靠内部努力不能缓解劳动力数量加速下滑的局面,中国政府未来还可以采取从海外移入劳动力的举措。

 虽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比较充分,但农民工有多少人愿意是一辈子生活在城市里呢?恐怕绝大多数还是先攒点钱,回到当地的县城,买套房、做点小生意。如果农民工不能留在城市,就不会愿意进行大宗消费,而是要进行储蓄,工作的积极性也不会太高。要焕发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就要通过改革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复旦大学陆铭教授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能够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或者至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一个农民工的相应消费会上升40%。所以想继续维持人口红利二,就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至少应该实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能够享受教育、医疗、上学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但盖洛普的调研结果显示,一线城市的大多数市民反对这类改革,认为会挤占自己能够享受的公共产品资源。这生动地表明,有时候虽然我们口头支持改革,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后又会反对,这就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有时会发生的冲突,也是为何改革越来越难的原因之一。

    即使农民工能够进城,但如果农民工没有财产的话,在城市是待不长久的。要赋予农民工财产权,这意味着土地改革要推进。两年前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前所未有地给了农民在耕地、集体经营性用地、宅基地方面进行流转的权利。但是这两年间土地改革推进缓慢,因为目前中央高层有一种担忧,也即土地改革会造成农地高度的集中,出现失地农民的出现。他们希望在制度设计上要规避这样的风险。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导致目前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

    过去十年间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速度放缓,是因为阶层的流动放缓。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有一系列改革,但这些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首先我们要改变再分配改革,首先就是遗产税,其次房产税,其三是资本利得税,要将资源转移给中低收入阶层,就必须要有税制改革。再者教育改革。中国目前过度重视高等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是结构性的失业,大学生是严重的供过于求,但是高级蓝领工人供不应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像蓝翔这样的学校应该更多一些。在德国一个蓝领工人赚的钱可能比白领高,社会地位至少跟白领是一样的,而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职业教育自然会兴起。

虽然目前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但是服务业投资的潜力巨大。但是目前几乎所有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被国有垄断企业把持。因此要扩大服务业投资,首先就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很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这就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缓解融资成本提高的压力,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改革来提高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首先就是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存款利率就会完全由银行自己来决定。其次要大力发展包括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再次,中国的金融市场要逐渐对外开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改革的次序非常重要。在利率汇率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在当前金融市场的现有风险没有完全暴露与受到控制之前,我们反对贸然全面开放资本帐户。如果跨境资本流动控制不了,就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

在技术层面,后发优势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要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一要打破国有垄断,必须让私人企业全方位地进入服务业各部门;二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定要严惩窃取知识产权的做法,这样才能激励企业搞真正长期的创新。

由于过去十年没有发生重大的制度性改革,新一届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必须冒着风险在第一个任期内推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最可能发生结构性改革的有三个领域。首先是国企改革,我的判断是地方国企改革的进展会显著超过央企。过去10年间,地方政府积累了很多债务,为了解决存量债务压力,地方政府可能会出售国企股份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地方国企的改革可能会先行一步。其次是土地改革,但由于上层对土地集中与失地农民的关切,目前进展较为缓慢。再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金融改革,汇率改革、利率改革、民营银行、新三板等都在密集地出台各种举措,看起来,似乎本届政府已经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圈定为金融改革。但是这一点也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如果金融改革太快,而实体经济的改革跟不上,就可能会出很大问题。尽管金融改革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比较小,但是潜在风险也相对较高。如果实体经济改革的步伐持续落后于金融改革的步伐,那么未来10年间中国就可能进入爆发金融危机的高危期。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从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国家,都要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恐怕也概莫能外。当然,危机的影响有好有坏,关键看你有没有准备,以及有没有应对的方法。

总之,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首先应审慎乐观,我们既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也知道改革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但是大家也知道改革很难做;其次应未雨绸缪,如果知道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风险,知道哪些地方机遇很大,就能够提前进行布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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