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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强权：从货币读懂未来世界格局》，本杰明．科恩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版。

1、货币的国际化将为各国能力与影响力的重新分配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货币竞争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其核心涉及政治学家所谓的全球力量均衡。

2、美元之所以能够保持世界第一的国际性货币地位，主要原因包括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贸易的网络外部性、广阔的对外政策联结、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缺乏可靠的替代者等。

3、欧元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在其治理机制的设计中就存在结构性缺陷，而这些缺陷反过来又会使其他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恶化，并且在欧洲扩张其金融、政治或军事实力方面，限制了它与美国展开竞争的能力。

4、货币国际化是主流市场结构和市场激励下产生的自然而然的需求。从历史上来看，货币国际化的典型模式是，货币首先被私人部门采用，之后再被公共部门采用。通常来说，争夺市场份额，正是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本质。

5、网络外部性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即某一行为人的做法策略性地依赖于同一网络中其他行为人所采取的做法。

6、就经济因素而言，对货币的需求大体上由三方面的性质决定：其一，人们普遍对该货币的未来价值具有信心；其二，该货币应具有高度的交易流动性且能够对资产价值进行合理的预期；其三，该货币必须能够支撑起一个广泛的交易网络。

7、国际化货币的发行国需要有一套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并且对外国充分开放。金融体系必须具备较高水平的深度、广度和恢复能力。所谓深度，是指金融市场有能力保持相对较大的市价盘，而不至于对个别资产价格造成重大冲击。所谓广度，是指交易量和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确保卖出方与买入方的价差较小。恢复能力是指市场价格有能力从异常的大卖盘或大买盘中迅速恢复过来。

8、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新的货币必须能够充分带来某些好处，才能使人们甘愿承受高昂的潜在成本来使用它。在新货币崛起的过程中，时间滞后是必然的。

9、苏珊．斯特兰奇将货币分为四种类型：中性货币、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以及协商货币。中性货币（Neutral Currencies）是指纯粹通过经济因素来吸引市场参与者的货币。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如果货币发行国还能在相关的组织和发行区域中发挥主导力量，那么这种货币就可以成为顶级货币（Top Currencies）。宗主国货币（Master Currencies）源于正式的依附关系，并且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强制。协商货币（Negotiated Currencies）则更多依靠劝说，并且通过外交谈判或非正式谅解来推动或维持货币在国外的使用。

10、          斯特兰奇的货币金字塔由高到低将货币分为七种：顶级货币（TopCurrencies，曾经的英镑与当前的美元）、贵族货币（Patrician Currency，欧元、日元）、精英货币（Elite Currencies，英镑、瑞士法郎、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平民货币（PlebeianCurrencies，体量较小的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较富裕的石油出口国发行的货币）、被渗透货币（Permeated Currencies，拉丁美洲与东南亚经济体的货币）、准货币（Quasi-Currency，很多脆弱经济体的货币）与伪货币（Pseudo-Currency，巴拿马银币等）。

11、          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包括：货币升值过度的可能性；对国内货币政策不利的外部约束；与货币领导地位特权相伴随的政策责任。

12、          关于实力（Power）的分析必须解决四个关键的问题，分别是实力的含义、实力的来源、实力的运用以及实力的界限。

13、          实力不仅仅意味着对他人施加影响，也意味着不允许他人来影响你。某个国家如果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即能够隔离于外来压力并且化解他国的影响，从而运作自由，那么它同样也是有实力的。

14、          实力必须以自主权为前提，这样才能产生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力。而影响力便可以理解为某种衍生功能。

15、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对于实力分析来说，最重要的位置维度就是中心性（Centrality），即为了保持关系结构，其他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个节点。某个节点的位置越是靠近中心，它的实力也就越强，自主权和影响力都会得到提高。中心性是用网络中连接某个节点必经路径的数量与强度来衡量的。穿过该节点的链接越多，并且这些链接的不对称性越强，该节点代表的行为主体的中心性就越强。

16、          实力的第一种面相是关系实力，也即A具有让B做某些事的能力，而这些事B本来是不会去做的。换言之，这是要求他人开展某些有悖于自身潜在偏好的活动的影响力。实力的第二种面相是结构实力，也即一种通过顺利地修正现有的激励与收益结构而攫取利益的能力。换言之，结构实力是一种通过设定议程来决定他人可行的选择集合的能力。如果把关系实力理解为在现有博弈规则下获益的能力，那么结构实力就是通过修订博弈规则来获益的能力。实力的第三种面相属于认知层面发挥作用的机制，也即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提供的思路，对他人的身份和利益认知施加根本性的影响。由于软实力强调的是信仰和价值层面的皈依和认同，因此它与实力的第三种面相最为接近。上述实力的三种面相，已经被科林．海伊概括为决策制定、议程设定和偏好塑造。

17、          影响力最重要的几个维度包括范围（Scope）、领域（Domain）和权重（Weight）。范围是指一国采取的行动能在哪些问题上影响他国。领域是指一国能够影响多少国家。权重是指其他行为主体的行动在多大可能会因为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

18、          “实力诅咒”（Guilio Gallarotti）：一国实力在积累一定时间之后，实际上很可能会削弱它对各种后果及其他国家行为的控制力。对实力的寻求，往往埋下了使其毁灭的种子。这种诅咒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际性货币的种种好处可能诱使发行国陷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导致它忽视了日益增长的脆弱性以及各种反馈。另一方面是超额对外负债不断上升的风险，最终可能彻底堵死宏观经济灵活性的任何操作空间。

19、          在有关货币事务的情境下，实力皆与自主权相关。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调整外部失衡的成本。货币实力的最终源泉，在于避免收支调整成本的能力——维持本国的政策空间，尽可能避免国外的约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避免调整成本的能力越强，其货币实力也就越大。

20、          笔者将调整成本分为两种形式，持续性调整成本与过渡性调整成本，每种成本分别对应一种特殊形式的货币能力，延迟调整能力与转移调整能力。持续性调整成本可以定义为，在所有改变都发生之后达成新的国际收支平衡的成本。延迟能力是通过推迟调整过程以避免持续性调整成本的能力。相比之下，过渡性调整成本可以定义为做出改变本身的成本。若不能推迟调整过程，就通过转移能力将成本尽可能多地分流给其他国家，尽量避免调整的过渡性成本。持续性调整成本不会由其他人分担，而过渡性调整成本则可能落到任何人手里。过渡性调整成本的分配同时取决于调整过程的两个方面：首先，谁承担汇率变动发生的责任；其次，不论汇率变动与否，哪个国家的国内价格和收入被迫遭受的直接影响最严重的。

21、          转移能力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些基础性结构变量（例如一国的开放程度和经济适应程度）。一国抵制价格、收入或汇率的被动变化越容易，它将调整压力转移到他国的能力就越强。延迟能力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些财务变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国的国际流动性情况，包括外汇储备和外部信贷渠道。

22、          过渡性成本分配的两个规律：第一，一个规模越大且越多样化的经济体，在过渡性调整成本的分配方面就越有利；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渡性调整成本的分配有望变得相对较为稳定，而非波动性越来越强。

23、          调整性成本分配的两个规律：第一，债权人即便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也能强烈影响持续性调整成本在赤字国家之间的分配；第二，持续性调整成本在逆差国之间的分配很容易剧烈波动。

24、          金德尔伯格认为，货币领导者有望发挥五种职能：一是对亏本出售的商品保持相对开放的市场；二是提供反周期性的或至少是稳定的长期贷款；三是在金融危机时充当最后贷款人；四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体系；五是确保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调。

25、          只有三种功能真正在地缘政治方面增加了价值，这些功能集中在金融市场、贸易以及中央银行储备三个领域。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和储备金中的作用提高了发行国的自主权，使其更容易避免延迟调整成本，同时增强了它在全球金融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26、          正是贸易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在若干投资功能的货币中，谁会脱颖而出成为受欢迎的储备资产。一种货币在贸易计价与结算中运用得越广，那么它就越有可能被用作储备资产。

27、          一个国家经常账户状况与它的货币使用程度提高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每种货币国际化开始时，都伴随着经常账户盈余而非赤字。理论上讲，国际货币发行国仅仅借助于资本账户的调剂运作，就能够无限期维持其货币的地位。

28、          一个国家实力的四要素（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对外政策关系以及军事影响力）在推动货币国际化方面似乎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29、          惯性、实施成本、国内政治因素和互换性问题可能会合在一起限制货币的崛起。

30、          在私人层面与官方层面上，日元更多地被用作价值储藏，而不是用作交换媒介或记账单位。与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不同，相对来说日本在进行海外业务时很少使用日元。

31、          GDP体量和贸易规模的引力作用，有利于提升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但对价值储藏来说，可能充其量只有某些间接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显然更有助于促进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而不是交易媒介功能。对外政策关系则有望在官方层面对货币功能产生最大的影响，例如汇率锚、干预媒介以及储备货币。

32、          货币国际化是由市场需求方偏好的自发演进驱动的，并非出于供给方刻意为之的“影响力图谋”。有管理的货币国际化并无成功的先例。

33、          对任何体系竞争性水平的衡量，无论经济体系还是政治体系，“极化”都是一个相当粗糙的说法。若要精确刻画一种体系，就不能仅仅考虑极的数量，而要考虑各个极之间的不平等。集中度能够将不平等和极化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衡量工具，因此用它来刻画竞争性结构更合适（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从这一维度来考察，过去25年期间货币体系的竞争性结构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34、          当前美国是能够以任何所需的规模，提供兼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投资级别资产的唯一来源。就交易便利和保值能力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比得上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T-bill）。

35、          在复杂的供应链和直接投资资金流所勾勒出的全球交易网络中，美国的企业位于该网络的中心，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经济的有效范围。根据Sean Starrs的研究，在世界经济25个广泛的领域中，由美国公司主导的多达18个。

36、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华盛顿当局迅速展开行动，充分利用其军事影响力对沙特进行劝告，要求它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发人们抛售美元的行动。沙特保证继续支持美元。美国承诺对沙特持有的美元给与绝对保密，甚至还提供了一项单独的附加资质，便于其在正常的拍卖流程之外买卖美国国债。

37、          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面临的五种潜在风险：第一，投资者信心突然丧失引发对美元的挤兑；第二，外国政府和央行突然抛售美元；第三，美国债务继续攀升损害美元的国际声誉；第四，源自货币锚的汇率管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第五，美国不得不承担一些潜在的过多责任。

38、          在真实世界里，通常是灰色地带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即使明显属于非理想状态，但也能够成为非常强大且坚韧的存在。

39、          最能体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劣质妥协精神”之危害的，莫过于它在管理俱乐部内部失衡风险时所作的反复努力。

40、          最根本的不匹配，是欧盟货币政策规则与财政政策规则的不匹配。

41、          欧盟的三个潜在问题：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二是研发投入不足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三是2008年开始的延迟退休政策将会导致人力资本受到侵蚀。

42、          一些重大问题的积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大幅削弱中国的扩张势头：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来驱动经济增长；债务水平相对于GDP的快速上升；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腐败现象；严重的环境污染；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等。

43、          本书有三项重要贡献：一是将政治维度移至货币国际化的舞台中央；二是系统探究了连接货币国际化与国家实力的各种因果关系；三是认为将货币国际化这一概念分解为国际性货币可能扮演的若干种功能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44、          货币的某些功能，可能将其发行者置于斯塔克尔伯格博弈的领导者地位，使其实际上受到追随者决策的制约，这在锚定货币功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45、          就目前来说，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竞争结构似乎不太可能发生任何重大转变。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元在边缘地带的主导地位将发生某种程度的动摇。但总体上各种货币之间的力量平衡不大可能发生剧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