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1、在新时代，在社团合作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成为某个更大社团的一部分；而在过去的时代，具有支配作用的意识是自己成为包罗一切的宇宙。

2、历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主导体制的影响。倘若这种影响证明是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已实际形成了先入为主的成见，那么我们的询问也就有了最终的结论。

3、宗教的改变，实在是英国史上一切事物的开端，是一个直接的转折。

4、为了理解局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整体，因为整体本身才是可以说明的研究领域。

5、一个摆脱了经济活动的少数人社会的出现，是识别文明的标志，不是文明的定义。

6、我们对任何事物所做的任何定义，无论如何都应具有这种双重的形式，要考虑到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性，考虑到主客观之间真正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7、从技术变革既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原因这个意义出发，每一次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一次社会革命。

8、猎人居无定所的生活解放了人类的思想，而农业却把人变成了土地的囚徒。

9、构建一个模式与检验模式同它的象征之物是否相符乃是两种不同的举动，但把这两种举动彼此分离开来也绝非妥当。

10、四种既定的希腊哲学：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

11、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

12、这种无根的社会找到了在不利条件下维持自身凝聚力和连续性的新手段。此时的维持手段就是自愿遵守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教规律法。

13、一个流散社会必须从多数人社会允许它的成员从事的职业中挣得财产。这种限制最小的、对他们开放的职业通常就是零售业。

14、目前世界上最显著的两个离散社会是苏格兰和黎巴嫩。

15、城市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城市居民并不同自己的邻人过从甚密，而是同散居在都市地区的旨趣相同的人一道往来。

16、对劳动分工进行补充和调整的方式是社会模仿。模仿也是社会生活的一般特点。

17、那些令我们的动物祖先变成我们人类的因素，就是意识和愿望的获得。这两种心灵的才能是人性的显著标志，相互矛盾是它们的特征。

18、扩展文明的疆域以及因同化相邻的蛮族人而使人力资源得到扩充，是文明这个社会物种自诞生以来便具有的生命活力的恒久特点之一。

19、与因果关系不同，挑战和应战不是先定的，在所有的场合并非一定是均衡对应的，因而它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

20、即使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所有种族、环境或其他能够供科学阐释所需的资料，我们仍然不能预测出这些资料所代表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21、尽管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人的意志仍然不能把握胜利，因为胜利最终来自一种思想和意志无法接近的源泉。

22、一次遭遇的结局是不能预测的和事先决定的，而是产生于遭遇本身，如同一次新的创造。

23、必须到我们所称的“挑战和应战”相互作用的模式中去寻找文明的起因。

24、文明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

25、那种朝一个预定的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

26、这些停滞社会或团体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均由于尝试并实现了一次重大的举动而停止了运动，它们均对恰好介于刺激和过分刺激之间的挑战进行了应战。

27、已被他们成功征服的、令人生畏的自然环境，又不声不响地奴役了他们。游牧民族在取得对草原的主动的同时，又丧失了对更广大的世界的主动。

28、这种在恶劣的地带产生出有效的、绝妙的经济成果的社会手段，证明是对更高文化发展的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

29、把处于成长中的个人或社会对外部环境的支配和内部自决或自省的能力，看成是一种渐进的、不断积累的提高过程。

30、成长的进程意味着：在每一个连续的回合里，在决定成败与否的问题上，外在世界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而内在世界的行动才至关重要。

31、当挑战和应战的系列在反复运行时，如果说应战的举动趋于从外部环境向正在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的内部转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一系列对连续挑战所做的成功应战看作是成长的体现。

32、成长的意思是指：正在发展着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它们自身的环境，成为自己的挑战以及自身的战场，而趋向自决的进程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公式，用来描述使生命走进自身王国的奇迹。

33、向社会提供这种服务并因此引起社会成长的个人，精确地说是超人，因为他们获得了超卓的自制能力，并以极为少见的自决力量将它展现出来。

34、持续成长所依托的进程原本是充满风险的。一个社会所拥有的那些创造性的领袖人才，为了带动没有创造性的群众，就必须求诸于社会“训练”。当领袖们的创造灵感消失的时候，这个“机械设备”会转过来反对它的操纵者。

35、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行为所及的各种力量。

36、我们现在已经摈弃了三种有关文明衰落的宿命解释：一种理论认为衰落是偶然的结果，是钟摆式的自然界出现了故障。另一种理论认为文明如同有生命的机体，具有自身固有的生命周期和生命波动。再一种理论认为，任何文明在任何特定时期的衰落，是由于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人，换上了种族衰退的病症。

37、在该法则下，车轮（或局部或手段）的重复运动引起了车辆（或整体或目的）的非重复运动。这两种运动的协调——一种主要的非重复运动产生于一种次要的飞速重复的运动——大概是我们所指的韵律的精髓。

38、利用人类的模仿本能必然伴随着灾难的危险。模仿是人性沟通交流过程中的一种机械化的载体。

39、在任何整体中，局部之间失去和谐都会使整体相应地付出丧失自决的代价。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

40、可以把偶像崇拜定义为：在理智和道德上对部分而非对整体、对创造物而非对造物主、对暂时而非对永恒的一种盲目崇拜。

41、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社会内部生活中出现精神衰败现象的一个明显的外部标志。

42、意大利在14和15世纪所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是西方文明在之后400年时间里不断具有活力的原动力。

43、利奥的成就，即在东正教精神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复兴了罗马帝国的制度，是对过于猛烈的挑战给以的一次极度成功的应战。这项伟业造成了过度的疲劳，从而招致一种畸形的惩罚。其外部症状是国家在东正教社会生活中的早熟以及过分强化，代价则是牺牲了一切其他的制度。

44、东正教教会的传教工作，因其大教长依附于东罗马帝国这一世俗权威而受到削弱。

45、由于轻易地选择了这种以牺牲稳定和安全为代价的征服政策，东罗马政府证明它丧失了中庸和克制的政治家的精神，先前这曾是帝国得救的灵丹妙药。一旦丧失了这种精神，那种始终是东正教社会生活重压的制度就变得无法令人忍受了。

46、教皇制的全面衰落可以追溯到它放弃了那柄精神之剑而选择了物质之剑。

47、可以将成长的核心成分视为一种“冲动”，它推动受到挑战的一方经过最初的成功应战而出现的平衡状态，然后进入一个因出现新的挑战而形成的不平衡状态。正是这种失衡的因素，把本是单一的挑战和应战的举动，变成了反复或者周期发生的一种有韵律的运动，而成长的概念便是这种韵律的一种暗喻。

48、在文明解体的过程中，作为成长标志的持久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让位给残忍的一致性和无创意性，紧张代替了多样化，成了变化的形式，这使得一系列的表演少了一些单调乏味。

49、暴力是外部无产者在解体文明的压力下所做出的唯一反应，同时也意味着外部无产者没有任何开发温和反应的能力。温和的选择才是内部无产者能够完成创造举动的积极因素。

50、所有这些对精神不确定性的种种表现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一种道德失败的感觉，它使得当事人与他们所在的社会以及个人存在的现实相脱离，鼓励他们去追求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以代替难以忍受的现实。

51、在实际生活中，泥沼和山岳之间可能会有一片共同的边缘地带，即情感和行为的中间区域，不过一旦越过这个区域，那个社会解体时代饱受磨难的灵魂，就可以实现从随遇而安向努力奋斗的艰难过渡。

52、遁世哲学在力求得出一个逻辑上不可避免、道德上却无法忍受的结论的过程中，最终打败了自己。小乘佛教必须为大乘佛教开辟道路，斯多葛派为基督教开辟道路，阿罗汉为菩萨开辟道路，贤哲则为圣人开辟道路。

53、不是寻求逃避苦难，而是拥抱并回应苦难，一个生在解体社会中的人便会赢得解脱，在一个更高层面上重新走上成长之路。

54、政治上软弱的内部无产者却能最有效地利用大一统国家的太平环境，自下而上地宣传一种高级宗教，最终建立一个大一统教会。

55、对于大一统国家提供的服务，唯一长远的受益者是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获得的好处总是虚幻的，而一种外来文明所获得的好处则往往不能长久。

56、大一统国家为贯彻和维持其统治创立了一些具体制度，其中某些制度往往无意之中为那些懂得如何利用它们的人提供了服务。这些制度包括地理上的交通系统和语言上的沟通系统、都城首府、大一统国家创建或采纳的文官制度等。

57、直到19世纪传统的中国国家土崩瓦解之前，大运河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脊髓。

58、西方文明为自身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世界交通网络很可能会被意想不到的受益者所利用，并且由这种讽刺作用来体现出它的历史性意义。

59、一种宗教的外表反映了这种宗教形成时的时代和地区的特点。一种宗教的核心则是满足人类永久的精神需求。

60、未来的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于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现存文明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获得的最大教益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61、大一统教会的存在理由就在于，它们能够在一种文明崩溃和另一种文明诞生之间的混乱时期保护珍贵的生命萌芽，从而保护文明的延续。

62、高级宗教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它们都起源于某一种文明的框架里，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这种社会母体，但有没有彻底脱离出来。当然，在脱离的程度上，它们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

63、印度教和佛教起源于印度文明，犹太教起源于叙利亚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起源于一个由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二者解体后的因素组成的“文化混合体”。

64、教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如果不把它们当作一种新型制度，而是仅仅当作它们借以产生的文明里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那就不能理解它们。

65、宗教包含着两个相互依存但又截然不同的因素：一个是对未知事实的猜想，另一个是遵循这些猜想采取的行动。所有的宗教概莫能外。

66、宗教的本质是个体对超验性精神实在的体验和个体为达到与这种体验的和谐而做的探索。

67、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已经清楚地显示，人类的无知和软弱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特征。

68、蛮族是一把大扫帚，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这种破坏工作就是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的神话和诗歌热情地赞颂这种业绩，以至于使后人几乎无法认清其真相。

69、边界的形成是一个文明濒于崩溃时特有的各种现象之一。边界的形成造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氛围，英雄时代便由此产生。

70、由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碎片混合而成的“文化杂居区”最后却被证明是极其多产的。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正是在这片土壤上萌芽的。

71、若要研究高级宗教，最小的可以了解的研究领域也必须大于单个文明的领域，必须包括两个或更多的文明之间的接触。

72、1683年，奥斯曼人第二次进攻维也纳遭到失败。这一失败标志着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明的最后一次进军的终结。

73、1945年以来，非西方强国自1683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开始在强权政治舞台上成为重要角色，而且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

74、西方定调，俄国人跳舞。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的希律主义政策乃是对西方压力的即兴式回应。

75、在非西方国家中，苏俄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西方工业生产技术在实践中有可能脱离其西方文化母体，条件是有一个能够有效替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后盾。

76、与中国相比，日本两次西化时期和插入的几次反西方时期都是走向极端的，两次政策逆转——17世纪初从接纳转为排斥，19世纪从排斥转为接纳——都是比较突兀的。

77、在瓦解了叙利亚文明之后，希腊文明就自我引爆了。在致命的火药桶里，既有叙利亚因素，也有希腊因素。希腊文明的最后崩溃是基督教造成的。

78、在一个通过自愿协商而联合起来的未来世界里，由于西方的某些态度和目标具有破坏倾向，而其他的文化价值体系提出相反的有力主张，因此西方社会必定泯灭自身的文化侵略能力。

79、在本土无害或有益的文化因素，如果被分离出来，闯入异国的社会环境后，往往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一个孤立的文化因素一旦在新环境中站住脚跟，往往会把自己原有文化的其他因素也吸引过来。

80、狂信派像复古派一样僵化。希律派则要拆除或掩藏侵略者攻击的文化目标，但是这些伪装方式反而使侵略者更容易长驱直入。因此，这两种回应方式都是在加速自我灭亡。

81、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和统一。

82、西方的活力使得非西方的大多数人类不可能继续不变地维持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的爆炸性不受到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83、如果一个社会接受旧事物的复兴，而不是去寻求一种新的创造起点，那么一个文明本身产生的天才就会被扼杀。

84、艺术综合了人的感知和思考，因此，无论在艺术创作中的时间和空间起了什么作用，艺术中所包含的见识的效力却会超越创作时的历史时空的暂时性和地域性。

85、艺术是把在逻辑上不相容的必然与自由这两个范畴加以结合与协调，而这种暧昧性恰恰是一个文学作品或视觉艺术作品能够超越诞生它的社会，对人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关键所在。

86、在研究人类世界的众多门类的学者中，只有历史学家不仅把研究独特性，而且把捍卫独特性作为自己的事业。

87、人类世界中的变迁、异常和创造都是独特性的表现，因此，历史学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用他们的智力捕捉住这些变迁、异常和创造。为了理解独特性，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抵制理智的常规运作潮流，逆流而进。

88、人没有注定成为命运的玩物或神秘的甚至武断的上帝的工具。在上帝的法则和大自然的法则之下，只要人类了解了这些法则，并按照这些法则行事，就能自由地做出选择已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恩格斯所言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89、神交、寂灭和毁灭乃是返璞归真的不同形式。它们是一种完成的不同象征。这种完成是不可言喻的，因为它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短暂生命体验的反题。它们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调：从不和谐返回到和谐，或者用中国术语来讲，从阳回到阴。不可言喻的境界，在这里完成了。